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八路军究竟是如何壮大的呢？

本篇文章就深入实际，从里到外，给大家掰扯个明明白白。

全文共计9000字，阅读需20分钟。

01

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如何壮大的？

说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八路军抓住了机遇，在有限的时间里，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快速将机遇转化成了实力。

机遇和挑战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八路军眼中的机遇，对于国军来说恰恰就是致命的挑战。

八路军的机遇说白了，就是日军来了，国军跑了，地方政权瘫痪了。

国民政府的官员和有钱有势的人跑路时，带走了值钱的东西，只将带不走的土地和穷苦大众留下了。

然后八路军来了，把军区和政权建起来了，将四顾茫然的老百姓组织起来了，建立了根据地，抵挡住了日军的进攻，自然就发展壮大了。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那可就难如登天了。

便宜要是这么好捡，国民政府那帮人也不会跑这么快了。

换句话说，钱多事少离家近的活，凭啥轮到你来干呢？

人得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干事才能靠谱，才能抓住机会。

干革命既要能吃得苦中苦，还得有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觉悟。

这两点还只是基础，最关键的是你得有那个本事，本领得过硬，不然再不怕死，再不怕吃苦受累，最后还是一事无成。

老话讲，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八路军敢干这个事，自然是有底气的。

而这份底气就是毛泽东经过多年实践攒下来的。

要想讲明白八路军是如何在抗日战争期间发展壮大的，就先得讲一讲这个“底气”究竟是什么。

02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的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这是教科书上反复讲的基本常识。

以前见识浅，看到“农村包围城市”就以为单纯是在农村搞革命。

还曾狂妄的想过，将革命地点从城市换到农村，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也要提升到这么高的高度。

是不是吹得有点过了？有那么厉害嘛。

后来我才后知后觉，我就是那个买椟还珠的愚人，天天苦读党史毛选，想找到红军成功的秘诀，却没有发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真意就在我眼前。

要想准确抓住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精髓，就得明确红军在干革命时的核心工作是啥。

这个核心工作，简单说就是建设发展革命根据地。

纲举目张，宣传、军事、政治、文化、经济都是围绕这个大目标展开的。

如果对教员早期的革命斗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便能发现，在教员革命生涯早期所取得的诸多成功，基本都是围绕根据地建设这一核心目标而取得的。

像《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后面到达陕北后写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都是对这一道路理论的不断完善和丰富。

不明白“根据地”这三个字的分量，你就看不懂我党的成功。

甚至我可以把话说得更直白一点，读党史学毛选，学到最后，要是连根据地思想都没有，那可真是没学到点子上。

教员在井冈山时期建立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举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

“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这话什么意思呢？

明面上是告诉你，有了根据地，才有地方修整恢复，才能持续作战，实际上是告诉你，不要想着一次就成功，你得想着如何降低自己的试错成本，增强自己的抗风险能力。

兵法有云，为将者未虑胜，先虑败故可则百战不殆。

一句话，你得有自己的大本营，能让你失败一次，还有重来机会的大本营或者说是现实基础。

没这个抗风险能力，失败一次就倒地不起了，就去谈什么坚韧不拔，谈什么持续作战，纯属空谈。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何建设这个根据地，才能真正成为能为红军提供源源不断动力的大本营呢？

建设大本营的关键，是找到可靠的基础。

对于红军来说是群众，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是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家族，也可以是一门过硬的技术以及可以稳定提供现金流的产业。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联盟，比利益联盟更牢靠，如果有比利益联盟还牢靠的关系，那只能是核心利益的联盟。

那农民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土地！

03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

这个复杂有机体的核心就是土地革命，这是中心内容。

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土地革命展开的，故而第二个国内革命时期，也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

而土地革命的核心就是土地的没收和分配。

“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是在文家市率先打出来，毛泽东从1928年3月开始，在酃县的中村，正式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把中村当作一个试点，同时他的弟弟毛泽覃则在宁冈大陇也进行了分田的试点。

当时搞分田地运动时，由于经验不足，还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比如《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

后来新土地法出台后，修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土地也不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而是归农民所有。

这样一改，红军力量进一步增强了，根据地的军民凝聚力也就强了，道理很简单，土地是谁的，谁就有最大动力去守护。

我不让你保护，你自己都不答应。

有了土地革命这一核心后，你还得有相应的土地去做分配，不能说这块地方没有打下来，就开始分配，那就成了讲空话画大饼。

所以得建设根据地，得有不同级别的政权，根据行政级别一级一级往下分，一直分到具体农民手里。

农民能看见自家的地，边边角角从哪到哪都明明白白的，手里还有政府盖了章按了手印的证明，那心理就踏实一大半了。

但分到土地的农民，心里也在打鼓，要是红军走了，土豪劣绅又打回来了，那这块地还能留在自己手里吗？

自然是不能了，故此不能完全踏实。

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为了有条件进行土地革命，让农民彻底踏实下来，就得搞武装部队，得靠武装力量来保护中心内容和基本盘。

到这里就可以做一个简短总结，毛泽东经过井冈山根据地的实践，摸索出了一套可以在全国复制的革命具体道路：

这条道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

军队负责军事保卫和开拓市场部分，政府负责土地革命的核心运转部分，党负责居中指挥充筹兼顾。

三者有机结合，谁也离不开谁，组合到一起就开始爆发出惊人力量。

看明白没有，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军事部分，的确重要但不是中心，中心的东西是被大家一直忽视的“打土豪，分田地”，是“利益分配规则”。

这个模式成熟后，有点像红警游戏里的基地车，党政军互相配合，只要选一个精干的领导干部，然后配上各方面的人才，立马就能打下一片天。

而教员不仅把这个模式摸索出来了，还以自己为核心，把团队组建出来了，群策群力，不断丰富完善，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效率极高的系统。

你只要按照教员的路子走，当好一个执行者，你就能打胜仗，你就能把事情做好，就能取得成功。

一句话，跟着教员走，有肉吃。

04

红军一直说自己，是穷人自己的部队，不是口号，这是事实，比铁还真的事实。

在这个世界上，我想不出有什么事能比“用核心利益来贯彻理想的事业”更真诚更实在。

但这套模式一出来，敌人和盟友就十分明确了，分配的土地从谁那里来，谁就是敌人，土地的分配对象是谁，谁就是最可靠的盟友。

以前搞农运的时候，陈独秀这些人都搞得胆战心惊，害怕的不行，为啥害怕？

因为他们很清楚搞农运可能会得罪哪些人，他们惧怕这些人的能量，不敢得罪他们。

搞土地革命后，就不是得罪不得罪的事了，敌我关系就直接明确化了。

土地就那么多，你多占一点，我就少一点，双方的核心利益冲突不可调和。

搞土地革命，一方面可以跟劳苦大众形成最牢固的同盟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会遭受反动派最凶狠最残酷最具针对性的打击。

这就叫挨最毒的打，吃最香的肉。

在井冈山上的时候，教员通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向同志们指明了一个道理：

敌人内部互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敞开肚皮，趁机多吃几口肉。

当敌人内部停战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要做好被毒打的准备，不能贪。

按照这个总方针，红军初期的发展搞得有声有色，然而当老蒋基本坐实了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在名义上建立了一统的政府后，再加上红军内部的路线之争也愈演愈烈，红军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鄂豫皖苏区，中央苏区等根据地都先后失败，红军只能采取战略转移，保持武装力量和老底子，四处寻找机会。

西安事变前后是红军最难熬的时期，走也走不了，发展也发展不起来，全靠苦熬。

这个时候，教员心里有数，红军的转机就在抗日战争。

因为教员很清楚，一直以来限制红军发展的主要原因，除开内部的路线斗争之外，就是外界强大敌人盯得太死，不给红军发育时机。

一旦盯着红军的力量转移了，变弱了，红军靠着这套模式就能发展起来。

明白了这些，现在回过头来看教员当年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重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才能品出其中真味。

红军从来不怕死，更不怕困难，怕的是没有发育机会，不论如何，红军也要抢到因时局变化，而产生的发育机会。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尽管这次的发育机会是在沦陷区，是跟小鬼子抢地盘，那也不带丝毫犹豫的。

小鬼子一来，国军跑得过，红军跑得也很快，只不过一个是为了保命，一个是为了虎口夺食。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决定红军日后前途的关键时刻来临了。

05

土地革命这套模式是教员率先摸索出来的，但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员已经成为领导者，需要坐镇陕甘宁边区，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指挥领导全局上。

这种情况下，对于教员来说，找到一个能代替自己在前线负责指导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关键人物，就显得异常重要了。

这个人是谁呢？

刘少奇。

抗日战争时期是刘少奇一生事业的辉煌时期，也是他政治生涯最重要的发展时期。

8年全面抗战，他有5年左右时间是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指导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请注意，刘少奇不是指导哪一块根据地的建设，也不是单独负责哪一片的游击战争，是整个华北以及华中地区，说他是抗战时期整个华北和华中的最高负责人也不为过。

讲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如何崛起的，绕不开刘少奇这个关键人物。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一直在白区负责领导工作，故而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很少能听到刘少奇的名字。

在那个风声鹤唳的时期，能在白区坚持工作这么多年，还取得不小成就的人，毫无疑问都是能力过人的精干。

1936年，眼瞅着抗日战争就要开打了，结果延安扭头一看，除了陕甘宁边区这一小块，自己啥都没有，兜比脸都干净。

整个白区党的工作也没有连成一片，不成力量，尤其是天津、北平这一带，党的组织基本陷入瘫痪状态。

未雨绸缪，延安就派刘少奇去华北地区，将党的组织重新弄起来，筹备一点力量，也好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积极作用。

1936年春，刘少奇接下中共北方局担子时，面对的局面还是很糟糕的，地下党组织在华北已遭到严重破坏，形势非常严峻。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党的组织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一批中下级干部，而且这些组织和干部还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统治着。”

从1936年到华北工作，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少奇的工作成果是有目共睹。

弄得太成功了。

整个华北，党的组织面貌焕然一新不说，群众工作、宣传工作、思想工作等都干得极为出色。

挑一件小事聊一聊刘少奇的干事风格。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一直在推华北自治，老蒋没顶住压力，就将行政院驻平政务管理委员会撤销了，以宋哲元为首，成立了一个翼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是委员长。

这期间又发生了不少事，北平和天津许多学生都骂宋哲元是卖国贼，群众还喊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翼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天天上街游行，军警时常有殴打驱赶游行群众的行为。

刘少奇当时处理这件事时，经过研究后发现虽然翼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扶持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宋哲元是动摇的，有转向抗日的可能。

发现这一点后，刘少奇就下达了一系列指示，将口号改成了：“拥护宋委员长抗日”。

口号一变，很多事情就变了，学生上街游行不仅不被打了，反而有少量军警保护了，很多工作的展开就变得很容易了。

宋哲元本人听到这样的口号，也是很高兴的，还邀请学生去故宫后面的景山集合，让北平市长多倾听群众意见，会后大家还一起合唱救国歌。

整个华北的抗日氛围也变得分外浓厚。而七七事变后，宋哲元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爱国的。

从这件小事就能看出来，刘少奇办事还是很有技巧的，也是很有方法的，要不然也不能脱颖而出。

如果刘少奇办事较为死板，也不可能在七七事变后，在紧急情况下抓住机遇。没有抓到这波机遇，也就不可能在六届六中全会后，被教员委以重任。

华北各项基础工作的筹备情况，事关日后华北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各项任务能否顺利展开。

大项目搞得好不好，首先得看战略规划的好不好，这是教员的任务。

其次看各项工作筹备组织情况如何，这是刘少奇的工作。

最后看具体操作时执行力怎么样，这是聂荣臻等人的工作。

事实证明，三个层面的工作，三个层面的主要负责人，都干得很出色。

06

1937年11月前后，太原作为整个华北仅剩的还没有失守的大城市，在日军紧张的进攻下，也是岌岌可危。

而太原一旦失守，也就意味着在华北进行正规战争的条件也就没有了，整个华北的对日作战也将转为游击战争为主。

太原正式失守前，各方都在积极准备，国军开始组织撤退，而延安的命令也像雪花一样飞到了前线各部队领导手中。

115师各部队早就分兵到关键地点等待后续命令，9月下旬罗荣桓就带着工作团率先到达五台山山脉一带的阜平、曲阳地区；10月下旬115师主力奉命南下协助友军，剩下的独立团、骑兵营等部队共计3000人，在聂荣臻的带领下继续发展晋察翼边区抗日武装。

11月9日，太原正式失守。

而在11月7日，延安就下达了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4个军分区，各军分区均建立了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大队，每个大队由1500至2000人编成。

并根据教员的指示：

令第115师以一部在聂荣臻率领下，创建晋察冀边抗日根据地，师部率主力南下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令第129师由正太路南下开辟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令第120师继续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从洛川会议就开始唱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大戏，终于正式开始上演了。

整个华北的非核心区域，在日军的快速进攻下，国军的快速撤退中，突然出现了无人管辖的局面，一直盯着红军的力量，一下消失了。

华北政权出现了一个真空期，土地和人口等关键资源，一下都空了出来。

前面我们说过了，教员从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就开始探索出了一套革命模式，掌握了这套模式的党政军人员，就跟红警游戏里的基地车一样，走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有资源，一展开就是一个大型基地。

红军在陕甘宁边区苦熬了这么久，眼前突然有了一个可以肆无忌惮发展的窗口期，用久旱逢甘雨都不能形容红军的喜悦之情。

但当太原失守，国军大规模退出华北，小鬼子快速推进，整个华北非核心区域都由八路军主导后。

在根据地建设轰轰烈烈开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急需解决：到处都缺人！

可以说，太原失守后的几个月是八路军在华北创建根据地的黄金时间，一旦错过这个关键窗口期，等日军或者国民政府反应过来，很多事情就错过了。

刘少奇说：“这时候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干部的缺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少奇采取了五种办法：

1、开办了许多一星期就毕业的训练班，把基本的方法论和工作方法教下去后，立马就把人派出去工作。

2、把上层领导机关的人，不管是技术人员，还是什么人员，能派下去工作的，全派下去。

3、把平津地区此前发展起来的党员和工人们，以及积极学生分子等，都动员起来，让他们回到家乡，或者到农村地区组织游击队，组织起来后，要是能指挥就指挥，不能就等八路军来接手。原则就是一个，不管结果怎么样，先去一个人，把各地区的人给组织起来。

4、在人员快速被派遣下去的同时，尽可能的组织会议，把任务交待下去，把工作办法教下去，然后采取一些简单的检查工作，加速年轻干部的成长。

5、在各个地方，大量的发展党员，努力扩充人员。具体的方法是，到了一个县后，先成立县委，把地方党组织的上层架构设好，然后发展党员，一级一级成立下面的支部。

这样一搞，人都派出去了，政权和党部的骨架很快就出来了。

07

快速为前线各项工作补充人才，快速建立各级政权，其实还不是刘少奇最艰难的工作。

最难贯彻的还是思想。

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员之所以很信任刘少奇，把华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的领导权给到刘少奇。

能力出色只是一方面，主要原因是刘少奇对教员的意图领悟的最透彻，思想对头。

在内部有王明等人的捣乱，头上还有统一战线的红线存在下，很多明面上不能讲的事，很多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事，刘少奇都把握住了。

而且紧跟教员的战略部署，开展工作时尺度把握的很好，既不被人拿住把柄，还把好处拿下了，是战略层面极为出色的执行者，组织层面的出色领导者。

华北全面失守前后，对抗日政权的创建工作和群众的组织领导工作，是最关键的地方。

抗日政权的建立关系到敌后抗日战场能否打开局面，也关系到八路军能否发展壮大。是一切工作的核心。

但一开始，因为受到延安高层斗争的影响，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理解有问题，下面的很多人，思想有枷锁有限制，甚至还有部分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博古李德得势时期。

要么是畏手畏脚，干不成事，要么是十分偏激，把好事办成坏事。

放不开手脚，不知道工作重点是啥，天天卖命不怕死的工作，但就是抓不住重点。

很多地方党的领导者，在国军撤退后，在国民政府地方政权瘫痪的有利局面下，不敢快速任命领导者，组织各类机构。

换句话说就是，完全意识不到抢先一步由中共任命县委等地方政权领导者，组建基层抗日政权，将散落的群众，都组织起来，这件事究竟有多重要。

能不能翻身，就看这一下了。

一方面很多人意识不到要这样做，另一方面就算意识到了，也不敢放手去做，怕被扣上一个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

一犹豫就把宝贵的时间浪费了，刘少奇说太原失守这四五个月：“浪费时间就等于犯罪，一切都要迅速爽快地解决。如果没有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局面是打不开的，或不能迅速打开。”

关键时刻要迈开步子，但迈开步子就可能会犯错，所以大家放不开。

这个时候刘少奇就发挥了关键作用，直接把话说开了，把帽子先扣到直接的头上，由上而下的推动，让下面的人放手干。

刘少奇抓机遇的能力不仅强，在华北建立抗日政权的时候，还很有策略性，对统一战线中最复杂的阶级斗争问题，把控的很好，起到了关键的调节作用。

而在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方面，刘少奇主要采取了两种办法。

办法一：在国军和政府完全退走的地方，以及红军从小鬼子手里收复的地区，独立自主的建立当地的抗日政府和部队，独立自主的实行三民主义，当然这里实行的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就归红军了。

等政权和部队都建立起来了，再给国民政府发一个请示批准文电，答应当然最好，如果不答应那就不管他了，我们继续干我们自己的。

河北地区采取这种办法的最多，因为这个地区国民政府和国军跑得最快，最干净。

办法二：在山西等地方，国民政府基层政权没有完全退走，或者有其他抗日组织活动的地区，在建立抗日政权的时候，就不能一家讲的算了，得跟这些组织合作，建立政权。

总之，华北失守后，在关键的真空期，中共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参与抗日政权建设，将自己的影响力通过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切切实实的扎根在这片热土上。

08

在此期间，刘少奇的主要工作更偏向政权建设方面，而军事方面的很多工作，都是由坐镇延安的教员亲自抓的。

晋察冀军区是延安直接命令成立的，成立的用意也很明确，快点把队伍拉起来，为政权建立提供保护力量。

果不其然，连一个月都没有到，小鬼子就来了。

11月中旬，日军调集2万余人分八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施围攻，经过近一个月的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八路围攻”。

几个月后，刘少奇也把晋察冀边区政府的雏形弄出来了，下辖30多个县。

都说胖子不是一口吃成的，但红军经过前期辛苦的筹备，还真就一口吃成了胖子。

1938年1月初，中共牵头在河北阜平召开军政大会，搞选举，正式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把生米煮成了熟饭。

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敌后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它的成立也预示着，我党在华北彻底站稳了脚跟，有了大本营。

迈出这关键一步后，以后的工作，就是在全国各地粘贴复制。

八路军是怎么发展壮大的？

就是这么壮大的。

有了地盘，有了政权，有了人口，有了经济基础，军队壮大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到了1938年底，晋察冀边区共辖70余县，拥有居民1200万，武装力量约10万。

看到这样发展速度和规模，便能理解为啥老蒋如此焦虑了。

有了这样的现实基础，中共的崛起已成既定事实，红军完美解决了生存问题，而抗日敌后战场对日军的巨大牵制作用也初显威力。

从前陕北几万红军就算全拼光，也肩负不了的抗日任务，现在随手可为，八路军的抗日作用和抗日效率提升何止几倍。

当年教员在井冈山上摸索出以建设根据地为核心的这套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革命模式，经过多年发展逐渐成熟，也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模式，却一直被走城市道路的留苏派打压，一度被排挤出领导层。

而到了1936年在洛川会议上，教员又力排众议贯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却被王明等人攻击抵制，饱受质疑，受尽诋毁。

这一路走来，何其艰苦，何其不容易。

谁也不会想到，教员当年发展和抗日两手抓的设想，竟一步一步变成了现实。

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