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刘少奇是一匹千里马，而他在遭遇种种波折后，幸运地遇见了自己的伯乐。

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会后刘少奇临危受命，接受组织交给自己的重任，前往华北恢复白区的党组织。

为啥这个任务要交给刘少奇呢？

因为刘少奇够专业。

大革命失败后，顺直省委的烂摊子是刘少奇收拾的，满洲省委的重建也是他牵头搞的。

在重建白区党组织方面，刘少奇是党内资深专家。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结果的日子。

刘少奇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工运方面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多年工作成果化为灰烬，可他依然没有动摇放弃，选择坚持扎根。

有人嘲笑刘少奇一生用了这么多假名，十分虚伪，那是他们不理解，每一个假名背后，都是一段不被人知的，与危险和孤独相伴的过往。

但时代形势如此，抗日战争之前，在白区开展工作，不仅出不了啥成绩，死亡率还贼高。

李立三、王明、博古这些人先后登台，经过这些人的错误领导后，白区党的力量几乎丧失100%，党组织遭受极其严重地破坏，大量同志被捕牺牲。

搞工运的领袖，像赵世炎、邓中夏、蔡和森等等带头大哥，先后遇难。

等到抗日初期，党准备重新恢复白区党组织的时候，已经到了无人可用的境地。

当党提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务后，环视一圈，能在白区能挑大梁的人，还真没有比少奇同志更合适的人选。

教员极力推荐他，彼时负总责的张闻天，也觉得派刘少奇去比较合适。

临行前，张闻天代表中央跟刘少奇说，华北那边具体是啥情况，咱们也不太清楚，也就知道那边还有柯庆施、高文华、李大章这三个负责人，所以就不能给你更多指示了。

但可以在权责方面给予你比较大的自由空间，给了少奇同志一个中央驻北方局代表的身份，可以全权代表党中央领导北方局的一切工作。

主要任务是加强反日学生运动和对游击战争的领导。

省流的说法就是：这次去华北，上面给不了你啥资源，KPI也不定高了，你放开手干，干成啥样就是啥样。我们都看好你。

少奇同志加油。

01

等刘少奇到了华北一看，还真是个烂摊子。

整个华北的党组织就剩河北省委了，驻地在天津，而北方局的组织体系干脆就跟河北省委合并了，牌子挂了两块，人马却是一套。

虽说工作基础差点，工作形势还是比较好的。

那个时候日本人在积极搞华北自治运动，日本华北驻屯军见关东军搞了个伪满洲国，立了大功，也想弄个华北国出来。

日本人在华北想干什么，全中国人都知道。

因此，整个华北的抗日氛围十分浓厚，工作相对还是比较好开展的。

关键问题就是缺人，缺有经验的干部。

就在刘少奇发愁从哪里弄人的时候，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跟他提起北平草岚子监狱里还关押着61名党员。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张友清等人，都是有能力的干部，他们这批人在一些人口中，也被划归到了刘派，是日后白区党的骨干力量。

他们还在监狱里搞了个党支部，薄一波是书记。我们这代人知道薄一波，可能还是通过某个人物，但在那个时期，薄一波在国内还是小有名气的人。

薄一波是山西人，以前是太原学生运动的领袖，是个有名的才子。

有名和有才到什么程度呢？

当时北平的国民党当局要是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都会来监狱里，找薄一波咨询解决方案。

把搏一搏当成了顾问来用。

方案当然不是白给的，薄一波有条件，想拿到解决方案，得允许他们跟外界党组织联系，随后还得提高监狱里的待遇，改善伙食，给病号下铐。

当然不是直接说跟党组织联系，只是要见外面某个人，但双方心知肚明 ，见的是啥人。

关于这一点，在国共两党的档案里都有记录。

既然都能跟外界建立联系了，为啥还没有人来营救他们出狱呢？

人手不够，华北党组织自保都困难了，哪还有力量去救。

而当时国民党当局有政策，被扣押的共产党员，只要愿意写个反共启示书，登在报纸上，就立马放入。

可薄一波等人坚决不写，就一直耗着，有些同志熬了五六年，都不肯签，因为签了之后就有政治污点了，日后自然再难以回到党组织工作。

柯庆施就问刘少奇，能不能让他们写个假启事，先从监狱里出来再说。

刘少奇觉得这个主意可以，但一定得在组织上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打报告跟中央说了这个事，询问中央的意见。

张闻天批复同意了。

随后刘少奇等人立马安排人写信送进监狱里，让薄一波他们写假的告示书，但薄一波等人一开始以为是骗子，故意诱骗他们的，就没有写。

在政治界，信任，就好像一尘不染的白布，上面只要有了任何污点，哪怕是其他东西投射的阴影，那立马就会被打上不可信的标记，任你如何辩解，都无用。小开 的遭遇就是典型案例。

第一封信送进去后，刘少奇等了很久，却不见监狱里的人行动，又安排人写了一封信，这次措辞严厉了许多，告诉他们这是党的决定，不执行就是违反组织纪律，并讲了假自首这个事，是经过党同意的。

可薄一波等人还是很犹豫，宁愿把牢底坐穿，也不想搞得不清不白，可又敢违反组织纪律，就决定分批出去。

商量好暗号，先出去一批人，看看到底是啥情况，如果是真的，就用暗号通知其他人，再出狱。

薄一波是第一批出狱的。

出来后，一看是真的，就按照商量好的暗号，送了一只鸡到监狱里，其他人才敢陆续出狱。

这暗号选得真讲究，颇有“大吉大利，今晚吃鸡”的意味。

薄一波后来写道：“一九四三年三月我去延安⋯⋯毛主席找我谈话，我向毛主席谈了一九三六年履行手续出狱的经过，毛主席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

单独讲薄一波不是蹭他背后的热点，是有原因的，他是刘少奇在华北，尤其是在山西能打开局面的关键人物。

他出狱不久后，不知从哪接到消息的阎锡山，立马就邀请薄一波这个老乡到山西去主持牺盟会。

阎锡山和牺盟会是全面战争初期，刘少奇能在山西等地迅速建立各级政权的关键所在。

几个月前，也就是瓦窑堡会议后，刘少奇去华北工作那段时间，教员就亲自带队来了一次东征，跟晋绥军干了一仗，阎锡山损失了好几个团，吃了个大亏。

双方是有仇怨的，还是刚结下的新仇，可为什么阎锡山之后又如此大度的主动邀请一个共产党人，去他那里办差呢？

后面我们单开一篇详细聊这个事。

这个事对于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快速崛起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02

而当下更关键的是，刘少奇在华北干了一年多后，把教员布置的“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题目，搞出了一点名堂和心得。

刘少奇解决了干部问题，很多事情的开展就比较容易了。

少奇在华北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宣传，以及把各级党组织完善起来，恢复职能部门的工作。

河北党以前的问题有很多，尤其是思想问题。

简单说就是思想稍微偏激，干事很冲动。

在一段时间，河北党内曾流行一种“工人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的说法。

小打小闹他们根本看不小，要干就干大的，要搞工人运动，就要搞一下夺取大城市政权的大运动。

他们认为顺直(河北)一省有首先胜利的可能，就以争取顺直一省首先胜利为前提，狂热地布置各地同盟罢工、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暴动，不顾一切条件试图组织各种罢工活动。

什么五矿同盟罢工、天津六大纱厂同盟罢工、四大铁路同盟罢工、四大中心城市的同盟罢工等等。在河北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了“组织十万红军，杀向北平去”的口号。

河北党当时以为自己拿的是苏联剧本，想要一比一复制苏联的道路。

结果可想而知，国情不同，根本没有可比性。

敌人就怕你不冒头，还没等敌人来发掘，你就着急忙慌的主动暴露了，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行走的功劳，那结果，对吧...

整个河北党损失惨重，各种工人组织、学生组织等都被破坏了。

河北党在斗争策略上也很有问题，他们拒绝利用任何公开合法的形式，和敌人内部的矛盾，坚决要搞纯洁模式。

哪怕某个势力可以短暂合作，可以争取成为朋友，他们也不合作，只要对方有污点，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把对方视作是敌人。

他们把自己关在秘密组织的小圈子里，严重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

毛选开篇第一段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这是教员1925年写的，十年后，河北党还是没能懂得这个道理，可见人与人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能在一秒钟就看到事物的本质，但大部分一辈子都看不明白。

也不要觉得当年河北党的人太过天真，这种事很难用一句话讲清楚的。

你看今天，很多人最喜欢干的事，不也是扩大打击范围孤立自己嘛。

什么团结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早都抛之脑后了，跟我不一样就是敌人，乐此不疲。

也不用扯各种高大上的理由，本质上，这就是认知问题。

刘少奇的做事能力是一流的，他到了天津后，经过分析后，立马就抓住了华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肃清“左”倾路线的流毒。

所以他把大量时间，花在理论和实践上，通过理论宣传和检查工作等方式，让河北党组织的同志们，恢复清醒。

那个时候，这叫领导组织开展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斗争。

扭转人的思想是很难的一件事，江湖上流传着一句话，试图改变他人的都是深井冰...

少奇同志也没有能力短时间就把所有人的思想都搞通，当能搞通一部分，让另一部分不敢发飙，能维持着一起吧事情做了，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少奇还更改了斗争策略，积极主动争取公开活动的地位，主动跟宋哲元示好。

以前河北党打出的口号都是，反对卖国贼汉奸宋哲元之类的话，而刘少奇打出的口号是，支持宋哲元抗日这类的。

这样一搞，地方政府自然不会处处针对你了，也就允许你公开活动了。

有了公开活动的资格，组织工人、学生等群体，出版宣传刊物，搞演讲，这些工作就非常好做了。

有了曝光量，有了大量意向群体，转化率才能提出上嘛，组织才能壮大嘛。

刘少奇在华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很有声势。

这也给教员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提供了一些现实工作基础。

而中央对刘少奇这段时间在华北的工作，还是很认可的：

“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刘少奇的化名）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

“北方工作，我们认为自你去后，已经有了基本的转变。大家都很高兴，望继续努力，并经常把新的问题与新的经验告诉我们。”

刘少奇也没有客气，此后写了多封长信，谈自己对当前工作的意见。

在西安事变前后，中央在如何处理老蒋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不少分歧，期间也发生了一些错误。

这个时候刘少奇借以前的“左”倾错误案例，在统一战线、领导群众运动等方面，向中央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教员看了刘少奇这一时期的工作后，心里就有谱了。

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长征之前，刘少奇跟教员一样，都是不受待见的人。

教员被批为经验论者，他的思想一度被王明等人冠以“最危险的存在”，在中央苏区被排挤出了核心领导后，许多人对教员避之不及，用教员自己的话说就是“连鬼也不上门”。

而刘少奇在中东路事件之后，也遭遇了排挤打压，去了一趟苏联后，回来时头上还多了一顶“老右”的帽子，成了人人都能骂一句的反面教材，长征结束后这顶帽子都没有被摘掉。

这两个长期不受待见的人，在抗日战争前后，相互扶持，相互鼓励，一个撑起了苏区的天，一个扛起了白区的大旗。

尽管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可谁也不能否认这一时期的教员和刘少奇合作的很好，一起干成了很多事。

教员需要刘少奇的辅助，而刘少奇也需要教员的支持。

这种支持来得很快。

刘少奇刚离开延安一年多后，重返延安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是对刘少奇的一次大考，他这次重返延安，是去“放火”的。

火烧起来后，究竟会烧成什么样，会不会问题没解决却先把自己烧死了，谁也说不准。

要是没有教员的鼎力支持，少奇同志这次重返延安能否顺利过关，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1937年4月，刘少奇第一次重返延安。

这次回去是参加苏区代表会议。

03

1937年5月初，苏区代表会议开完后，中央决定让前来参加会议的白区同志，留下来继续开一个白区工作会议。

因为瓦窑堡会议通过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后，白区的工作就很重要了。

以前城市工作不好展开，基本被白军破坏完了，这次举起抗日大旗，很多工作又可以重新弄起来了。

所以要开个会，研究一下之前10年的白区工作经验，确定日后的工作方向。

5月份开会，教员4月份就把刘少奇叫回来，为会议做准备。

不要小看开会，这里面有很多门道，不是简简单单的把人叫回来围一圈，挨个讲几句话，读读文件。

一个会怎么开，都让谁参加，想达成什么样的目的，都是有计划有准备的。

一次重要会议的意义，不亚于打赢一场关键战斗。

会议通过的文件和决议，那就是党内斗争的胜利果实。

毫无疑问，刘少奇是这次白区会议的主角，他要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 》的主报告。

这是一颗重磅炸弹。

刘少奇在代表大会上刚被表扬过，风头正盛。

结果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

他从白区方面的工作出发，率先向“左倾”冒险主义发起了进攻，系统指出了此前工作中的很多问题。

他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因为人家出去实干了一年，对抗日战争期间如何开展白区的工作，他的意见最值得参考。

此外，少奇同志还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正常来说，干革命工作是在高潮时偏左，更激进一点，在低潮的时候偏右，保守一点。

结果中国革命反着来了，大革命失败前有右倾倾向，而大革命失败后，反而变得更激进，大搞冒险和关门主义，形成了“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

这是很不正常的。

04

刘少奇的报告就像一阵呼啸而过的狂风，将参会众人吹懵了，等众人反应过来后，立马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毕竟刘少奇说以前的很多工作干得不对，而这些不对的工作，都是在座的诸位以前的“功劳”。

一下就抹杀了他们的工作成绩，任谁也不干。

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乱成了一锅粥。

“在少奇同志报告中有句话我不懂，就是说旧的方法不能用了，不能靠旧的方法吃饭。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

还有一些感到委屈的，自己辛辛苦苦在白区工作，吃不好睡不好，为了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冒着生命危险去行动，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结果你却说，以前工作干得不对，是错的。

“难道以前死的同志白死了？”

刘少奇点的这把火，有了燎原之势，可还不到扑灭的时候，因为火势还不够旺。

白区工作会议吵成这样，又是骂又是哭的，会议无法正常进行下去了，这个问题自然就被提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

下面闹得鸡飞狗跳，上面吵得也很厉害。

毕竟上面开会时，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是六届四中、五中选上来的，刘少奇直接批评的很多政策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自然是吵得天翻地覆。

实际上，刘少奇的报告就是一块敲门砖，这块砖丢出去后，就是要看看其他人都是些什么反应。

这也是教员想了解想看到的事。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历练后，教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家了。

反应激烈，那就只能徐徐图之，如果其他人情绪比较好，对以前错误的认识比较深刻，就可以加大点力度。

但现在这个情况，只能见好就收，往后再做重点突破。

等各自都发完言后，教员出手了。

教员一上来，就旗帜鲜明的给刘少奇站台：“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但转过头后，又把语调放缓了一点：

“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

“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

随后，少奇同志也借坡下驴，承认自己在一些问题说得过火了，只提到了过去的错误，没有提成绩，好似抹煞了过去的一切成绩，造成了误会。

教员跟刘少奇两个人一番配合后，把火扑灭了。

1937年6月10日，大会基本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达成了基本共识。

原本刘少奇打算开完会，就回北平继续主持北方局的工作。

结果七七事变突然爆发，给历史的发展进程按下了加速键。

05

7月8日，中央强烈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北方局工作的重要性一下就提上来了，刘少奇就这样走进了历史的舞台中央。

中央向北方局发出指示：

“动员全体爱国军队爱国国民抵抗日本帝国的进攻，在各地用宣言传单标语及群众会议进行宣传与组织的动员。”

“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接到命令后，刘少奇跟杨尚昆一起返回北平，但那时去北平的火车已经停了。

辗转多次后，刘少奇最终来到了太原，在这里主持中共在华北的抗战工作。

刘少奇28日到达太原，此时整个华北的局势都发生了巨变。

7月29日，北平失守。

7月30日，天津失守。

距离11月9日太原失守还有三个多月。（以上沦陷时间有争议，就不细细考究了）

留给刘少奇的时间不多了。

他要在这段有限的时间里，完成历史交给他的伟大任务，要将教员“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战略”展开落地，成为现实。

要将华北上千万的人口，纳入延安的政权体系中；要带着那些在革命道路上牺牲将士们的遗愿，将红旗插遍全中国。

八路军能不能逆袭，就看这一把了。

如果事情成了。

刘少奇也将伴随这一伟大的事业，一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