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凯里的老绣集市搬迁快一年了。昔日藏在城中村巷子里的它，搬进了3A级景区苗侗风情园，有了一个新名字，“绣里淘”。苗绣摊位和店铺集中在三纵三横的街道上，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旅行攻略里绕不过的打卡地。游客们拍下自己购买的绣片，晒在社交平台上，交流最多的问题是：这个价钱买得值不值？我买的是手绣，是老绣吗？

苗族服饰传承人王石丹，念念不忘在昔日的老绣集市淘货的感觉。2010年，国画专业毕业的他，工作三年后，开始大量收藏苗服苗绣，那时的老绣集市，还在金泉湖公园外，过了几年，才因拆迁搬到了草坪新村巷。这两个地方相距几百米，都属于由民间自发形成的市场。

草坪新村巷的尽头是篮球场，每逢赶集的日子，球场连着小路，成了摆摊的空间。摊主们随手将衣服搭在砖墙上，摆在水泥地或台阶上，讲究一点的，搭个棚子，或在砖房里拉根绳子，挂上一排。许多摊主就住在旁边的居民楼，当他们将手中一件件美丽的衣服铺展开时，破旧的巷子里像是飞出了无数的蝴蝶。

“你会发现那些华丽的东西，隐匿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巷子里，特别有意思，那种冲突感，烟火气和华丽的苗绣的美感互相映衬，会显得双方都更加出彩，更打动人。现在搬到那边去，一看，那种人为打造的环境，商业街的感觉。”王石丹发现，如今人们只会给淘来的苗绣苗衣拍照，但在以前，市集与街道，时常出现在人们的镜头里。

比老绣集市搬迁更早到来的，是直播的出现，后者为苗绣市场带来的影响，放置于整个苗绣市场发展史中看，会更清晰。

1980年代，贵州凯里还保留着许多工艺精湛的老苗绣。图为1987年凯里革家寨，一位穿着民族服饰的苗族女青年背影。视觉中国

改革开放后，旅游产业兴起，凯里作为州府，提供最好的招待所，外国游客来到当地，发现苗族的华美衣饰，买下当作纪念品。少数民族织绣收藏圈由此逐渐成型，凯里也形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西南少数民族服饰二手市场。19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以卡车为单位，大量织绣品运至海外。2003年受SARS影响，外国收藏家淡出，国内收藏家增多，苗绣贸易不复往日繁盛。

直至2022年，凯里当地某品牌开启了直播模式，其他商家逐步跟进，少数民族织绣品又重回大众视野。直播间卖货，使织绣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输出至全国各个角落，但此时织绣品质量已大不如前。

直播兴起，藏家与研究者之外，一批新的消费者涌入苗绣市场。直播间的消费话术，令即时购买取代了对苗绣背后美学技艺与历史文化的了解。热火朝天的消费过后，高品质绣片与衣服难寻踪影，留下的，却是翻了几番、高不可攀的市场价格。

令王石丹等研究者更感痛心的是，冲着苗装之美而来的一些网友，不具备基本的认知，将买回来的老衣服拆卸、改装、洗涤，一番操作过后，面目全非；一些承载着失传技法的绣片，被用作民族风衣服的贴片，失去了研究价值。

国内研究苗族服饰有一大缺憾，实物大多流失海外，多数藏家又对藏品秘而不宣，照片也不公开。王石丹将苗装直播卖货称为“又一场劫难”，他想起布依族工艺美术家刘雍三十年前的话，“我真担忧今后研究中国民间艺术就如同现在研究中国美术史那样，只好到海外博物馆去查实物资料”。

2024年，凯里绣里淘非遗集市上，一位带货主播正在直播销售苗绣。icphoto

南方周末：凯里老绣市场的直播是从2022年开始兴起的？

王石丹：它是这样子，有个本地人创的品牌，当时是作为他们品牌宣传的一个形式，在凯里做了两三场直播，去帮老家这些苗族妇女卖她们的苗绣。过后可能就启发了市场对于直播带货的概念，慢慢地有一些商家开始用直播的方式卖货，后来才发展到现在的这种职业的、以直播卖货为主的形式。

南方周末：直播的都是些什么人？

王石丹：有三拨人。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多市场上的人看到那次直播过后效果很好，哗啦啦货一下就出很多，大家都心动，所以当地市场上卖货的就会去做直播。

另外还有一些是通过网络来销售的，比如说以前开淘宝，再后来到闲鱼。现在市场上卖货卖得最火的两家，并不是凯里本地的，有一家当时直接上来就卖货，它是最早做的，也做得规模比较大。有时候我半夜两三点刷到，它都还在直播卖货。他是从毕节——贵州的另外一个地区过来的外地人，注册了公司，还请员工来帮他卖货，属于是有一些资本后台的，来做专门的直播带货。

然后有一拨人，是星期五的时候去市场上收货，想拿的就拿，有一些价格贵一点的高货，他可能就拍照，帮商家去代卖。比如说有的商家年纪大，不会网络销售的，他就去代卖，别人问了价、讲了价过后，他再去拿货邮寄等等。

南方周末：直播对像你这样的藏家和研究者有哪些具体影响？

王石丹：直播间里边冤大头特别多，很多冲动消费，比如说一件以前卖1000元的衣服，现在卖3000元、5000元的，对于我们来说压力很大，但是对于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网友来说，觉得无所谓，只买一件两件，他也不会像我们这样几十几百件、上千件，长期在买。

他花个几千块钱，就买了一件衣服，但有可能他买的这件衣服是具有研究价值的。我在闲鱼上经常逛到，那些人把买回去的衣服裁了剪了，改得很合体，自己穿，觉得没意思了，就挂在闲鱼上卖。对于我们收藏者来说，它就完全失去价值了，形制都变了，而且价格还老高了。假设我把它当作绣片来收，也远远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所以导致我这两年几乎没有怎么买这些老旧衣服了，眼睁睁看着直播间里面流失很多出去。

这些老绣本来就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被老外薅了一波，基本上薅完了，21世纪过后，还剩下一些没有被薅掉的，慢慢地又被挖掘出来，在后期我们可以再捡到一点点。但是现在几乎不可能，因为资本在前面，我们已经失去了合理的市场氛围。苗绣被资本操控后，已经变成我们买不起的，或者是说我们够不到的，它变成了散落在全国各地、被各种消费者买到手的商品而已。

我之前也跟朋友们聊过，我说做到最后就是一个死局，疯狂那么几年过后，最终还是会趋于冷静。这些不可再生资源大批量通过直播间流失出去过后，老的那一批已经消耗掉了，再往后面靠的东西，它的制作工艺完全不及以前的东西。首先就卖不起价，它的量也不多，别人收到的东西品质也不高，大家渐渐对这个东西失去兴趣，买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直播席卷凯里苗绣已有两年多，图为2024年1月一位带货主播将直播镜头对准凯里绣里淘非遗集市上的苗绣摊位。icphoto

南方周末：《文化变迁中的苗绣》作者周乙陶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大部分绣娘不会画花样，很多是买现成的剪纸来绣，市场上卖剪纸的人又是不做苗绣的，他们的很多花样吸收了现代都市流行风尚，绣娘依样去绣，导致苗绣的纹样也变味了。绣娘只是一个执行者，没有作为设计、创作的主体，所以出现了这些问题？

王石丹：这些剪纸的艺人，其实很多在以前也是会绣的。因为如果不会绣，他剪出来这个图案就会有不合理的地方，绣不出来。尤其是苗绣材料、绣法工艺上的一些限制，可能在某个地方拐弯是拐不过去的，某个地方造型太细了是做不出来的，所以剪纸的人是要懂苗绣、会绣的。但是，首先剪纸的传承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多老东西没法看到了，他没法传承老的图案，没法学到老的图案的精髓，又受到外边文化的影响，吸收了一些很当代的东西，全部糅在一起，剪出来的东西就不对劲。过后绣花的人也只能跟着绣。

很多刺绣的人，也是受到现代文化、域外文化的影响，审美和取向都会发生偏差，因为他没有看到老东西是啥样的，他就按照自己喜欢的来，导致后面的东西已经完完全全地偏离了以前那种中式的、很高级的，变成哗众取宠、短平快的样子。你看现在的苗绣，都是颜色鲜艳，花特别大的那种，就要（追）求一个感官刺激，没法细看。

南方周末：这又和市场化、商品化有关系，绣娘如果要赚钱，批量生产，就难免得做一些简化？

王石丹：对于民间苗绣来说，产业化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它是手工的东西。（所以）就慢慢倾向于一个专业户的形态，只有那几个人在做。以前，刚刚说的剪纸艺人，他剪了纸，过后回去自己做衣服，自己绣。

但现在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很多人外出打工，很多苗族的年轻人，都是读了书在外面工作的，融入了城市生活里面，他根本没有心思、没有技术，也没有信仰，说我要去做一件衣服出来。当他需要这件衣服的时候，他就花钱去买。生产的人少了，需求的人那么多，这个时候，必然催生的就是简化，提高工作效率。

还有一个就是机绣的出现，再加上大家没有见过老东西是什么样子，没有了解和感受过那种魅力，他觉得不就是一件衣服，不就是图案，机绣手绣也不就那么一回事，然后他就会选择用机绣，选择最廉价的、最快速达到效果的形式。

本质上它是有差别的。以前的苗绣，是用心在给自己做一件衣服，现在的苗族衣服，它就只是穿出来秀给大家看而已。所以，没有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入了解、在文化的滋养下生长起来的人，价值观发生改变，导致服饰上面的这种变化。

现在，包括十年前的衣服都有人拿出来卖了，这种粗糙的工艺都有人愿意去埋单，也就是说大家的水平是在下降的。市场上也没有好的东西，直播的这一波真的是斩草除根。

1970年代末，是老苗绣大量流向海外的开端。图为1987年法国摄影师Marie Mathelin在凯里革家寨所拍摄的正在绘制绣样的黑苗族女性。视觉中国

南方周末：你曾提到苗绣在少数民族工艺品里，属于流失比较严重的品种。可以谈谈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苗绣流失海外的情况吗？

王石丹：改革开放后，有很多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以前大家见外国人也见得比较少，一般都是当贵宾一样在招待，也会请一些翻译等等。这些翻译、导游就会带着他们到村子里、寨子里去看这些好的东西，他们就想买。

苗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大家印象当中少数民族都是原始落后的，苗族虽然经济很落后，但是它的文化其实蕴含了很多中国上古文化的基因。

它的服饰是一个中国服饰的保鲜柜，有很多服饰类型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消失的，但苗族就保留下来了，再加上它的工艺做得非常精湛。这就是它的一些优势，也足以吸引很多外国人收藏它。

有的外国人来旅游的，他可能喜欢，有的可能是自己爱好，就会大批量收藏。他们之所以大批量收藏，是因为经济条件决定价格上的差异。比如说他收一件很老的衣服，100块人民币，在1980年代，可能一般人每月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块，他一件就当别人几个月工资了。包括以前在国外，有的是博物馆，各种机构公费来收藏的，财力雄厚。所以，在1990年代，那些百鸟衣就几千块钱。那时候的万元户已经是很有钱的了，类似于现在资产上亿的那种身份。

所以那时候一件衣服卖出去，他就发财了，他整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得到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也没有文化意识，以前大家都有老衣服，我留着干嘛，那个东西也没啥意思。大家都想穿新衣服，所以那时候就卖掉了，卖到最后发现没有了，过后价格就涨起来了。这个是由自然的市场规律所决定的，没有人为的干预，没有资本的干预。

之前就是因为大家意识不够，再加上穷，为了吃饭为了钱，就把那些东西卖掉了，当时完全没意识到，所以就会有大量的流失。

再加上1990年代那一批收老货的。当时台江施洞的破线绣很出名，绣的一些内容也很可爱，比较受到外国人喜欢，所以那时候他们嗅觉很灵敏，就开始去收货了。农村里面、寨子里边的人，看到别人出的价格高，他卖货就有本钱了，他可以出高一点的价格去收货。收来的那些货，主要是针对外国人，没有针对国内的收藏家。

南方周末：国内藏家开始收藏苗绣是什么时候？

王石丹：其实新中国成立后就已经有了，从事一些美术工作的相关人员已经在收了。比如说曾丽，她的父亲叫曾宪阳，他以前是贵州画报社的，他的工作就是走乡串寨去拍照。他在贵阳工作，比较有钱，所以每次出去，他都会收藏一些好看的苗绣回来。

他就属于国内第一批。他们那时候就是零散的、自己到乡下去收的。真正的国内藏家多起来，我觉得也是在2000年过后。

南方周末：和经济发展是同步的？

王石丹：对，随着经济的发展，还有网络的出现。以前大家是通过书籍，书籍的传播是比较慢的，后来又通过网络的传播，有些人接触到，爱上苗绣。美术专业的人会多一些，慢慢地喜欢上这些，再慢慢地收。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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