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戈任死了，死于一场意外。

这位瓦格纳雇佣军的一号人物，俄乌战争中翻手云雨的枭雄，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死于一场空难。而在那架坠毁的莱格赛600公务机上，还有另外6名瓦格纳雇佣兵的高层。

作为世界上最为精锐的一支雇佣军势力，瓦格纳的指挥中枢竟会以这样一场惨烈，甚至是戏谑的方式团灭，实在难以令人相信这真的单纯只是一场意外。

正如美国总统拜登在听到这则消息后，回答记者的那句话：

“我并不感到惊讶。”

是的，拜登早就有言在先。在今年7月访问芬兰时，他就曾对“俄军平息瓦格纳事件”的话题开过一个玩笑：

“如果我是他（普里戈任），我会小心我吃的东西，密切关注我的菜单，小心搭乘的交通工具。”

如今，一语成谶。

几个月前，普里戈任还处于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坐拥5万兵力，被授予“联邦英雄”称号，是巴赫穆特关键之战的主角，风头一度盖过俄罗斯正规军。然而随着俄军内部矛盾彻底激化，他又因为一场仓促的兵变而身败名裂，最后只能被迫出逃异国。

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普里戈任都注定难得善终。原因也很简单，和他有牵扯的几方势力，都想要他命。

首先就是他的祖国俄罗斯。

普里戈任和普京关系匪浅，他早年经营餐饮行业时，曾大量承接俄高层订单，为部队提供后勤服务，也因此被称为“普京的厨子”，甚至称呼普京为“老爹”。可偏偏到了最后，普里戈任却在俄乌战争最关键的时候反戈一击，武力向莫斯科进兵。

普里戈任不反对普京，一开始就声明自己只是“清君侧”，要消灭那些只会窝里斗的俄军方高层。但不管瓦格纳反叛到底有无苦衷，普里戈任的任性，几乎让俄军在俄乌战争中积累的成果毁于一旦。

作为典型“俄罗斯性格”的普京，对于背叛向来是零容忍，正如他在2024年大选时说过的那句话：

“不忠就等于死亡。”

即便普京还惦念着普里戈任曾经的功劳，不想致他于死地，那些俄军方势力也不会善罢甘休。毕竟普里戈任曾把军方视为眼中钉，如今不趁着他落难抓住机会落井下石，怎么能保证这位雇佣军头子有一天不会卷土重来。

值得一提的事，在普里戈任坠机后的第一时间，就有记者询问拜登“此事是否与普京有关”，而拜登并没有说得太直白，而是故意点了一句：

“在俄罗斯发生的一切事情，其背后都有普京在操纵。”

当然，拜登的话明显带有阵营立场。毕竟除了普京之外，北约和乌克兰同样对普里戈任恨得咬牙切齿

乌克兰不用说，在战场上和这群拿命换钱，又从不讲什么战争规则的雇佣兵斗得你死我活，也早把普里戈任写上了黑名单。另一方面，无论是拜登还是泽连斯基，恐怕都想通过一场“人祸”来瓦解俄军内部。毕竟普里戈任一死，不仅瓦格纳再无威胁，就连和俄军利益牵绊最大的车臣恐怕也会大受震慑。

其实也就在普里戈任坠机事件发生后，瓦格纳集团Telegram账号“灰色地带”（grey zone）就曾发文称：普里戈任是被“俄罗斯的叛徒”杀害。

这个“叛徒”到底指向谁?恐怕短时间内难有定论，或许直至最后，也将成为一桩历史悬案。而像这种牵动各方利益的重要人物因“意外”身故的事件，在世界历史上并不罕见。而如今大多数国人，也应该还会记得70多年前的那场悲壮的“黑茶山空难”。

1946年4月8日，山西兴县的几个老农上山砍柴，竟意外发现一大片散落在山坡上的飞机残骸。这架飞机的机身已经完全断裂，而且严重烧焦，但与山体相撞的痕迹却清晰可见。

事情被上报给八路军晋绥分局后，赶来的搜救人员从飞机残骸中找到乘客人员名单，并隐约从上面看到一个令人悲怆的名字—叶挺。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而得知这个消息后最为悲痛的人，就是周恩来。

在这架飞机上，还有八路军的高级干部秦帮宪（博古）、王若飞、邓发，以及著名的爱国教育家黄齐生，第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著名革命家赵登俊等人。

这其中，博古、邓发在红军时期就和周恩来有过搭档经历，后来又一起从事外交战线的工作，合作多年，交情匪浅。而王若飞更是他的至交好友，两人青年时一同在法国留学，朝夕相处，互为知己。

这一次，王若飞、博古是要会延安汇报国共谈判的进展，叶挺将军则是刚被营救出狱，迫切想要回到心心念念的延安，所以坚持要搭这趟飞机走，并且带上了妻子李秀文，还有10岁的爱女叶扬眉和2岁的幼子阿九。

而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送上的飞机。

其实在送走叶挺等人后，周恩来就一直不放心，整整一天都呆在上清寺驻地，一直提醒负责电台的同志：

“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周恩来的担心不是没有根由的，他一生乘飞机历险10余次，却仍然经常乘飞机，原因就是快，他的时间太宝贵。但战争年代，乘坐飞机的风险往往是最大的，毕竟天空中发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而且讲不清。所以，周恩来自己常坐飞机，却不大放心战友们乘坐飞机，

当时适逢抗战结束，国共虽然进入谈判阶段，但双方早已剑拔弩张。时局动荡的非常时期，更需要慎之又慎。代表团刚来重庆的时候，为了保证绝对安全，周恩来曾亲自找到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还有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治中，请求他们在协定签订前，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离开重庆，为的就是让他们两个做“保人”，时刻保护代表团的安全。

但叶挺此行，因为过于仓促，所以并没有安排国军代表随同“作保”。可偏偏就是这一次，出了事。

当时得知叶挺要回来的消息，老战友朱德特意早早就等在了东关机场。延安的百姓也都自发组织起来在街头等待着，准备迎接英雄的归来。

当天下午2点左右，天空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机场的人群一阵欢呼。但奇怪的是，很快这种轰鸣声又消失了。按时间推算，这架抵达延安上空的飞机，正是叶挺他们乘坐的那架C—47美式运输机，只是不知是何原因没有降落，而是直接略过了延安向远方飞去。

当时刚好延安下着小雨，等候的人群只当飞机是因为天气缘故迫降了周边机场，或是又直接返回了西安。但直到天快黑的时候，西安方面发来回复：C—47美式运输机没有返航！与此同时，重庆以及周边机场都传来相同的消息：没有接到C—47美式运输机。

整整半天的时间，延安、重庆、西安都在等待叶挺的下落，但最后传来的却是飞机失事的电报。4月8日当天下午，叶挺一行人乘坐的C—47美式运输机在延安东北方向的黑茶山，不幸撞上山体爆炸，机毁人亡。

闻听噩耗，周恩来的脸色霎时变得煞白，他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性格如铁一般坚毅，从不轻易落泪。但这一次，他努力的想要抑制住泪水，但当脑海中再度闪现过那些生死战友的音容笑貌，看着周围同志垂头落泪的样子，他再也抑制不住汹涌的感情大潮，悲戚涌泪。

他是英雄，但同样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嘴里不断重复这一句话：

“都怪我啊，哪怕、哪怕是分乘两架飞机。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对不住同志啊。叶挺将军，邓发同志，昨天还和乔冠华他们有说有笑。”

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会，周恩来难忍悲怆，再度痛哭失声，并亲自写下《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文。

叶挺的牺牲，让周恩来一生耿耿于怀。直到1951年6月，叶挺的两个儿子从苏联回国前来拜访时，他终于敞开心扉说出了埋藏在心中几十年的话：

“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周恩来是严谨的人，而他的怀疑也并非凭空猜测，而持有这种怀疑的人，也不止一个。当时负责“四八”烈士治丧工作的杨尚昆，就曾回忆说：

“一时谣传纷起，因为死难的有这么多高级干部，这是否是有人蓄意制造的破坏事件？我们确实怀疑是不是特务在搞鬼”。

而这种怀疑，主要又是基于两点原因：

蒋介石一直想要拉拢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陈赓，另一个就是叶挺。而这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战功赫赫，威望很高，在国军中也拥有广泛的人脉，甚至是一呼百应。

叶挺早年跟随孙中山，曾于陈炯明事变中力挡叛军激战，掩护孙中山脱险，之后又在北伐战争中屡建奇功，麾下独立团更是走出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骁将。所以即便在叶挺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后，蒋介石仍然抱有幻想，用尽各种手段希望挽回叶挺。

新四军组建时，蒋介石开始一直坚持要任用心腹陈诚或张发奎做军长，直到叶挺被提名后他才松口。1941年皖南事变，叶挺在谈判途中被扣押，随后经历5年牢狱。在此期间，蒋介石多次派人劝降，但都被严词拒绝。

直到重庆谈判，周恩来提出要用被俘的国军中将马法五作为交换，蒋介石才终于同意释放叶挺，但这个时候，他也对拉拢叶挺彻底失去了信心。惧怕叶挺的威望，又憎恨叶挺的强硬，蒋介石真的能让叶挺安全抵达延安吗？这就给黑茶山空难埋下了一个最大的疑团。

就在黑茶山空难发生的20多天前，军统头号人物戴笠同样因飞机撞山死于空难。虽然八路军方面力证清白，但难免悲愤中的蒋介石不会有所怀疑，所以策划另一场空难来进行报复。

黑茶山空难事后的调查结果表明，飞机确实是撞山失事，而非在空中爆炸坠毁。但虽然当时延安有雨，能见度不高，但黑茶山海拔只有2000多公尺，而C—47美式运输机可以飞6000多公尺高，为什么会在如此低空撞山？

而且C—47美式运输机曾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然后直飞延安，并确实经过了延安上空，为何又突然改变航向，往东北方向飞去，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

直到2006年，曾任国军特工队队长的杜吉堂在临终之前，因为无法承受心理上的折磨，在忏悔文章中写出了“事情的真相”。

黑茶山空难之前，杜吉堂曾接到命令，让他派人在叶挺等人的飞机在西安加油检修时做手脚。而杜吉堂则让一位精通机修的特工杨耀武，伪装成机场的检修人员，悄悄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的背面放了块磁铁。

那个时候的飞机并不先进，飞行中主要靠高度表和磁罗表确定方向，一旦受到磁铁的干扰不仅方向会不准，甚至还可能会南辕北辙。加上仪盘表上高度也出现了错误，本该在6000米高空飞行的飞机，却撞上了2000米的黑茶山，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然而杜吉堂的一面之词，终究不是铁证，黑茶山空难注定要成为一桩历史的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