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我没有研究什么专门学问，也没有读什么成套的四书五经，五四运动以后，一直爱看各种杂志，这种泛览杂志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五四运动的时候，就开始看《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继续看《新青年》。这时的《新青年》已经从北京搬到上海，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同时也看胡适他们的《现代评论》和《努力周报》，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鲁迅他们的《语丝》，创造社的《洪水》、《创造周报》，以及国家主义派的《醒狮》、《孤军》和鸳鸯蝴蝶派的《紫罗兰》等。报纸副刊就看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它是邵力子编的，多讨论政治问题。还看《时事新报》的《学灯》，它是张东荪编的，多涉及文艺问题。后来就看共产党的《向导》(1922年创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国青年》(192〕年创刊)

看的这么杂，思想也不能算稳定，主要倾向什么，自有一个筛选过程。可能倾向《新青年》，也可能倾向《现代评论》，也可能倾向《醒狮》。我觉得乱七八糟这么一看，经过这么一个长时期的筛选，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加上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我认识到必须走一条正确的能够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道路。因此在思想上否定《现代评论》派，否定《醒狮》派，逐渐形成一个倾向，走《新青年》和《向导》的道路。

当然，同时我也念了一些涉及共产主义的小册子。那时还在读书，见闻有限，这些书只能是在上海出版发行的。记得其中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有陈望道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有李汉俊译的《资本论入门》，有挥代英译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有李季译的一部篇幅很长的《社会主义史》，有考获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此外还有中国青年社自己编译的(马克思主义浅说》，新青年社编译的《社会主义讨论集》，瞿秋白写的《社会科学概论》，李季写的半本《马克思传》。这些书只是现在所能想到的，可能看过的东西不仅这些，但也无从追忆了。这些东西，从马克思主义体系、社会主义体系来讲，虽然是极为简单的，可也未必全看得懂，但对于当时一个青年学生的思想发展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它给我打开了一个通往未来世界的前景，虽然还是一个云雾般的憧憬，一个模糊的轮廓今后的实践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就是这些书刊，已经把我推到前进的行列了

当然，只有这点理论是不够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从理论上接受共产主义，固然十分重要，但要真正觉悟，并决心为这一事业而奋斗，则必须有比理论更为重要的直接影响他的客观实际。上海是一个典型的好几个帝国主义统治的半殖民地，它既反映各个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反映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力量附着在帝国主义身上的剥削，因此反面就有游离于农村经济以外的工人阶级和失掉生活手段的流氓无产阶级。以帝国主义为首，画成一幅社会各种力量的矛盾极为复杂的画卷。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在上海居住久了，他被迫要认识这个社会，进人这个社会，亲身取得深切的感受。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1922年的直奉战争，联省自治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的创刊;1923年的曹馄贿选总统，中国国民党改组;1914年列宁逝世，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建校，等等。这些都是我上面所说的，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要的各种社会矛盾的不同形式的爆发和表现。

1924年国民党改组，正式宣布国民党和共产党成立统一战线.1925年孙中山逝世。这使国民党的成信大为提高，一时被看成一个除共产党以外的极为庞大的左派力量。在1924-1925年时期，许多青年学生，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先加人国民党，然后才加人共产党，这是一个合理的觉醒过程。由于国共合作.某些共产党员为着工作关系，同时兼有国民党党籍，这是当时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自广东形成一个中国民主革命根据地以后，许多有思想的青年都跑到广东去了，大部分进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四川学生也去了不少，以上海大学的同学为主，在四川学生中形成一股左倾力量，他们大部分是CP,CY。当时上海的左倾学生有许多暗语，如用“商务印书馆”来代替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简写作CP，而商务印书馆英译名(COMMERCIAL PRESS)的简写也是CP，所以如说某人是共产党时，就说他是商务印书馆的。CP和CY之间还有另一种称呼法，既有趣，又非常学生气。共产党员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其实，整个党都是很学生气的，如当时的中央通告正文前的称呼，不写“同志们”，而写成“各级同学们”。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时，写作“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还有一个词，虽然不是暗语，几十年后却成为一个非常不恰当的用语，就是“爱人”两个字。六十年前，这些共产党员都很年轻，都没有结婚，有了男女朋友，彼此互称为“爱人”，根据当时的潮流，这完全是可以的。以后把这个词表达的关系固定下来，沿用至今。夫妻六、七十岁还称“爱人”，说者既难开口，听者也觉好笑—但这却留着年轻共产党的历史痕迹。

我在上海的整个就学时期，可以看出来，并没有专心当学生，心情总不是那么稳定的。从浦东中学转南京一中，又转大同大学，又转沪江大学，又转东吴大学法科，没有真正埋头读书，总觉得不如意。而客观外界，特别是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总是非常复杂地影响着我。总是想在课堂以外找出别一个天地来自由活动，政治的天地，不是学术的天地。当然首先遇到的问题不是国民党的问题，而是共产党的向题。一些亲近的朋友，特别是一些共产党员.大体上已经看准了我这种思想脉搏，因此动员我参加共产党。于是1925年五份运动以后，由李硕勋、何成湘介绍，找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卅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早些时候的五四运动，一般地是促进了中国青年的民族觉醒，范围主要在青年学生。而五卅运动，就它的规模和性质而论，则一般地是促进了中国青年的民族觉醒，但更多的是促进了中国青年的阶级觉醒。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对这个运动起了领导作用而运动的影响，又波及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

我当时还关在学校里面，并没有实际地参加这个运动。但除了一般意义以外，它对于我有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使我在五卅运动后，非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可。因为五卅运动发生以后，我的那些四川同学，在运动中非常活跃。还有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李硕勋，他是我青年时期最好的朋友。还有一位五卅运动的牺牲者，牺牲在南京路上的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他是我同县人，又是小学同学，他的牺牲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成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上发生突变的两个原因。李硕勋、何成湘两个同志自愿承担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1925年秋天我正式加人中国共产党。

由于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注定了我要结束在上海的学生生活。现实的革命，要求青年党员脱离学校进人社会，所以我要不要等到大学毕业才去参加工作，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十

我准备离开上海，脱离学生生活，去的地方当然是广州。因此1926年3月初，我就不再去东吴大学法科注册上课了。去广州有两个同路人一是欧阳继修，他离开上海大学;二是朱代杰，他辞掉淞沪铁路实习站长的职务。就是我们三个人，坐的是英商太古洋行的一只客货船。我们连普通统舱也买不起只买了统舱的散铺，这是没有固定铺位的，临时在什么地方加一个帆布床。虽然我们都取得了中国共产党去广州的介绍信，但去广州的路费，党组织并不发给，要由自己负担，我们只好买船票中的最贱最贱的那种散铺了。我们的帆布床就放在船头一个拉船锚的船位中，是全船最颠簸的地方。当时刚二十出头，还经得住这种颠簸，居然以乘风破浪的气概，度过了几天海上生活。

到了广州，和广东区委接上头，我们被安置下来，等候分配工作。就在这个时候3月20日，发生了所谓“中山舰事件”。十几天前我们还是大学生，还在上海，对广州政治情况一无所知，对广州政治人物上上下下一个也不熟悉，这种事变，对我们来说，更是莫名其妙。与“中山舰事件”直接有关的几个人物，如李之龙、王柏龄、欧阳格、陈肇英就一个也不认识，以后也不认识。两方面的对手，周恩来、蒋介石，我们那时也不认识，中山舰是什么样子也没看见过，黄埔码头也没有去过。虽然当时有正式的解释，但也有非正式的传说，直到现在，我对这个事件还是缺乏准确的历史的了解。

从事情发展的大体过程来看，我认为是蒋介石设下一个圈套，诱使李之龙上当。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只要对他有利，他就会使用这种圈套陷害人。这次他甚至扩大到认为共产党对他有不利的行动，便施展诡计。于是就从李之龙开刀，压迫共产党，也压迫国民党左派，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而且经过国民党中央的改组，兼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长。对共产党，则把黄埔军校和他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全部赶走，还要求把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党员名单交给他。从当时的形势说，共产国际不得不对蒋介石妥协，中国共产党也不得不对蒋介石妥协。最后究竟应该怎么论定，只好由历史学家去评断了。我们的工作，因为这次事件没有能够很快分配，耽搁在那里，在广州又多闲逛几天。

事件解决后，我被约到文明路75号广东区委会所在地，同陈延年谈了一次话，决定我去政治训练部接替吴明当宣传科长。政治训练部主任是陈公博。那个时候国民革命军没有总司令部，因此，这个政治训练部就隶属国民政府，叫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管理国民革命军各军师的政治工作。办公地点就设在国民政府里面。今广东纺织路仲凯农学院就是它的旧址。

吴明，湖南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原姓陈名公培。可能受当时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要自己的姓名了，而自称“无名”。但是，实际上行不通，又把“无”改成“吴”，把“名”改“明”，叫吴明。但1928年以后，还是又叫陈公培了。当时他为什么离开政治训练部，我至今仍不清楚。后来他也没有为党正经工作.逐渐地跟党脱离了关系。1928年，我在上海见过他，那个时候他的政治观点还不坏，说中国革命要依靠武装斗争，而这个斗争的队伍必须是自己的;大革命时候的武装斗争完全附属在国民党身上，国民党一反动，这个武装就解体了。可见他还有一定革命气魄。1931年，我因工作到北平，正是“九一八”的时候，在北平看见他。那时他已消极脱党了，在北平赋闲.没做什么事。1933年他参加了“福建事变”。 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他到了北平。此后一直住在北京当国务院的参事，很消沉的样子。在北京，我们之间虽然偶尔还有来往，但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我接替他工作的时候，是个刚出学校大门的学生，没有在军事机关工作过，也没有办过报。这个同志虽然卸职了，却在这两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能够顺利地从他手上把这些工作接受下来，而且逐渐熟练地去完成这些工作。在我参加工作的开始，能够遇上这么一个人，也可以说是运气了。我们之间虽然不能算是深交，且为时甚短，但一提到他，我总是非常怀念和感谢他的。

我在政治训练部，名义上叫宣传科，实际上就是编那份《革命军报》。因为北伐的关系，这个政治训练部很快就改组了，陈公博也不当主任了。因此，对这个政治训练部的一些工作人员，我记忆的很少。当时的组织科长是周逸群，在大革命失败，我回到上海后，就和他没有来往了。此外，也没有什么人同我建立起朋友关系，所以活动范围是很狭小的，基本上还是四川同乡，如当时在广东大学医学院的王季甫、蒋留芳，在黄埔教书的欧阳继修。这样扩展开去，就认识了医学院的柯麟，在黄埔认识了熊雄、余洒度、周恩来的兄弟周恩寿(黄埔三期学生)。因为开会关系，还认识了陈乔年。这些都是能够记忆的。所有这些人，到广州以后，各有各的命运和道路，有的同志英勇地牺牲了除王季甫、柯麟、欧阳继修以外，我同其他人也就没有什么来往了。

一个人日常生活的食宿总是一个问题。在广州，我一个人租住在高第街一个商店的楼上。午晚两餐，包给财政部(现财政厅)附近的一个云南馆子，菜不坏，价钱也可以。这样就顺当地直到北伐离开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