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人称，汉语中有很多词语，比如我、吾、余、俺、在下、鄙人等，先秦时还常用“朕”。其中，在下、鄙人是自谦之称，很容易理解，但我、吾、朕等文字，如何演化为第一人称？

甲骨文出土后，虽然没能破解上述疑问，但其中不少文字的早期形态，却改写了传统认知，比如“我”这个字，本义与第一人称并无关系，而是一件凶残的大杀器，东汉许慎《说文》对此解读有误。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我，施身自谓也。或说我，顷顿也（向一边倾斜）。一曰古杀字。”因此，许慎认为“我”有三意，但以甲骨文看，唯有“杀”意接近。

甲骨文中的“我”，整体造型像一柄大斧，但斧口有一排锋利的锯齿，因此肯定是一件大杀器，与“戈”没有关系，只是后人不知情而演化出了“戈”。

下图可见，A为甲骨文、B为早周金文、C晚周金文、D为秦代小篆，AB两图中的煞气一目了然，许慎应该没能看到更早的我字，故而作出了错误判断。南唐徐锴认为“我，从戈者，取戈自持也”，显然错的更离谱。

陈政《字源谈趣》指出：“我”是奴隶社会里一种用来行刑杀人和肢解牲口的凶器，叫作wǒ，古代也有人把这种锯斧叫作“锜”。

因为“我”是大杀器，那么转变为第一人称的逻辑可能这样：以“我”震慑他人，或者“手持大戉，呐喊示威”，让“我”这件凶器成为自己的代表，由此“我”就逐渐有了“自己”之意。因此，“我”一度既代表凶器、又代表“自己”。

战国之后，“我”被更优秀的凶器淘汰，退出了历史舞台，于是“我”就不再表示凶器，而只剩下自己之意，如此就成为了第一人称。

商朝覆灭之后，很多历史也随之被埋葬，甲骨文出土之后，让商朝历史得以展露一角，其中就有史书阙载的一个诸侯国——“我国”！

按理说，“我”如同“戈”、“剑”等一样属于凶器，不应该成为国家或族群称号，但是甲骨文却颠覆认知，商朝真有一个“我方国”、“我族”。

比如：《甲骨文合集》5525记载“丁丑卜，韦贞：使人于我”，即商王派遣使者出使“我”国；还有“我来三十”、“我以千”、“于我师”等，说明“我方国”臣服于商朝，向商王朝敬献贡纳。

殷墟考古中，还出土了不少“我族”的青铜器，比如“我尊”、“我祖丁觯”、“我父乙觯”等。有器留存，说明此族较为发达；而器在商都殷墟，说明此族非同一般；以铭文看，“我族”应与商朝王族有关。

问题有二：一是“我国”为何以“我”为国号、族称？二是“我国”地望何在？

首先，因为“我”的特殊性，因此以“我”为号的原因，大概是善于制造、使用这种武器的部族叫“我”，或某个地方特产“我”，故而出现了“我地”、“我国”、“我族”。

其次，甲骨文记载“癸卜，其舟囗我人”，说明“舟地”应与“我地”接近，而“舟地”极有可能在河南新郑一带，因此学者综合判断认为“我地”在河南兰考县一带。

不过，进入西周以后，“我族”没有发现再有铜器，可能因为与商朝王族关系太近而被周人消灭了。

“吾”始见于西周金文，表示说话的人自己，除了表示第一人称外，没有其他含义。其中，下部“口”代表说话，但上部“五”却有着特别的历史。

因为，距今万年左右的彭头山遗址（上图）、距今7000多年的秭归柳林溪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甲骨文等里面，都出土过这个字，即“五”字传承使用了上万年，因此“五”在上古文化中必然具有特殊的含义。如此，以“吾”代表具有唯一性的“自己”，就显得特别神秘了。

参考资料：《说文解字》、甲骨文合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