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作为老资格的“左派”， 是江青集团的核心人物，也是林彪事件中的“反林英雄” ,其当选为中央常委，倒有些“水到渠成”的意味。

张春桥生于1917年，山东巨野人，出身于一个小康之家。曾祖父、祖父都是县衙小吏 ,主管收租粮的“八柜柜书”。父亲张开益学医出身，张开益，字晋青，生于1899年，毕业于山东省立医专，曾任山东高唐县邮政局长、国民党第28师少校军医、河南省烟酒统税支局主任、山东省会公安局栖流所长。日伪时期任济南警察局卫生科庶务主任、 山东保安三团军医主任。日军投降后，任国民党济南市政府戒烟院院长、济南市卫生局卫生处处长。解放后在济南市公安医院工作。自1953年起，因患高血压，病休，到上海住在张春桥家。

张春桥为家中长子，小名善宝，下有5弟1妹。1931年，小学毕业的张春桥随父亲来到济南正谊中学就读；1933年，张春桥与同学李树慈、金灿然等创办国民党复兴社外围组织“华蒂社”，取“中华法西斯蒂”之意，这一年，张春桥16岁。同时，张春桥还在《华蒂》月刊上发表小说《银铃》、《秋》，显示出一定的文学才华。关于张春桥中学的形象，其校长徐伯璞(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回忆说：

“一九三二年我当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时，张春桥是我校五五级学生。他同我关系很好。当时，张在学生运动中，表面积极，暗中告密，是个两面派人物，经常同复兴社分子、学校训育员黄僖棠、范贯三等接触。

“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分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

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的情况。我将这几名学生的活动的表现，向伪教育厅作了报告。后来我以煽动罢课，污辱师长为借口，将张春桥告密的几个学生开除了，并将程鸣汉等人活动情况告诉了法院法官胡性孽，要他们严加惩处。不久，反动当局以共产党分子名义，逮捕了程鸣汉，在审讯中严刑拷打，判处无期徒刑，死在狱中。.....”

1934年夏，张春桥毕业，开始以“前进作家”、“文坛新锐”的形象纵横济南文坛，以批判知名作家为务，一时颇为引人注目。

1935年5月，张春桥来到上海，栖身文坛，并结识公开身份为作家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崔万秋，崔为《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编，此时江青与崔万秋也来往密切。

1936年3月15日，《火炬》副刊“星期文坛”刊出《我们要执行的自我批判》，对鲁迅进行攻击、批判。该文署名狄克，即张春桥，这是张、崔合作的产物。此文正值鲁迅遭受国民党当局“围剿”时机，引起鲁迅极大反感，后来该文也成为张春桥早期恶绩“罪状”之一，全文如下：

我们需要批评家，理论家来帮助读者，作者。过去由于批评家底(地)态度不好，作家们就喊着什么“圈子”啦，“尺度”啦的，和批评家们对立起来了，以致于作家和批评家当中隔离得很远：作者不管批评家底(地)意见如何，批评家也不问作者底(地)反响如何。这现象在去年还存在着，不过已经好了些。作家已经开始接受批评了。但是我们底(地)批评家还是没有能够英勇地执行他底任务！我不抹杀去年努力的结果。批评了苏汶底(地)理论，建立了国防文学底(地)路线。但是，对于自我批评作的不够，甚至就没有作，也是没法否认的事。

《雷雨》从发表到现在一年多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了，我们见到一个较详细的批评吗？《雷雨》在国外演出多次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也得到很多读者了，难道我们底(地)批评家还没有得到阅读的机会！不会吧？或者是满意了那些作品吗？也未必吧！或者说：为了要鼓励作者，对于他们严厉的批评，是不合适的。 或者说：等些时自然有人写的，然而，这是多么错误的事！

是的， 对于那些贡献给文坛较好的作品的作者，我们应当加以鼓励，应当加以慰勉，然而，一个进步的文学者，是绝对的不会反对正确地给他些意见的，甚至他正迫切需要。如果只是鼓励，只是慰勉，而忘记了执行批评，那就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我不必举远便，头些时候青年诗人xxx底诗集出版以后获得赞美，大家忘了批评他，如何呢？他没落下去了！再看《雷雨》底单行本序文，又显出一种非常不好的态度：他不高兴别人给他底(地)意见。他已经在自傲了！假如他底(地)《雷雨》发表以后，就得到正确的批评，那是不会有这现象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内容上没有问题了吗？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将这部作品批判以后至少有下面的几点好处：

①田军可以将《八月的乡村》改写或写另外一部，②其他的正在写或预备写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③读者得到正确的指针，而得到良好的结果。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得需要！

批评家！为了读者为了作者请你们多写点文章吧！多教养作者吧！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等待着你们底(地)批判！不要以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地)就不批评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我们要结成联合阵线，首先要建立强的批评！更为了使作家健康，要时时刻刻的执行自我批评！

这时， 张春桥又结识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共产党人宋振鼎(当时用名吴志成) 林福生等人，并加人他们自行组织的中共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成为一个预备党员，不久，该组织被上级党组织通知解散，后来1938年8月，张春桥又重新人党。

1937年8月13日，日军袭击上海，华东危急，张春桥见上海已无法立足，就于9月回到济南，加人复兴社组织，并由山东复兴社头目冀鲁边区游击司令秦启荣介绍，住进同是复兴社总头目济南市警察局长赵君弼家中。12月13 日，南京沦陷，济南危在旦夕，张春桥再次逃亡，于1937年底 1938年初进人延安。

张春桥在延安的历史无事迹可表，只是到1941年进入《晋察冀日报》任副主编，该报后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组成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可见其地位颇高。此时，该报社长兼总编为邓拓。

张春桥与邓拓共事4年之久，两人关系一般，但“文革”伊始，江青与张春桥即将斗争矛头指向了邓拓，致使邓拓家破人亡。

1943年秋，张春桥与李淑芳恋爱、订婚。在两人准备结婚前夕，李淑芳被“扫荡”日军俘捕，旋即自首，叛变参与日军“反共同盟”，为日军作卖国宣传，实际上成为一名“文字汉奸”，抗战胜利后，李淑芳又回到张春桥身边，在张的庇护下，李淑芳改名文静，两人正式结婚，并被安排到《晋察冀日报》社资料科当编辑，同时，恢复党籍。

1947年11月，张春桥被调往刚解放的石家庄，任《石门日报》社社长，并得以结识石家庄市长柯庆施， 从此，张春桥即成为柯庆施的“得力红人”。

柯庆施，安徽歙县人，1902年生，是老资格共产党人。1920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大学学习，后留学苏联，归国后，长期从事工运，农运和兵运工作，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1928年调任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组织大冶兵暴，红八军成立后，任政治部主任。

1931年柯庆施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7年任河北省前委书记，组织部长，负责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北、东北、绥远等地工作。

抗战开始后，柯庆施调赴延安，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任石家庄市市长；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市长、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

柯庆施一贯极“左”，曾有两段名言，一是说知识分子有两大特性，一是懒， 三天不批评就翘尾巴；二是贱，是说要崇拜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柯庆施公开说：“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当时，毛主席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的动议。江青组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就是在柯庆施保护下进行的，柯也深得毛主席的信任。

1965后4月9日，柯庆施在成都病逝，终年62岁。张春桥到了柯庆施手下，立即得到了柯的赏识 ,被提拔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改版后的《石家庄日报》社社长。上海解放后，张春桥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局长为恽逸群。

1951年9月3日，为抗战胜利6周年纪念日，因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因漏登斯大林致毛主席贺电，恽逸群被撤免，由张春桥接任，这样，张春桥就成为《解放日报》总编辑，成为上海滩的“喉舌总管”。

1954年底，柯庆施调任中央上海局书记，张春桥放弃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的机会，依旧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成为柯庆施的智囊。

1957年反右运动骤起，张春桥成为“反右英雄”，深得柯庆施思想“精髓”，被提拔为上海市委常委。1957年12月，张春桥为柯庆施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该报告与周恩来、陈云主持的国务院工作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策略相反，要求只反保守，加快跃进，得到毛泽东赏识。 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即以《乘风破浪》为题，张春桥由此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年9月15日，仿照中央创办《红旗》杂志，柯庆施在上海主办的《解放》半月刊登出了张春桥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鼓吹废除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制度，这与毛泽东正在实践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不谋而合”，因此，深得毛泽东赏识。毛泽东立即要求《人民日报》杂志予以转载，并加写“编者按”，在10月13日头版予以发表，张春桥第一次扬名全国，从此成为“理论家”。

张春桥这篇“成名作”，主要观点如下：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 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民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 也并不羡慕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 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 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 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了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作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 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 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 ......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 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指鲁迅《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 )派头来了。有的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这时，张春桥已成为有一定地位、声望的人物，不方便经常抛头露面，因此，他看中，选拔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充与他的打手，此人便是文坛“金棍子”姚文元。

1958年7月1日，当《解放》半月刊创刊时，张春桥即调姚文元进人这家上海市委理论刊物任编辑部文教组组长，从此，开始了张、姚结合的历史，这一年，张春桥41岁，姚文元27岁。这时候，借助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的力量，上海成为批判知识分子 “左”倾思想集中的一个基地。

到1965年，张春桥已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地位举足轻重，也因此， 与“哨兵”江青接上了线。江青在上海搞京戏革命，张春桥尽力配合，并提拔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青年教师于会泳，成为江青样板戏的“内行”、“顾问”，几年之后，于竟任上海文化局党委书记，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文化部部长、中央委员，可谓平步青云。

在江青炮制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文章中，张春桥全力支持，于是加上姚文元，三人合作，写出了这篇“惊世”之作。因此，张春桥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人”，先是任“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继而担任副组长，成为仅居江青一人之下的“中央大员”。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支持造反派王洪文，制造“一月革命”，打倒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上海市长曹获秋，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从而拉开全国大动乱、大夺权的序幕。

张春桥的作为得到毛泽东支持，待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张春桥即担任革委会主任 ,姚文元为副主任。由此，张春桥控制了上海党政大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开始组成“文官”集团，与林彪“武将”集团渐成对立之势。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张春桥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列第七位，前六人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

1970年，毛泽东与林彪关系疏远、恶化。张春桥看清毛泽东意图，与江青，姚文元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心 夕，顺从毛泽东“旨意”赞成不设国家主席，反对使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修饰毛泽东的副: 词，因此成为林彪集团的眼中钉，主攻目标。叶群亲自上阵，并指挥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等在会上猛攻张春桥。据当时的会议

记录记载：

华北组。陈伯达：“有人想利用毛泽东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 刺'.

中南组。 叶群：“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西南组。吴法宪(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中南组。李作鹏(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

西北组。邱会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文化革命胜利了，在三中全会上还讲述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

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山下。留守北京的黄永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打来长途电话，要秘书代他写书面发言稿：“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指出这是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毛泽东闻讯后，洞若观火，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江青，并亲自部署反击，写出《我的一点意见》。“炮打陈伯达”，陈伯达就此倒台。后来，毛主席回忆说：

一九七O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以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 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 ..“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 (指林彪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作者注)，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 -作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者注)。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 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当时毛主席曾向林彪表示，由于林身体不好，想以张春桥为接班人， 这也是张春桥遭到嫉恨的原因。

林彪自我毁灭后，张春桥地位更加稳固，原以为可能递补为接班人，不料 ,康生却向毛主席推荐了“工人领袖”王洪文，于是，在1972年9月 ,王洪文奉召进京，参加各种会议，听意见，听会议。

1973年5月 ,毛主席提议决定，王洪文(从上海调来)、华国锋(从湖南调来) 、吴德(从北京调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8月， 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张春桥仅为政治局常委，仍列第七位。

张春桥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被选为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2005年4月病亡。

（本文参考西苑出版社《红色纪要》）

《全景文视》重温党史笔记之二十 五2024.10.26.于龙城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