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亲自为蔡畅80大寿献上鲜花，会后女儿邓榕问他一生中谁是最好的朋友。

邓小平同志沉思良久后，缓缓说出了三个名字。

那么，这三个人是谁？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又是什么凝聚了他们的革命情谊？今天，让我们来缅怀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感人友谊。

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两位伟人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的法国时期。

1920年，16岁的邓小平同志离开重庆，踏上了前往法国的旅途。同年，周总理也来到了法国，开始了为期近3年的勤工俭学生活。

相比邓小平同志主要是来学习一技之长、“工业救国”的，周总理的目标则更加明确——他要在法国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经过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之后，周总理坚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

1921年，周总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与创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了该党的宣传委员。1922年，该党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为了宣传共产主义，周总理等人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后更名为《赤光》。周总理是这份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而邓小平同志，则在加入该党组织后，被分配到了《赤光》编辑部工作。

由于经费短缺，《赤光》编辑部就设在周总理在巴黎的住处。每天晚上，周总理要写文章，邓小平同志则帮忙将手稿刻在蜡纸上，然后用油印机印刷出来。两人常常忘我工作到深夜，干脆就直接在编辑部里铺上地铺留宿。

在频繁的工作往来中，邓小平同志对周总理坚定的信仰和对问题清晰的把握，产生了深深的敬佩。周总理也看重邓小平同志这位谈吐直接、工作勤奋的青年战友。

1922年，在周总理的推荐下，邓小平同志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后，周总理又推荐邓小平同志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旅欧党团的负责人。

1927年，周总理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军事部长，而邓小平同志成为他的助手，担任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总理处理中央工作。两人住得很近，经常一起生活和工作，关系日益亲密。

在这段时期，周总理对邓小平同志的工作能力和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成为邓小平同志走上领导岗位的推动者和坚强后盾。

土地革命时期，正是周总理极力保护，使邓小平同志得以在红军总政治部工作；遵义会议后，也是在周总理大力提拔下，邓小平同志才得以在各个根据地担任要职，逐步成长为党的领导核心。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8月邓小平同志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与周总理共事。在周总理的信任和支持下，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了许多重要经济政策。

进入70年代，周总理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74年4月病重的他还坚持送别即将出访的邓小平同志；1975年他主动力排众议提出由邓小平同志接替自己。周总理的这些举动，充分显示了他对邓小平同志的全心信任和厚望。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邓小平同志悲痛欲绝。在追悼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悼词，高度评价了周总理一生的光辉业绩。这份评价代表了邓小平同志对这位伟大长兄的崇高敬意和深沉怀念。

二人从1920年相识，共事50余年。周总理对邓小平同志提携备至，信任有加，邓小平同志也以兄长相待，两人关系十分密切。这份革命情谊历经风雨考验，绝非常人可比。也正因有了周总理这个坚强后盾，邓小平同志才能在各种困难中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

二人的故事充分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品质和鲜明的风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周总理“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们把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丝毫不为个人利益所动。

如果说周总理在邓小平同志的成长道路上扮演的是兄长般的角色，那么，李富春和邓小平同志之间，则更像是手足般的革命战友。

1919年，23岁的李富春来到法国开始勤工俭学生活。一年后，16岁的邓小平同志也来到了法国。因为李富春比邓小平同志大上几岁，邓小平同志遂亲切地称呼他为“李大哥”。

刚来法国的李富春已经是一个觉悟高的青年，他很快就和李维汉等人发起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并积极投身于组织留法学生的政治斗争。1921年，他参与发起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被选为执行委员。

1922年，李富春与周总理等人一起，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邓小平同志在法国期间，一直和李富春在这个党团组织中共事。

两人关系十分密切，李富春把邓小平同志视如弟弟般看待，而邓小平同志也极为尊重李富春这个“大哥”。李富春会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无私地传授给邓小平同志，对邓小平同志的成长起到了重要影响。

在生活上，由于条件艰苦，邓小平同志曾与李富春夫妇住在同一屋檐下。李富春的妻子蔡畅经常为他们做饭，邓小平同志最喜欢吃她做的面食。艰苦的生活无法削减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反而让他们像亲人一样团结统一、相互扶持。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李富春当时担任总政治副部主任。他不顾部分人的反对，坚决把邓小平同志的名字添加到长征名单中，使邓小平同志得以与红军一起长征，避免在南方根据地遇险。此举可谓救了邓小平同志的命。

长征胜利后，两人在延安重新团聚。1939年，李富春和妻子蔡畅还一起担任了邓小平同志与卓琳的证婚人。由此可见，两家人的关系之亲密无间。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9月李富春和邓小平同志同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两家住在中南海一墙之隔，经常探望来往。儿女们都视对方为己出，两家就像一家人一样亲密。

在工作上，两人也十分默契。李富春经常把工作经验传授给邓小平同志，两人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也高度一致。1974年邓小平同志复出时，回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探望了病重的李富春。次年，李富春不幸离世，邓小平同志为之痛心疾首，并代表党中央主持了追悼会。

可以说，邓小平同志与李富春之间的革命友谊始于20年代。他们历尽苦难，仍坚守着共产主义理想，视彼此如同骨肉手足。正是这样深厚的感情，支撑着他们并肩战斗，为中国革命事业奉献一生。

如果说周总理是邓小平同志的知心兄长，李富春则如邓小平同志的手足般，那么聂荣臻元帅对邓小平同志而言，则是一位救命之恩和威武之师的存在。

早在1920年，邓小平同志和聂荣臻就相识于法国巴黎。两人都来自四川，可以说是异乡遇故知。聂荣臻比邓小平同志大5岁，来法国也比他早一年，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了这群“新来乍到”的小后生的引路人。

1920年10月，刚满16岁的邓小平同志坐着邮轮来到法国马赛港时，聂荣臻已经作为“老前辈”，兴致勃勃地带人举行了一个热烈的欢迎仪式，使邓小平同志倍感亲切。

1936年，邓小平同志在甘肃庆阳工作时，突然患上极为严重的伤寒病，高烧不退，吃不进去任何食物。就在这危机关头，聂荣臻立即将张学良送来的牛奶，全部给了邓小平同志。正是这些牛奶，帮助邓小平同志渡过了危难，保住了性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聂荣臻奉命在晋察冀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邓小平同志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专门给聂荣臻送行，协助他与阎锡山下属进行联系，为根据地的工作打下基础。

在百团大战中，聂荣臻与129师政委邓小平同志又再次并肩作战，配合默契，赢得了许多胜利。可见，两人之间既有来自故乡的深厚感情，也有着并肩浴血奋战的革命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邓小平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而聂荣臻也在他的大力推荐下主管了国家科技事业。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帮助下，聂荣臻颁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十四条》，推动了我国科技发展。

改革开放后，躺在病床上的聂荣臻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1992年听闻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后，病中的他兴奋地连连夸奖“小平同志真了不起”。在遗言中，聂荣臻再次表明对邓小平同志和改革开放的充分肯定与支持。

可以看到，从1920年相识，到50年代建国初期并肩工作，再到80年代的障碍，我们要发扬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不负众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下去。

通过这三段故事，我们看到老一辈革命家如邓小平同志、周总理、李富春、聂荣臻等人之间建立了亘古难寻的深厚革命友谊。这份感情源自共产主义理想，经受住了革命生死的考验，终成结发之交、患难之交。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缅怀革命前辈的高尚品质，向他们学习什么是真正的无私奉献、团结共事。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我们更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精神，坚持理想信念，把党和人民托付的任务完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