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早于夏朝建国。最早的音乐多用于祭祀、封赏之用，夏商崇尚鬼神、巫术，所用之乐宗教色彩浓重。真正将音乐与政治挂上钩的是西周。

西周时期，“乐”正式作为政教工具被摆在台面上。周朝所用之乐与夏商并不相同。虽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但是西周的“乐”具有强烈的目的性。

但西周礼乐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华夏文明体系在东亚文化中的地位。

华夏文明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终究在西周末期遭到破坏，礼崩乐坏掀起开端。战国时期礼乐制度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

传统礼乐无人问津，魏晋风流人人向往。魏晋南北朝所代表的礼乐文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而魏晋时期是一个非常玄妙的时期，在那之后紧接隋唐。可以说，唐朝的文化一定程度是承袭了前朝遗风。

而前朝之中，南梁对于音乐文化的改动和影响最大，因此，在探究乐制时就离不开梁武帝时期对于乐制的改革，所以本文将从多点出发，去探索乐制改革带来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额外喜欢开拓副业，梁武帝萧衍就是其中翘楚。

梁武帝被后世冠以音乐家的称呼不是没有道理的，梁帝在位期间大力支持礼乐改革，乐府诗歌在魏晋重新得到重视，此外，他还多次参与乐曲的改编和创作。

抛开统治者对于音乐的情有独钟，社会风气的走向也是影响音乐发展的原因之一。魏晋时期社会风气开放，这种开放主要表现在贵族阶级。

这段时期的统治者对于贵族的过度纵容，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骄奢淫逸、荒诞迷离的不真实。

梁武帝时期诗歌文化的井喷式发展，虽说也有梁武帝对乐府诗歌体式进行改变的原因，但这背后还是因为贵族阶级奢靡成风，攀比之风盛行，从器物到诗歌都是他们攀比的工具，这也就造成了梁武帝时期，诗歌、音乐风格大多辞藻华丽奢靡。

对于这些贵族来说，广开宴乐，呼朋唤友，聚众享乐，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被当权者刻意纵容的结果。在此情况下音乐成为他们日常玩乐的一部分。

因为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风气的影响向来都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在上层阶级表现出对于诗歌、乐曲的热衷之后，其发展速度自然就被加快了。

从现在回望梁朝乐府诗歌文化，可以很明显看出属于贵族阶层独有华美、雍容、荒诞、奢靡的风格。这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民间乐府诗歌形成鲜明对比。

第一，雅乐再兴盛

周公确立了森严的礼乐制度，但是随着政权的更迭，制度遭到了破坏。春秋文风鼎盛，俗乐应运而生，雅乐逐渐落寞。魏晋时期，政治体系混乱，而雅乐作为官方礼乐并不受重视。

南梁雅乐的再度兴起离不开梁武帝的大力推行。《隋书·音乐志》称梁武帝“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逐自制定礼乐。”梁武帝重订礼乐，确立雅乐的正统地位。

但当时俗乐盛行，哪怕梁武帝对雅乐表示重视，也逃脱不掉俗乐对其的影响。因此，梁朝燕乐多是雅俗共赏的姿态。

第二，音律标准化

礼乐崩坏百年，正统礼乐多已丧失，乐器、乐曲等文化产物流失甚多。梁武帝善音律，对礼乐也是多有研究。因此，梁武帝重视礼乐，将宫商角徵羽作为十二律的修订版本进行推广。

梁武帝为了音律的标准，创新了四通十二笛，将其作为“正音器”。梁武帝总结出的“八十四调”也成为隋唐乐理的重要理论。

第三，制定新五礼

南梁建国后，梁武帝吸收前朝经验，制定五礼，形式浩大。《梁书·徐勉传》中就记载梁帝对“五礼”进行的改制。另外，为了配合新五礼，梁武帝还吸纳新礼乐进入，以适应特殊场合。

第四，改变仪式乐

自儒家成为治国根本以后，礼乐就与儒家脱离不了关系。礼乐礼乐，重在礼而非乐。礼乐不过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已。

因此，在新的政权产生之后，第一时间就会想要摆脱旧政权的影响，仪式用乐的改变就是手段之一。

梁武帝先后取消旧朝惯有的“六代乐”、“登歌”、“凤凰衔书伎”，可以看出礼乐在梁武帝心中占据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第五，歌诗再创作

在南梁之前的乐府诗歌多是以古韵为重，需契合音乐，遵从旧体，追求字句之间的古意。

魏晋奢靡成风，在诗歌创作上讲究对仗工整、平仄齐全、辞藻华丽，因此非常考验作词者本身的文学底蕴。

但也因为过度追求对辞藻的修饰，导致南梁乐府诗歌后期出现“乍见之喜，细究生厌”的情况出现，歌诗整体风骨贫乏。

第六，官署的变革

相比旧朝的乐府官署，南梁对乐府官署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改革共三点，一是扩大原有规模，加设官职。二是将鼓吹乐由原本隶属太乐，改制与太乐并列。三是设立清商署丞，归于太乐。

第七，规制的变化

周礼走向衰败，礼乐经过百年早已有了变化。到了梁武帝时期，对于礼乐的规模、用具、次序都有了重新的变化。比如乐器，宫悬作为南朝宋、齐留下的钟磐乐器使用规模，遭到了梁武帝的废弃。

其表示“求之于古，无宫悬之议”，认为应该简化调整。因此，钟磐乐器在梁武帝时期的使用方式有了新的调整。

不只是在乐器上，在舞具和礼乐演奏次序上也有所改动。南齐多以簪笔为舞具，但梁武帝却对其表示不喜，簪笔也就不作为舞具出现在燕乐之中。

而梁武帝改十二律为五音，演奏次序从月次改为第次。诸多改动，不可谓不大。

第八，佛乐的引入

佛乐的引入源自梁武帝对于佛家的推崇，他大力推行佛教在本土的发展，甚至几次舍身出家。在梁武帝的带动下，佛教在南梁生根发芽，佛乐响彻整个南梁，可以称得上“梵音袅袅”。佛乐在这段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已经趋近于完整。

（一）贵族阶级附属产物

音乐本身不具备界限，但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处于封建王朝的音乐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周朝雅乐的出现本身就是对自身政权的一种巩固。

在经历西周末期的礼乐崩塌后，音乐走下高台，俗乐随之产生。经历过诸子百家的民间音乐作为历史产物，随着政权更迭逐渐分裂，再次走入高塔。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速度加快，外族虎视眈眈，混乱是这个时期的代名词。但越是混乱的时期，越容易碰撞出荒诞、疯狂的文化特色。

对于当权者来说只要不威胁自身统治，那么贵族阶级想要做什么都可以。这一时期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壁垒加重。

而梁武帝对礼乐的改制，掀起了贵族阶级对音乐的追捧。在权力的依托下，音乐成为了上层阶级的玩具。梁朝乐府歌诗多华丽繁复，具有非常明显的精英化、贵族化的特点。

贵族阶级对于民间乐府不屑一顾，只专注自身享乐，垄断音乐资源。对于高傲的贵族来说，音乐就是他们的附属，不具备任何实际价值。

（二）乐府歌诗体式改变

梁武帝时期乐府歌诗的井喷式发展离不开歌诗文体的改变。在萧梁之前，歌诗文体多以杂言、散体为主，受限于曲调，在创新上有所欠缺。

进入萧梁后，歌诗文体不再强调古韵、旧体，整体句式更加注重形容词的运用以及对于句式的工整程度。

再加上梁武帝亲自下场创作乐府诗，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导致这一时期的乐府歌诗空前繁荣。

（三）推动唐代诗歌发展

空前的繁荣避免不了由盛转衰的命运。在一个稳定政权建立之后，必然会对前朝旧例进行反思。

就如陈子昂《修竹篇序》里写道：“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

意为诗文写得再漂亮又如何，其内容却空洞贫乏。至此，文人墨客开始追寻汉魏遗风。

但是齐梁歌诗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梁朝乐府歌诗在字句工整程度以及声律的运用上，对后世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唐代格律诗的出现就是其影响之一，可以说梁朝乐府歌诗推动了唐代诗歌发展。

（四）宗教诗歌体系出现

梁武帝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外加宗教信仰者，导致他对宗教诗歌情有独钟。先后对道教音乐、佛教音乐进行改编创作。梁武帝时期所用的三朝礼乐《上云乐》七曲就是他本人所作。

而在改信佛教之后，梁武帝本人的创作热情就更是挡也挡不住。据《隋书·音乐志》记载：“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想要在本土立足就只有依靠权力阶层，而梁武帝对佛教的推崇，促使佛教能够在中原生根发芽。在梁武帝时期，佛教文化深入南梁的每一寸土地，佛乐得到了充分发展和完善。

[1] 王志清. 多元音乐环境下齐梁乐府的新变[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8(1):089-094.

[2] 陈萧芸. 梁武帝新制礼乐研究[J]. 黑龙江史志, 2021(3):4.

[3] 贺威丽. 论梁武帝时期的乐制变革及文学影响[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8, 3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