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看到一则旧闻，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6，远低于1.3的世界平均水平，连号称最不愿生孩子的韩国也有0.72。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生育率创下全球最低纪录令人错愕，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人到底怎么了？一个曾经无比崇尚多子多福的民族，为什么突然间对生儿育女避之不及？ 当然，分析原因之前，我们先得明白一点：生育率下降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普遍趋势，这个趋势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 你没看错，西方国家的生育率从150年前就开始下降了，19世纪70年代是什么时候？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工业革命嘛。 但凡是工业化国家，生育率基本都是一路下滑，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有所反弹，其余时间都在下降，最早是西欧，20世纪后是美国，二战以后是日韩，进入90年代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21世纪后则是中国大陆。 为什么工业化与低生育率密切相关呢？ 一个显见的原因是养儿防老的需求减少了。 我们都知道，农业时代的生产靠的是人力和畜力，家里多个孩子就等于多一个壮丁，等你老了干不动的时候就能接着干活，保证全家人的口粮。 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进入到一个生产过剩的时代，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广泛的分工和协作，孩子作为社会成员，也参与到社会协作中，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再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 其实工业化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城市化。生产力发展会催生更多的消费与就业岗位，从而使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 根据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论，市场规模决定了分工水平，市场规模越大，分工水平越高，出于交易上的便利，一个行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往往会聚集在一处，当两者越来越多的时候，城市人口就会持续增加。 当一个社会的分工水平高度发达，你的一切需求只需要通过消费就能获得，而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好自己手头的那份工作，然后用报酬换取各类消费品。 比如过去的一日三餐都买菜烧饭，现在上网点个外卖就行。以前打扫卫生需要亲力亲为，如今找个钟点工就能搞定。在没有洗衣机和微波炉之前，洗衣做饭都是家务的重头戏，而这些现代家电大大节省了我们的时间。 那么，既然现在的生活比以往更富裕、更轻松、更便捷了，大家为什么反而不想生孩子了？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育儿成本。 根据知名人口学家梁建章的观点，中国是全世界育儿成本最高的国家。 梁建章认为中国人的育儿成本首先体现在教育上。 中国目前还在实行9年义务教育，而大多数国家已经实现了12年乃至15年的义务教育。 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就是初中考高中。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育儿成本增加，不是指直接的货币支出，而是初中考高中，让教育内卷提前了。 目前在国内有一种说法，真正决定孩子未来命运的不是高考，而是中考。你考上什么样的高中，就意味着你将来能进什么样的大学。 你进入市重点，未来大概率就能进985、211；你考入区重点，未来大概率能考上大学；你若是进了普通高中，能否考进大学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正因为内卷提前，导致不少家长不得不从初中甚至小学开始就拼命给孩子补课，虽然国家的双减政策消灭了规模化的补习班，但私下的补习依然猖獗，而且收费高昂。 内卷耗费了孩子的精力与家长的财力，最终换来的不过是一个经典的囚徒困境——所有人补课导致所有人成绩提高，结果等于谁都没提高。 除了教育成本，另一个制约生育率的成本是高房价。 这一点也不难理解，中国人结婚必须得有一套房子，而高房价意味着注定有很多人买不起房，买不起房就不会结婚，不结婚就没有孩子，叠加这两年经济不景气，很多人收入下降，结婚生子的人就更少了。 以上理由似乎都说得过去，但还是无法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既然大多数人只生一个孩子，育儿成本应该更低才对，为什么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呢？为什么我们的祖辈年轻时如此贫穷，家里却仍有一大堆兄弟姐妹呢？ 因为时代变了，我们对生活的预期也变了。 工业化在让我们不再依赖“养儿防老”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就是孩子不要多养，而是得精养。 所谓精养，就是不靠孩子的数量取胜，而是以质量取胜。 听起来很不错，但症结恰恰就在这里。 因为精养是不可量化的，它只有一个目标：让我的孩子更优秀。 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孩子优不优秀，不是你说了算，而是由别人说了算。更确切地说，是由和别人家的孩子作比较说了算。 一旦你的比较体系里出现了“别人家的孩子“，就是内卷的开始。你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孩子一同加入这场人生竞赛中去。 这就是所谓“精养”的代价，以前大家过穷日子，对未来没什么指望，养一大堆孩子也不指望谁会有出息。 现在你只生一两个，且人人都想往上爬，当高预期叠加激烈竞争，育儿的负担就比以前加重了，因为你对孩子的期望，已不再是“吃饱穿暖”那么简单了。 其实结婚买房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我父母辈小时候，家里六七个孩子挤在80平米的房子里仍旧其乐融融，那时候结婚，也从未要求男方一定得有套房。 一方面因为当时还没有商品房的概念。另一方面，既然所有人的居住条件都很差，所以大家觉得住房条件也就那样。 但现在呢？你住过80平米的房子，就想住100平米，住过了公寓，就想要住大平层，住过了大平层，就想要有一套别墅······以前大人孩子可以挤在一起，如今给小孩一间独立的房间则成了房子的标配。 当别人都逐渐拥有自己的房子的时候，“有房”就成了结婚的刚需，当别人都有了两室一厅，“两室一厅”便成了基础配置。同样在几十平米的“老破小”蜗居，如今的年轻夫妇宁可不生娃，也要给自己预留足够的个人空间。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好生活”的预期也提高了。更不幸的是，我们的预期，永远比现实能给予我们的多得多，也要快得多。 以前吃饱穿暖就够了，如今起码得有房有车。等你有房有车了，便开始追求自由、健康、富足和情趣。你还会发现，需求越是脱离了刚需，满足的天花板就没有上限，把所有人卷入其中。 一言以蔽之，年轻人之所以不愿生娃，最根本原因是生活提高了我们对育儿的预期，而很多人自认为没能力达到这个预期，也不想因此牺牲自己有限的富足和自由。 套用一句顺口溜：要么不生娃，生了就得鸡。实在鸡不过，干脆就不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我们的预期呢？ 在我看来，主要有三个因素。 首先是大众传媒的影响，它从平面上拉近了普通人与精英阶层的距离。 什么意思呢？想想在资讯不发达的古代，尽管精英阶层也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但普通老百姓是看不到的，前者仅仅存在于后者的想象中，你羡慕归羡慕，却无法知道具体的细节，不敢有其他的奢望。 但自从有了大众传媒，从影视剧到各类网络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有钱人如何如何，他们的生活怎样，媒体把这些想象给具体化了。 一旦具体化，所谓的精英生活就成了大众的共识，我们不再觉得这样的日子遥不可及，而是认为“我们也该这样”，或起码让我的孩子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第二个因素是教育的普及。以前只有少数人读得起书，现在则人人都受过教育，过去一张大学本科文凭价值连城，如今则跟废纸差不多。 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应试教育传统给人造成了一个错觉：相信教育一定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塑造了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心智模式。 在这种心智模式下，很多人往往会对未来产生过高的期望，把一切成功与失败都归结于自己的主观努力，如果自己做不到，就得让孩子来完成。 至于第三个因素，则是源于消费品的泛滥。 这其实和第一个因素高度相关，大众传媒推动了广告业的繁荣，而广告又在不断呈现理想化的内容，满屏的帅哥美女，明星大腕，不断刺激着我们去消费。 而消费的本质是获得感，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商品繁荣，以前只有贵族用得起的东西，现在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品变得可触达，我们的消费欲望不是降低，反而。 对于20年前的中国人而言，奔驰宝马是大款才配享有的奢侈品。但20年后，二十多万的奔驰宝马已经烂大街，这些品牌在入华之初，就拿捏了中国人的心理：能开奔驰宝马的人未必是有钱人，但一定有颗想成为有钱人的心。 从以上这个小小的案例中，我们就能看到几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没错，和过去相比，大部分中国人确实更有钱了，但希望自己变得更有钱的中国人，却比以往大大增加了。 这就是所谓的中产焦虑，其核心就是现实和预期之间的矛盾。现代传媒、现代教育和现代消费，又在为这一切推波助澜。 而拒绝生儿育女的背后，就是这一焦虑的某种体现，本身就已经够焦虑了，何必再生个孩子增加焦虑呢？ 最后用查理·芒格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生活幸福的第一法则是降低预期。如果总是抱有不切实际的预期，你注定一生都会痛苦。我们的预期要合理，对好的或坏的结果都要泰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