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开始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由单一军种发展为陆、海、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从1949年10月起，陆续任命了各军兵种领导，建立了军兵种领导机构：

1949年10月，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至1950年4月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949年11月11日，空军领导机关成立。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1950年1月，任命肖劲光为海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缺；1950年4月14日，海军领导机关成立。

1950年4月，任命陈锡联为炮兵司令员，政治委员缺；1950年8月1日，炮兵领导机关成立。

1950年6月，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政治委员缺；1950年9月1日，装甲兵领导机关建立。

1950年12月，军委工兵领导机关建立；1951年3月，组成军委工兵司令部；1952年9月，任命陈士榘为军委工兵司令员，政治委员缺。1955年8月，军委工兵司令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部。

1954年2月，任命王震为铁道兵司令员，政治委员缺；1954年3月，铁道兵领导机关正式成立；1954年4月，王震兼任铁道兵政治委员。

1955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罗瑞卿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7年9月，公安军番号及其领导机构撤销。

1955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缺。1957年5月，防空军和空军合并，防空军番号撤销。

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上将

可以看出，以上各军兵种领导机构，只有最早建立的空军领导机关设有政委，但半年后就取消了，其他军兵种都不设政委，只有副政委，或司令员兼政委，没有专职政委。这是怎么回事呢？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我军为加快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开始向苏军学习，涉及到方方面面。当时，苏联军事顾问主张解放军应该学习苏军的“一长制”。所谓“一长制”，就是“按苏军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员，实行单一首长制。”尽管有不少军队高级干部赞成“一长制”，但由于“一长制”与我军长期形成的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有很大不同，对此军委非常慎重，既没有全盘照搬，也没有完全否定，而是采取有保留地试行。一是各级机关已有的政治委员继续保留；二是在新建立的军事领导机构暂不设政治委员。

从1950年起，新建立的军兵种领导机关，就成了“一长制”的第一批“试点”机构。并且，建国初期新成立的军事院校也不设专职政委，一般为院长兼政治委员，如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政治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后勤学院院长李聚奎，总高级步校校长陈赓、校长兼政委宋时轮（1954年3月），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陈赓。

陈赓在军事工程学院开学典礼上

当时确实准备逐步实行“一长制”，取消团以上各级的政委，甚至营、连级的教导员、指导员，或改为只设副职。《彭德怀传》提到，1953年上半年，由于苏联顾问的反复提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曾“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到5月间，彭德怀在同苏联总顾问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十年之后实行‘一长制’。 ”

由于“一长制”与我军的传统相驳，从一开始就争议就比较大，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曾当面向彭德怀陈词：“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制度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学习苏联，搞一长制。如果那样做，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不就丢掉了吗？ ”（见《罗荣桓传》）

彭德怀接受了罗荣桓的意见，终于改变了原来准备实行“一长制”的主张。在同年10月准备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报告时，在报告中曾列为专题详细阐述的“一长制”，被军队必须实行“党委集体（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取代。

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开始反思苏共的消极面，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号召在学习苏联经验上采取分析、鉴别、批判的态度。1956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听取重工业口各部门汇报时指出：“学习苏联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苏联内务部不受党的领导，军队和企业实行一长制，我们就不学。” 此后，中央军委彻底放弃了实行“一长制”的想法。

1957年2月，国防部任命了一批高级将领担任军兵种政治委员，结束了我军没有军兵种政委的历史：

苏振华上将为海军政治委员；

吴法宪中将为空军政治委员；

邱创成中将为炮兵政治委员；

向仲华中将为装甲兵政治委员；

黄志勇中将为工程兵政治委员；

崔田民中将为铁道兵政治委员（1957年9月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离任后）。

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

铁道兵政委崔田民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