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因此，口才也就成了第一要素，而杭州人恰恰在讲话这一环节上给卡住了。杭州人的“杭普话”给当时的我带来了不少麻烦和尴尬，真是太不给力了。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如赵、曹、邵三 个姓，杭州人都会念成赵，王、黄不分，外人和坏人不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下面就说一个发生在我们杭州知青刚到不久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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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场景大致是这样的：镰刀、锄头等小工具是发给农工的，由个人来保管；而镰刀更受农工们的重视，谁要有一把好使的镰刀，往往自封为宝刀，爱护有加，别说借人，就是自己也不会乱用，割小麦的刀绝不会去割大豆。

有一天，小邵向好友小陈借刀用，因小陈不在，他就对我说：等小陈回来和他说一下，镰刀我借走了。我想他们平常关系也不错，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就答应了。小陈回来了后，我把镰刀借走了的事和他说了一下，没想到不一会儿，小陈和小赵吵到我这里来了，要我把事情说清楚。说什么呢?说到底是我把小邵说成了小赵，因为没念准，以至于他俩差点打起来。

讲话、交流、沟通是展现自我最起码、最常用的手段和方式，杭州人在这个起跑线上就已经输了。话又回到改变上来，当时还没有参军、上大学等一系列能离开繁重劳作的机会，所以要想改变也很简单，就是尽快从农工排调出去。显而易见，大部分人最想去的就是机务排，而我最想去的地方是菜组，为什么呢?机务排是全连精英汇聚的地方，多少双眼睛盯着呢，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地方；再说那是讲究技术、论资排辈的地方，从学员到驾驶员再到车长，这一路过来，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竞争太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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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组就不同了，那是老大爷、老大娘多的地方，他们没有太多的诉求，竞争当然也就小了。一个小青年混在他们中间，不论是体力还是知识面都有优势。再则菜组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班组，它担负着几百号人的蔬菜瓜果的供应，干得好不好，出不出成绩，立马会在全连反映出来。只要肯下功夫，两三年时间，自己的优势与成绩就能彰显出来，不愁不被人认同。

别看我说得明白，实际操作却很差，在连队一干就是10年，机务、菜组这两个地方都没去成，多少有些遗憾。

1978年，这一年异乎寻常，尤其是还在连队没有走的知青们，都在焦急着期待着。自1976年以来，北京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知青的政策，除了参军、上大学等途径外，按这些政策衡量，北京知青估计有百分之九十左右，都能够上条件返城；紧接着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也出台了类似的相关政策；唯独上海、杭州政策来得晚，相比之下杭州要比上海更差一些，杭州的大学数量不能和上海比，杭州知青想上大学的机会相对也就要少得多。

以往每年的三四月份，大部分知青过完年都该回连队了，可今年就不同了，最明显的是食堂吃饭的人少了许多。宿舍住进来很多陌生的面孔，据说是投亲靠友的老职工子弟，就算是这样，还是有很多床位空了出来。寂寞、冷清，各种说不清的气氛笼罩着每一个知青。大家谈论最多的是：某某某是什么时候返城的，谁谁谁正准备用什么方式办手续回家……当然，各种谣言也盛行。总之，知青返城回家已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有能耐的、有背景的甚至“剃过头”的都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成批成批地走了。从场部到连队各个部门都腾出了不少重要岗位，而这些岗位不再考虑给知青了。

这时，从上到下都知道，不管以前说得再好，干得再出色，知青毕竟不属于这里，他们迟早是要走的，那么农场要培养属于自己的人才了。连队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是地要有人种，拖拉机要有人开。原来进机务排，不说是百里挑一吧，起码连领导要选了又选，比了又比，才有可能。现在只要与领导能说上话，有点话语权的儿子辈或者亲朋好友，只要是男的都能去。

光有人还不行，得有人教有人带呀，就连在机务排一天也没有正式干过的我，在当时还带过两个从四川、辽宁来的职工子弟学开拖拉机。从这点上看，连队有多少缺人干活的岗位。

这边不断有知青返城，那边又有不少职工子弟从各地来补充人员的缺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谁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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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记得一位来自辽宁的职工子弟问我，在这里一天三顿白面馒头，每月又有工资发，这么好的地方你们不待着，还想走，要到哪里去?他们不理解我们知青为什么返城，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为什么背井离乡，告别亲人来到北大荒，就是希望能过比老家要好的生活；同样知青也向往着过上比目前要好的生活。回家，知青义无反顾地要和亲人团聚，就必须告别这里。

1979年2月我申请了病退返城。按当时的说法，1979年返城的属于乘末班车回来的；其实，真正最后一批返城的应该是1980年。由政府相关部门出面，把留在北大荒所有够条件的知青都带了回来。知青返城就此告一段落。

据说：当初来北大荒投亲靠友的，怀揣梦想的老职工子弟，在改革开放家乡有了发展后，又有不少人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重新回到了老家生活。这是题外话了。 从浩浩荡荡地下乡接受再教育，到秋风扫落叶般地返城，这些年来的风风雨雨，使这一代知青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