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都灭亡了，陕甘总督还在率清军战斗，差点为溥仪打下一片天下

世人都知道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正式宣布退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终结。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北的陕甘大地上，却有这样一位清朝重臣，在得知溥仪退位后，不但没有投降，反而继续率领大军与革命军浴血奋战。他凭借对西北地形的熟悉，连下十多座城池，一度让革命军闻风丧胆。此人就是清朝的陕甘总督多罗特·升允。更令人惊讶的是，当他的复辟计划在西北受挫后，竟然辗转千里，历尽艰辛，从陕西一路闯到蒙古，又辗转日本，只为寻求外援，助溥仪重登大宝。那么，这位执着的清朝遗臣，到底经历了怎样传奇的一生？他为何会如此忠心耿耿，即便是在清朝覆灭之际，依然不肯放弃？

一、西北雄风：陕甘总督的崛起之路

多罗特·升允出生于同治八年，生于八旗蒙古镶黄旗的一个显赫世家。其祖父曾在咸丰年间任职兵部侍郎，父亲也曾在户部任职。这样的家庭背景，为升允日后的仕途奠定了坚实基础。

光绪八年，年仅二十岁的升允便在乡试中高中举人。这一年的乡试竞争异常激烈，当时陕西考区共有数千名考生，而能够金榜题名的仅有二百余人。升允的考卷引起了考官的特别关注，其文章不仅行文流畅，而且展现出对时局的深刻见解。

四年后，升允被派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章京。在这个职位上，他接触到了大量涉外事务，对西方列强的野心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处理一起英国商人与本地商户的纠纷时，升允展现出过人的外交才能，既维护了清廷的尊严，又避免了事态激化。这次成功的斡旋，使他获得了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赏识。

升允在总理衙门任职期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他多次上书，建议加强海防，重视军备。虽然这些建议未被采纳，但他的远见卓识已经显露无疑。战争爆发后，他又积极参与筹措军饷，组织海防，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组织才能。

光绪二十年，升允因战时贡献被特赐多罗特公爵衔。这一罕见的殊荣，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更标志着他正式步入清廷高层权力圈。此后，他历任甘肃布政使、陕西巡抚等要职。

在陕西任职期间，升允展开了一系列改革。他首创陕西大学堂，聘请知名学者执教，培养新式人才。同时，他还在西安设立了西北第一家印刷厂，开办了多家现代工厂，为西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升允的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光绪二十四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各地官员竞相进献寿礼。升允却一反常态，不仅没有献金，还上书建议停止各地进献，以减轻民众负担。这一举动虽然赢得了民间赞誉，却引起了慈禧的不满。

就在升允政绩日显之际，一场意外的政治风波将他推向了仕途的低谷。当时朝廷正在推行新政，但升允认为某些改革措施有违祖制。他直言上谏，结果被指控＂扰乱新政＂，一度被革去官职。

直到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危急存亡之际，朝廷才想起了这位能征善战的将领。升允被紧急任命为陕甘总督，统领西北军务。这一任命，不仅让升允重返政坛高层，更为他日后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埋下伏笔。

二、力挽狂澜：西北战场上的最后抵抗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升允临危受命，被任命为陕甘总督。他刚刚抵达西安，便立即着手部署军事防御工事。第一件事就是清查军械库存，整顿军纪，并调集各地驻军向西安集结。

当时西安城内局势复杂，革命党人与保皇派势力此消彼长。升允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首先在城内重要路口设立岗哨，加强巡逻；其次严查可疑人员，防止革命党人渗透；第三是加强与各地驻军的联络，建立快速反应机制。这些措施使西安城在短时间内恢复了秩序。

1912年初，升允得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消息后，并未像其他地方督抚那样立即宣布独立。相反，他召集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大胆的军事计划：利用西北地区的地理优势，建立一个足以对抗革命势力的军事基地。

在随后的军事行动中，升允展现出非凡的战略才能。他先是派出精锐部队收复了临潼、华县等地，接着又率军向东进发，一举夺取了潼关要塞。潼关是古代军事重镇，控制着西北通往中原的咽喉要道。升允深知此地的战略价值，立即下令加强防御工事，囤积粮草。

2月12日，当溥仪发布退位诏书的那一天，升允正在指挥军队进攻华州。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不但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反而加快了进攻节奏。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升允的部队连续攻克了渭南、大荔、合阳等十余座城池，一度将战线推进到陕西东部地区。

升允的军事行动引起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高度重视。袁世凯派出精锐部队前往陕西，意图遏制升允的扩张。双方在富平城外展开激战，这场战役持续了整整三天。升允亲临前线指挥，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巧妙利用当地复杂的地形，给予革命军重创。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升允的处境越发艰难。各省相继独立，清廷覆灭已成定局。3月中旬，陕西省内的其他将领纷纷倒戈，宣布支持共和。升允的部队也出现了动摇的迹象，不少士兵开始脱离队伍。

面对这种情况，升允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他提高军饷，安抚军心；同时派人前往甘肃、青海等地联络友军，寻求支援。在他的努力下，一些忠于清廷的将领陆续率部前来投奔，使其军事实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4月初，升允在得知蒙古地区仍有大批效忠清廷的部队后，开始谋划新的军事行动。他制定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率军北上，与蒙古各部联合，在外蒙古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个计划虽然看似冒险，但实际上显示出升允对当时局势的准确判断。他认识到在汉地已无立足之地，只有向北发展才有可能维系清室的统治。

升允开始为北上做准备，他将部队分成数个小股，避开革命军的耳目，秘密向北移动。同时，他派出使者与蒙古各部联络，为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打下基础。这一时期，升允表现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政治手腕，为他日后在蒙古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千里跋涉：一段不为人知的蒙古之行

1912年4月下旬，升允率领残部告别了他经营多年的西北根据地，踏上了北上蒙古的征程。这支队伍由三千余名精锐士兵组成，携带了大量军需物资和金银财宝。为了避免引起注意，队伍被分成十余个小组，取道不同路线向北推进。

这段跋涉之路充满艰险。队伍首先要穿越陕北的黄土高原，这里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升允采用昼伏夜行的方式行军，白天隐藏在荒废的窑洞中休整，夜晚则趁着月色赶路。在经过榆林时，一支革命军的侦察队与升允的部队不期而遇。双方在一处深沟中展开激烈交火，升允的部队损失了二十余人，但成功掩护主力突围。

穿过黄土高原后，队伍进入了更为严酷的戈壁沙漠地带。这里不仅缺水少粮，还常有沙尘暴侵袭。升允事先在沿途安排了向导，这些向导都是对当地地形熟悉的蒙古牧民。他们带领队伍找到隐蔽的水源地，避开了危险的流沙区。然而，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士兵和马匹因为脱水和疲惫倒在了沙漠中。

5月中旬，升允的队伍终于到达了外蒙古境内。此时，外蒙古已经在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但仍有不少蒙古王公依然效忠清廷。升允首先联系上了喀喇沁右旗的扎萨克亲王，获得了暂时的庇护。在亲王的帮助下，升允开始与其他蒙古部落联络，寻求支持。

这期间，升允展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才能。他向蒙古王公们展示了自己携带的清廷印信，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同时，他许诺在复辟成功后，将给予蒙古更大的自治权。这些承诺打动了一些犹豫不决的蒙古贵族。到6月初，已有五个旗的部队表示愿意追随升允。

然而，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俄国驻库伦（今乌兰巴托）领事得知升允的活动后，向蒙古政府施压。俄国担心升允的存在会影响他们在外蒙古的利益。在俄国的压力下，许多原本支持升允的蒙古王公开始抽身而退。

面对这种情况，升允不得不改变计划。他决定转向内蒙古活动，那里的蒙古部落与清廷关系更为密切。7月，升允率领部队向东南方向移动，途经昭乌达盟（今赤峰一带）。在这里，他得到了当地土默特部的支持，获得了大量物资补给。

这段时期，升允还积极与日本方面联络。他派出使者前往日本，希望获得军事和经济援助。日本当局对此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因为他们看到了利用升允来影响中国局势的可能性。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多次派人与升允秘密会面，商讨合作事宜。

到了8月底，升允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已经建立起了一定规模的势力。他的部队增加到了五千余人，其中既有原清军将士，也有蒙古骑兵。这支队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成为了当时内蒙古地区一支不容忽视的军事力量。升允开始筹划下一步行动，他准备利用这支力量，在适当的时机发动反击，为清室复辟创造条件。

四、孤注一掷：复辟失败后的最后抗争

1912年9月初，升允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积聚了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后，开始着手策划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派出密使与张勋、马龙潭等清遗老保持密切联络，共同商议复辟计划。这一时期，升允的军事活动主要集中在热河、奉天一带，频繁调动部队，试图寻找突破口。

9月中旬，升允获悉袁世凯政府内部出现分歧，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立即调集三千精锐，分三路向承德进发。其中一路由升允亲自率领，另外两路则分别由其副将马铭新、李景林指挥。这次军事行动计划周密，不仅选择了最有利的进攻路线，还在沿途设立了多处补给站。

然而，袁世凯早已察觉到升允的动向。在承德城外，升允的部队遭遇了早已埋伏的政府军主力。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两天，升允的部队虽然奋勇作战，但最终仍被数倍于己的政府军击退。这次失利使升允损失了近千名士兵，军事实力受到严重削弱。

战败后，升允被迫转移至热河北部的山区。在这里，他重新整顿部队，同时积极寻求外部支援。这一时期，日本方面通过满铁秘密向升允提供了一批军火和资金。升允利用这些资源，在热河一带发展地下组织网络，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

1913年初，升允再次发动军事行动。这次他改变了策略，不再集中兵力正面进攻，而是采取游击战术，分散政府军的注意力。他的部队分成多个小股，在热河、奉天交界处的山区活动，袭击政府军的补给线，破坏铁路和电报线路。

2月，升允在与张勋取得联系后，制定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趁张勋在江南地区牵制政府军主力之机，由升允率部突袭北京城。这个计划虽然风险极大，但如果成功，将对袁世凯政权造成致命打击。

3月上旬，升允开始实施这一计划。他的部队避开主要道路，取道偏僻山路向北京推进。然而，就在距离北京仅有两日行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打乱了行军计划。更糟糕的是，一名逃兵向政府军透露了行军路线。

随后，政府军派出精锐骑兵追击升允的部队。在密云境内，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遭遇战。升允的部队虽然占据地利，但在政府军的火力优势下仍节节败退。这场战斗中，升允的亲信副将李景林战死，大批士兵被俘或投降。

4月，升允带着残部退至科尔沁草原。此时，他的处境已经极其危险。政府军在各个方向布防，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粮草供应也出现严重问题，许多士兵开始逃散。日本方面见势不妙，也逐渐减少了援助。

面对这种困境，升允决定放手一搏。他将剩余的金银分给士兵，准备率领最后的三百余名死忠，突围前往热河方向。4月底的一个深夜，升允的队伍趁着浓雾掩护，试图突破政府军的包围。然而，在穿越一处险要隘口时，遭到了早已埋伏的政府军伏击。这场战斗成为了升允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战。

五、曾经沧海：最后的结局与历史回响

1913年5月，在热河边境的那场激战之后，升允的行踪成为一个谜。有人说他在战斗中负伤，被忠实的部下护送到了俄国境内；也有传言称他改头换面，隐居在内蒙古的某个偏僻牧场。直到1914年初，政府军才在科尔沁草原的一处废弃庙宇中发现了升允的遗体。据现场勘查，升允是在突围战后因伤重不治而亡。

升允死后，他的部下纷纷投降或逃散。其中一部分人在张勋的斡旋下获得了赦免，回到了各自的家乡；另一部分则继续在边境地区进行零星抵抗，最终或被剿灭，或逃往国外。到1914年底，这支曾经令袁世凯政府忌惮的军事力量彻底瓦解。

升允的财物去向也成为一个悬案。据说他在西北时期积累了大量金银，但在其遗体旁只发现了少量散碎银两。1915年，有蒙古商人在赤峰集市上出售大量古董珠宝，据传这些物品原本是升允的收藏。此事引起官府注意，但最终未能查明真相。

升允的家族成员遭遇各异。他的长子在1915年被允许回到北京居住，但须接受严密监视。其余家眷则分散在各地，有的改姓隐居，有的投靠了蒙古贵族。据1920年代的记载，升允的一位孙辈后人曾在张家口经营马匹生意，与当地蒙古商人往来密切。

1916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一份密档被公开，揭示了升允与日方的一些秘密交往。这份文件显示，日本方面不仅为升允提供了军火和资金，还计划在其复辟成功后获取重要经济特权。这些内容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也为研究升允的活动提供了重要史料。

升允的失败对清遗老群体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原本期待复辟的清室支持者开始改变立场，转而寻求与新政权的妥协。1917年张勋复辟的失败，更是标志着这一群体政治影响力的最终消退。

在蒙古地区，升允的活动在当地留下了深刻印记。许多蒙古族的口头传说中都保留着关于这位＂最后的清军将领＂的故事。他在科尔沁草原的最后活动轨迹，成为当地游牧民众经常讲述的传奇。

1930年代，一位日本学者在研究清末蒙古历史时，访问了多位亲历升允事件的见证者。这些口述资料记录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包括升允在蒙古期间如何与各部落打交道，如何组织军事训练等。这些资料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参考。

升允的案卷在1949年后被收入北京档案馆。这些档案包括政府军的追捕记录、情报报告以及缴获的部分物品清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份残缺的军事地图，上面标注了多处隐秘的补给点和撤退路线，显示出升允在军事部署上的缜密考虑。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为研究清末民初的政治变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