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安玲
摘要：1924年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广东区委征得孙中山同意后，廖乾五参与组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并担任党代表。随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党代表，为建立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南昌起义的发动作出了重大贡献。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廖乾五：北伐军的许多政治部中，以四军政治部成绩最好。后来，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美名，廖乾五也因此被誉为“铁军之魂”。
1927年春，廖乾五在筹备“铁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的启事中这样写道：“革命的流血本来算不得什么稀奇的事，因为没有流血的牺牲便换不到革命的胜利，我们后死者对于这个看得十分明白。”这段豪迈赤诚、视死如归的肺腑之言，正是廖乾五一生坚定信仰、坚守初心的真实写照。
从小培养家国情怀
1886年2月18日，廖乾五出生在陕西平利龙门乡（今八仙镇）一个穷苦的知识分子家庭，原名正元，又名华龙，化名刘省三，家中排行老三。父亲廖述职早年当过道士，家境贫寒，深受地主豪绅欺辱。母亲是本地农家女，在廖乾五幼时病故。大哥廖汉屏又名华国，系晚清秀才，民国初年曾在平利县任区长，后以教私塾为生；二哥廖定三又名华鼎，早年在武汉上学时参加反清活动，后东渡日本留学，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汉阳知府，积极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斗争。
廖乾五幼时入私塾，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古文、书法碑贴，为日后革命工作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他热衷于习武，跟随村邻习刀练拳锻炼身体，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乡亲们拜神求佛的愚昧行为。他从小就关心劳苦大众，热心善举，与大人们一起在激流中背石料、垒桥墩、扯铁链、铺木板，在牛溪沟上建起一座石墩铁索桥。
1838年至1895年，清代平利籍进士有9名，这一方水土的精气神以及廖乾五的二哥在武汉读书又东渡日本留学的经历，都影响着廖乾五的家国情怀。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使得廖乾五无法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他却不甘于蜗居苟安，暗自在心里埋下了报国的火种。1906年农历腊月，20岁的廖乾五与18岁的童养媳富秀（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杨万青）成了婚。1907年农历正月初一，廖乾五便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顶风冒雪、跋山涉水赴武汉投奔从事同盟会反清活动的二哥廖定三，以寻觅报国之门。后由二哥资助求学，于1911年从京师农业学堂毕业，在北京农事试验场工作。他虽身处异乡却时刻关注贫穷落后的家乡，从千里之外的京城，寄回早稻和玉米良种，嘱家人分赠邻里。由于龙门乡山高水远，早稻无法生长，玉米良种却十分适应，一直繁衍流传。
舍小家为大家
1916年，廖乾五受陕西督军陈树藩的邀请回陕西担任实业厅厅长，但因故未能如愿，无奈之下廖乾五再次回到汉口。在此期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仔细研读《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简史》等著作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8月，廖乾五在武汉加入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廖乾五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廖乾五、李立三以汉口特别区选派的代表资格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闭幕后，廖乾五回到汉口，积极协助林伯渠建立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并代理宣传部工作（宣传部部长张知本未到职）。1924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武汉地委，设立汉口、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由中央直接领导。改选后的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为包惠僧，委员有包惠僧、许白昊、项英、刘伯承、廖乾五，辖6个党小组。地委的机关秘密设在汉口德润里23号，租住楼上二层的5间房子。包惠僧与其妻夏松云，许白昊和其妻秦怡君以及廖乾五、项英等人住在一起，对外称为一个大家庭，大门口还挂着“湖南布庄”的招牌。颠沛流离的生活加之长期生活不规律，廖乾五虽不到40岁，外貌却显得相当苍老，因留有胡须，便担当秦怡君“父亲”的角色，经常教“女儿”念书，俨然一副这个家庭的“长辈”。他们一般白天在家里开会或者学习，晚上分头外出工作，经常到工人群众中活动，有时忙得彻夜不归。严肃的工作纪律与和睦的“家庭”关系，使住在楼下的房东没有看出一点儿破绽。直到5月16日下午2时许，因工贼告密，地委机关突然遭到反动军警的包围、搜查。
廖乾五脱险后，经党中央决定，离汉到沪。乔装改扮的廖乾五乘小轮船顺江而下，不几日到达上海。旋即被中央派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教官。
南征胜利功不可没
1924年秋，周恩来从法国回到广州，就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军事部部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感到应该有一支能够直接指挥的军队，以应对紧急事件。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孙中山先生的支持。周恩来选中了军事与政治素质较强的铁甲车队，易名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并抽调黄埔军校教官徐成章和一期毕业生赵自选、周士第等4名共产党员任正副队长、教官和连长，廖乾五任党代表兼党小组长。
1925年11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周恩来经多方努力，并征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同意，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该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北伐前夕改为第四军独立团），任命刚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廖乾五升任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1926年9月中旬开始代理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1月下旬，廖乾五率10余名政治工作人员到台山第十二师师部报到。随即向师长张发奎建议，要求部队在南征中“不拉夫、不筹饷、不扰民、不征粮、不占民房、买卖公平”，廖乾五则带领政治部率先垂范。部队从阳江出发时，政治部的宣传品和行李较多，他指示部属：“宁可把不必要的行李丢掉，亦要坚决执行不拉夫的规定。”正是由于政治部带头严格执行纪律，在部队中产生很大影响，使各项纪律得以顺利贯彻。
廖乾五身为军队高级政治干部，当时按规定可配备三四名护兵，但为方便接近群众，他常常不带护兵而只带会讲广东话的“翻译”随行。衣着朴素的廖乾五也从不摆官架子，在南征途中，他和士兵同甘共苦，还把自己仅有的食物送给伤员、病号。由于部队坚持“五不一公平”政策，在人民群众中传为美谈。
1926年1月，南征渡海作战前夕，廖乾五等人发表《敬告琼崖同胞书》，号召人民行动起来。1月17日，十二师用两艘小轮船和200多艘木船横渡琼州海峡，进攻海南岛。开船前，张发奎因未见廖乾五而派人四下寻找，最后发现廖乾五正在一艘木船上向士兵作战前动员，并坚持和士兵同船渡海作战。张发奎劝廖乾五留在后卫部队，他回绝说：“越是战斗激烈，越是危险，越要做好政治工作，鼓舞官兵士气！”
南征战斗中，廖乾五领导的政治部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广东南部全部获得解放，自此全省实现统一，南征取得完全胜利。5月26日，师长张发奎、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率部队离开海南岛，凯旋广州，准备踏上北伐的征途。
张发奎称他“全师的母亲”
1926年5月，时任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和叶挺独立团（独立团拨归十二师指挥）作为第四军的先头部队出兵入湘。6月初，首战攸县，击溃直系军阀吴佩孚6个团之众。1926年7月，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声中正式开始。当时的军队政治部主任是没有指挥部队作战权力的，但由于廖乾五过去久居楚地，留心当地地理环境又善于谋略，他主动参与筹划和指挥了第四军在两湖的重要战斗。当时，两湖战场是北伐的主攻方向和主要战场，集中了第四、六、七、八军以及第一军一部，而共产党员最多的则是第四军。
北伐军占领醴陵、长沙后，吴佩孚将主力集中于汨罗江一线，阻止北伐军北进。8月19日拂晓，张发奎、廖乾五指挥所部，以三十五团担任佯攻，以独立团和三十六团担任正面进攻，不到10小时，攻占了平江城，把北伐战场推进到湖北境内。这时，吴佩孚亲率主力南下，以各路退兵万余人固守汀泗桥、咸宁一带阵地。26日凌晨，北伐军进攻汀泗桥，部队出发前，廖乾五进行了战前动员。27日晨，第四军发起全线攻击，汀泗桥终于被北伐军占领。8月29日，第四军以十二师和独立团为主攻部队，第十师为预备队，是日傍晚从咸宁出发，进攻贺胜桥。吴佩孚亲赴前线督战，集中兵力两万余人固守贺胜桥。张发奎、廖乾五率十二师和独立团，连续突破吴军两道封锁线。30日上午10时许，贺胜桥遂由十二师三十五团和独立团控制。
汀泗桥战役和贺胜桥战役的胜利为北伐军扫清了通往武汉的道路。10月1日凌晨5时许，叶挺、廖乾五亲临火线，指挥独立团与守城之敌白刃搏斗，官兵冲锋陷阵、奋勇争先，给敌以沉重打击；10月10日凌晨2时许，陈可钰、廖乾五督率第四军，会同第八军猛攻武昌城。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占蛇山，第十师、十二师随即入城，至上午8时，武昌城为第四军、八军完全克复，所有逆军全部俘获。因为他们一路上势如破竹，在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和武昌攻城战役等恶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叶挺独立团不但自己名扬天下，而且为所在的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美名。
其间，廖乾五以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气概，排除干扰，理直气壮地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军宗旨、目的、纪律、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教育，抓住战斗、行军的间隙，向官兵灌输革命道理，要求军队不嫖、不赌、不酗酒、不抽鸦片、不打骂士兵、不克扣军饷、不拉夫等；主持制定了《士兵训练计划》和军师团三级政工会议制度；创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四军周报》《四军画报》《政治周报》《国民革命军四军读本》等宣传周刊和书籍；行军途中，他要求政治工作干部贴标语、发传单、画壁报；战斗中，他以身作则，亲临前线鼓动宣传；驻防时，他深入民间了解军情、民情、商情、农情，召开军民联谊会，融洽军民关系；收复城镇后，政治部主动帮助地方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巩固新建区的革命政权。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明显加强，第十二师成为革命军中独树一帜、百战百胜的“常胜军”，一向以战功傲世、有“骄将”之称的师长张发奎，也称赞廖乾五为“全师的母亲”。武昌光复后，廖乾五被任命为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他在主持第四军政治部工作期间，对军内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和党部进行了三次整顿，较大程度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融洽了军民关系，增强了官兵们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信心。
一代英名留青史
大革命失败后，廖乾五参与策划了南昌起义。起义成功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任命他为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委员会委员、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9月初，廖乾五与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月初，南昌起义部队在退至广东潮汕地区时，因遭国民党的重兵围攻而失败。在彭湃的安排下，廖乾五与贺龙、刘伯承、林伯渠、吴玉章等人在神泉港乘上一条渔船，漂流到香港，又经香港转道上海，回到中共中央机关。
1929年，中共中央派廖乾五到中共湖南省委从事地下工作。次年在省委军委中负责对敌军的兵运工作。不久因被叛徒出卖被捕，作为共产党的“要犯”羁押入狱。时任国民党省主席的何键，对这位赫赫有名的“铁军”政治部主任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态度非常清楚，但他仍企图从廖乾五的嘴中套出中共高层领导的机密，于是数次主持审讯。然而，任凭敌人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廖乾五横眉冷对，绝不谈及党和军队的任何秘密。
1930年9月3日，在朱德、毛泽东率红军第二次围攻长沙的前夕，何键唯恐有变，遂下令在夜间将廖乾五秘密杀害于长沙郊区。烈士卒年44岁。他没有留下遗物，也没有留下遗言。以致多年后，人们还在打听他的下落……
1997年，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在平利县中学塑建了廖乾五纪念像，供后人瞻仰和缅怀，纪念他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伟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