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这个时间是晚上9点40分，前天更晚，夜里11点21分，再前一天，她甚至来不及回一条微信。“最近确实有些忙，不好意思。”又一次几分钟的简短对话结束后，她在武汉的宾馆里向我道歉——其实，感到抱歉的是我。

2月13日，湖北将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数。连着三天，武汉市共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269例，其中仅2月12日一天，就新增13436例。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ICU隔离病房工作的郑霞，压力陡增。

郑霞的职业是综合监护室医师，她是首位出发支援武汉的浙江医生。1月23日，大年廿九，她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电话，“目前疫情紧急，需要您马上到武汉去支援，务必晚上到达。”

而2月15日，是她到武汉的第23天。

郑霞

病情最严重的7楼ICU

郑霞所在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最早开始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接着，整个医院转成重症患者收治的定点医院。南楼5至7层，是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现在全用来收治新冠肺炎的危重症患者。

1月23日抵达武汉，郑霞就被分进7楼ICU病房。这里接收的是全医院最危重的病症，患者们都知道楼层代表的密码——上了最高层，就说明病情严重了。

16张病床从未空置，多数病人年纪在65岁以上，对一些本就有基础疾病的身体，新冠肺炎无疑将带来致命攻击，“病人的氧合（指数），比一般的细菌性肺炎要厉害很多。”很多患者初进病房，就要插管和抢救，最严峻的时候，一天就有三四名患者去世。

郑霞早就记不清，这23天来一共救治过多少病人，“刚刚空下来的病床，总是很快就有人补上。”话筒那头，她的声音仍然温柔，但脱不了一丝疲惫。

就连时间这个概念，也在最近变得有点陌生。郑霞印象里上一个确切的日子，还是一周前的元宵节，“吃了碗酒店送来的酒酿圆子，也算是过了这个元宵节吧。”

更多时候，金银潭医院ICU的时间，是用秒来计算的。生死的交替，猝不及防。对这里的危重症患者来说，一千个患者就有一千种病情，很难有百分百管用的治疗手段。一些患者被郑霞和她的同事们，从死神手里硬生生地拽回，但也有不少病情突然恶化的患者，“一转眼，肺里的影像学就变得很差，同时出现多个脏器的损害。”就像瀑布效应，郑霞此前从没见过，原本状态还算不错的患者，身体在一天之内迅速垮台。

“其实来之前我还有点自信，毕竟干了这么多年的ICU，觉得什么样的重症患者没见过。”但这般凶险的病症发展，还是给了有着15年综合监护经验的郑霞一记“下马威”。即便如今电话里说起，在“病人”和“离开了”当中，郑霞依旧停顿了几秒。

不少新到武汉的医生，都有与郑霞类似的经历。“有病人的高烧退烧了，3天之后，又转化成非常严重的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同在金银潭ICU支援的湖北医生房明浩说，这完全超出像他这类重症医生对病人的评估。

郑霞和她的同事们

不止一次看到护士晕倒

“我的武汉‘战疫’，打响了。”

1月23日睡前，郑霞在日记的最后一段，郑重写道。

支援武汉的指令是在当天中午下达的，简单收拾过几件换洗衣物和电脑，她匆匆上路。当天凌晨，武汉市宣布加强管控，辗转高铁和两趟汽车，一直到夜里11点，郑霞被直接送进“前线”——疫情最核心的病房。

金银潭南7楼的ICU病房，也是整家医院工作状态最紧绷的区域。总共十几个医护人员，算上轮班，相当于把原先两三个人的活摊给一个人干，工作强度很大。

摆在郑霞面前的，实在不是好局面。就在前几天，包括金银潭医院原重症科主任在内的三位医生接连病倒，一个高度疑似，两个出现发热症状，还有几位护士也有了症状。这让本来就人手紧张的团队，情绪有些低落。而医院之外，疫情还在持续蔓延，1月23日，湖北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05例，其中武汉就有70例，这甚至超过当时全省总病例数的三分之一。

郑霞的工作从每天早上8点开始。为了节省物资和体力，进入隔离病房前，她会先详细梳理、分析病人的病情变化。一个多小时的准备工作后，她习惯去一趟洗手间，再进病房，“物资不多，每一套防护服都相当宝贵”。

进病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像一场庄重的仪式，每一步都要到位：换上工作服，进入缓冲间，洗手，戴口罩、帽子，再洗手，穿防护服，进入下一个缓冲间，穿一层隔离服，戴护目镜、手套，套上两层鞋套，再穿过一个缓冲间。20多分钟后，她终于踏进病房大门。

不透气的防护服，常常令医护缺氧。

物资紧张的那几天，郑霞会选择放弃吃饭、喝水，尽量在病房多呆一些时间。“防护服套上三四层后，没有任何透气性可言，有时医护人员还要在腰上佩戴体外送风器，负担过重，压得一些护士只能弯着腰走路。”如此严密的防护下，大脑难免会缺氧，郑霞已经不止一次看到，科室里有护士晕倒。

1月27日，郑霞和广东驰援医生桑岭，给一位重病人上了ECMO（体外肺膜氧合），一直忙到夜里7点，才来得及扒两口冷饭。

几个医护人员对着镜头，留下来汉之后的第一张照片，郑霞夹在其中，几绺刘海杂乱地黏在额头上，眉峰上隐隐压出一道护目镜的勒痕。

右二为郑霞

一声无言的谢谢

对重症医生而言，这无疑是个“胜利”时刻——

2月8日，郑霞的一位患者正式办理手续，转到普通病房。他是郑霞的同行，一位来自湖北天门的医生，此前因救治病患而感染新冠肺炎。面向刚腾空的床位，郑霞激动地和桑岭透着隔离服，使劲握了握手。

“看着一个年轻生命的重生，对我是相当大的鼓舞。”郑霞说，前一天查房时，他还在做简单的康复治疗。透过隔离病房外的窗户，她只简单做了一个询问的手势，对方立刻回复，今天已经在床边完成了“举吊瓶”和扩胸等康复动作。

和别的三甲医院不同，在大部分时间里，金银潭医院都是如此安静。这家传染病专科医院，楼与楼之间隔得很远，即便是收治了上百位新冠肺炎患者的住院楼，紧闭的门窗里，也几乎听不到人声。患者不需家属陪同，除了医护人员，甚少有人走动。

顶楼ICU隔离病房，更是寂静。监护仪运作的滴滴声，呼吸机送氧的哔啵声，偶尔夹杂着医护人员的交谈和走动声。在郑霞接手的患者里，症状最轻的都扣着无创呼吸机面罩，他们大多行动困难，有的只能用眼神和人交流。尽管防护严密得只漏出一对眼睛，但病人们对郑霞很熟悉，“不需要看隔离服上的名字，只要我一出声，他们很快就能回应。”

隔离病房里的护士人数紧张，郑霞有时也得搭手，帮着做一些俯卧位治疗。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一次操作就要半个小时，“几个人累得‘人仰马翻’”。

但只要病人清醒，他们总会试着紧紧握住医务人员的手，双手慢慢合十，比划出一声无言的——“谢谢”。

我曾问过郑霞，有没有令她印象深刻的患者。她回应说，疫情如此，在ICU里的医生几乎都不会纠结于某一个病人。实际上，每个患者都是最好的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

“早期时，我们常常发现患者氧合恶化非常快，快到甚至来不及调整呼吸机的参数。”通过这些天整个医疗团队的摸索，发现在插管后连续进行俯卧位治疗，能够有效维持患者的氧合状态。郑霞说，团队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危重症患者的死亡率降得更低。

所幸，新冠肺炎这个神秘的敌人，被一点点撩开面纱。最近，郑霞所负责的病区里，平均每天都有一位病人成功拔管，转移到普通病房。

2月10日，患上渐冻症的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在疫情发布会上说，医院累计接收病例超过1500例，大部分患者经过治疗，均可顺利出院。今天的最新消息是，金银潭医院的出院率达到30%。

郑霞和同事在救治病人

“这个病人好年轻，可以拼一把”

夜深，郑霞换上常服，穿过空旷的武汉街头，回到酒店。

鞋底踩着浸有消毒液的门垫，氯制消毒剂的气味在周身漂浮，郑霞再洗过一遍手，开门进屋。拉下把手的手背上，因为频繁消毒、洗手，多了好几道破皮的伤口。

属于她的私人时间很短，郑霞选择和家人隔空度过。在那里，郑霞卸下职业铠甲，她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儿。似乎是一种默契，郑霞很少提及在医院救治的细节，“尤其不愿意讲到的，是那些住进ICU的被感染医生。”有时候，这种沟通更像是一种让长辈放心的工作汇报，偶尔，郑霞也会主动分享起病房里其他医生的趣闻，但也仅此而已。

“其实每次视频的时间都不久，我也不希望他们太过担心。”2月4日是父亲的生日，郑霞的祝寿视频刚拨通，老人讲不到几句，一把挪开镜头。她心里明白，尽管嘴上不说，父母心始终悬着。

武汉的疫情形势仍然急迫。上周，为提高危重患者的救治成活率，郑霞下了一趟区县，对适合进行转运救治的重症患者进行评估，“走了8家医院，病房全部饱和，还有许多病人无院可住。”在武钢二医院，一位从天津赶来支援的年轻ICU大夫，几乎是求着郑霞留下号码，只为了发一条病人信息，“他一直在重复，这个人（指病人）好年轻，应该还有机会拼一把。”

这几天，在去医院必经的路上，郑霞能看到刚刚启用的卓尔方舱医院，几位穿着隔离服的大巴司机打开车门，医生们鱼贯而出。经历过此前的仓促，她觉得武汉正在恢复秩序，积攒元气。

2月14日13:35，空客A320机翼下两台巨大的涡轮发动机逐渐停转，GJ6012航班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接连5趟包机航班，满载着453位支援武汉医疗队成员和大批医疗物资，从杭州飞赴武汉。这也是迄今为止浙江派出的综合力量最强、携带医疗设备物资最多的医疗队，他们将整建制接管武汉数个重症监护室。

郑霞的微信回复时间，成了判断她下班的最佳标准。

而这其中，就有141名精兵强将组成的浙大一院医疗队，由院长、党委副书记黄河带队。至此，浙大一院包括郑霞在内，已有153名医护人员并肩奋战在武汉“战疫”最前线。

赴武汉至今，郑霞只发过一条朋友圈动态，那也是她唯一的一条朋友圈，“吃百家饭，穿百家‘防护服’，金银潭的我们都在努力。”

愿他们所有人的努力，早日成功。

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记者 俞任飞 通讯员 王蕊 胡枭峰 金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