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两河流域和东亚中国，都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西方学界通常认为，两河流域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拥有3600多年文明史。不过，中国考古学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正在从根本上修正这种传统认识。牛梁河遗址、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石峁遗址的出现，让考古学者们越来越自信地意识到，中国同样从5000多年前就进入到了国家文明阶段。
既然中国与西亚都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那么将两者放到同一框架中对照一番，会有怎样的认识和感受？
接下来，就让我们从农业起源、水利兴修、城市建设、宗教信仰、文字使用、青铜铸造、社会分化和政权组织等角度，来做一个粗略的东西对照。目的不是分个高下，而是将东亚和西亚放到四五千年前同一图景中，展示人类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1.2万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后，东亚和西亚人口快速增加，逼迫当地人群寻找更稳定的食物来源，农业由此出现。根据李小强介绍，距今1.2至1万年前，约旦河谷出现了储藏炕、燧石镰刀；叙利亚、两河上游和伊朗西部山地，出土了割谷、烤谷物、储存谷物证据，甚至还保留了小麦和大麦原始品种。距今10500年到9500年前，西亚已经驯化出小麦、大麦、燕麦、椰枣、无花果、葡萄、橄榄、洋白菜、胡萝卜、洋葱和豌豆等粮食和经济类作物。
东亚中国境内的人群也不遑多让。1.2万年以前，湖南玉蟾岩人群就学会了食用野生稻；1.1万年以前，浙江上山人开始人工栽培水稻，随后一发不可收拾，到万年前水稻种植已经比较成熟。与南方不同，中国北方驯化的是粟黍。最新研究表明，距今1万年前左右，山西柿子滩、河北南庄头、北京东胡林遗址开始利用粟-黍，河北磁山人群则能够直接生产人工黍。
农业要想丰收，就不能仅仅靠天吃饭。所以，伴随农业出现而来的，是水利灌溉系统的发明。
据复旦大学吴欣著作介绍，距今6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南部农民开始引水灌溉。随后上千年，南部农民摸索出了丰富多样的灌溉系统，包括水吊杆、运河、水渠、堤坝、堰和水库等。5500年前城邦出现后，两河流域南部更加重视灌溉，几乎每个城邦都将修建和维护运河，作为最重要的施政任务。
中国古人的水利意识和成就，同样令人惊叹不已。距今6700至6500年左右，浙江余姚施岙人开始修建稻田田埂、河沟；公元前3300年后，又陆续发展出河道、水渠、灌排水口等灌溉系统。当然，真正令人赞不绝口的，是5000年前浙江良渚古人修建的大型水坝工程。
良渚水坝工程由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和山前长堤等11条人工坝体，以及天然山体和溢洪道构成，具有防洪、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整个水坝系统可以拦蓄13平方公里的水面，总库容量约4600万立方米，分别是杭州西湖的1.5倍和4倍。假设5000年前的良渚，拥有1万个壮劳力，按照每年农闲100天建造水坝，需要9年时间才能完成整个水利建设。
说到良渚古城，我们就接着讲五千多年前的中国和西亚城市建设。
五六千年前，中国境内出现了城镇痕迹。湖南城头山遗址和河南西山遗址，都号称是中国最早的城址。不过，这两个城址规模较小，严格说来只能算雏形。真正称得上第一个大城市的，应该还是良渚古城。
最早发端于5300年前的良渚古城，拥有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四重结构，内城又包括河道、宫殿区、王陵区、仓储区和作坊区等功能分区。外郭城以内没有稻田，城内居民主要是贵族和手工业者，这些手工业者从事玉器、石器、漆木器、骨器等行业。根据刘斌等人研究，良渚古城面积250万平方米，居住人口2到3万人，在当时东亚境内属于绝对的一线城市。
不过，作为南来北往、人居聚集之地的两河流域，在城市发展上更高一筹。两河流域的埃利都，兴起于6500年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人口最多时4000人。6000年前，乌鲁克强势崛起，成为两河流域新的城市中心。从6000年前到5200年前的八百年间，乌鲁克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城市，占地面积600万平方米，居民4万左右，周边人口八九万。
乌鲁克只是当时两河流域最大的城市，小城市不计其数。5000年前左右，两河流域出现了3000多个小城邦，其中12个中心城市结成联盟，左右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政治格局。
两河流域庞大的城市人口，催生了神庙、文字、政府、冶金等种种需求。
从远古时代开始，两河流域居民就表现出狂热的宗教信仰。6000年前，埃利都在同一个地方，先后建立过12座神庙；乌鲁克则建造了敬拜天空之神安努的庞大塔庙，5200年前又开始修建21米高的石膏涂层白庙。白庙呈矩形，面积390多平方米，由中央大厅和两侧多个房间构成。稍晚于安努塔庙，乌鲁克还建造了一个供奉女神伊安娜的神庙，高度与白庙相似。祭司负责神庙日常运作，主持城邦宗教仪式，对政治和社会拥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境内人群的原始宗教信仰，并不比西亚晚多少。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境内人群始终停留于宗教信仰崇拜，有的地区是自然主神崇拜，有的地区是祖先主神崇拜，不喜欢将其组织化为宗教。这种特色的宗教信仰，催生的不是城市神庙和祭司，而是政教合一的天地和祖先祭祀。
五六千年前中国境内的考古遗址，除了辽宁牛梁河女神庙，很少出现神庙建筑。至于西亚那种作为城市中心的巨大神庙，根本无处觅踪。但是大多数文明遗址，无论良渚还是牛梁河，都有祭祀天地和祖先的祭台。
文字是人类心灵的外显，也是人类交流的最高级形式。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这方面是早熟者。或者说，是受战争逼迫的被动早熟者。
5200年前左右，迫于神庙建筑和城市管理需要，乌鲁克的苏美尔人已经使用成熟的楔形文字。至于它是什么时候起源的，目前不得而知。考古学界和古文字学界可以确定的是，5200年前苏美尔人留下的楔形文字，早就被语言学者成功解读了。
这种楔形文字有700多个符号，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启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它主要刻在泥版上，用来记录物资交易、行政和法律事务、宗教和知识等。进化到4500年前，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已经非常成熟，可以有效表达人类语言。目前考古学界收集到的楔形泥版，多达50多万块。
从良渚古城的人口、组织和成就来看，仅仅靠口头传达信息很难实现。事实上，考古学者也在良渚陶器上发现了刻画符号，其中一个陶器刻有12个符号。但是由于缺少依据，学者尚无法解读，不能视其为文字。4300年前兴起的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个带有朱笔字符的扁壶；4200年前的山东丁公遗址，也有人在陶片上刻画过11个字符。这两种符号同样没有被解读出来。
被越来越多人视为夏代都城的二里头遗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应该存在文字使用。但是，到目前为止，二里头遗址还没有出土任何文字痕迹。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最早成熟文字，仍然局限于商代甲骨文。
出土图画资料显示，乌鲁克在城市出现、文字发明以前，就出现了主持祭祀的城邦首领。49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群雄并立，形成了争战不休的城邦体系，前后存续600年左右。早期城邦具有原始民主色彩，拥有长老大会、议事会、平民大会，国王权力受限；但是城邦中期，首领依靠对外战争，势力膨胀，他们宣称君权神授，逐渐垄断权力和财富。到4400年前城邦晚期，专制王权观念已经确立，国王成为集各种权力于一体的至高无上统治者。有的国王甚至直接以“神”自居。
公元前2334年，原来作为附属的阿卡德人，征服苏美尔人建立了统一政权。他们向北推进到两河流域中上游，将众多其他族群纳入麾下，足可以称得上当时全世界最庞大的帝国。
受制于文字记载匮乏，中国学界很难复原五帝时代中国境内的政府组织，只能靠残垣断壁去推断大概情况。从水坝、宫殿、玉器和神灵崇拜来看，5000年前的良渚古国人群，已经形成等级身份和政权组织，且拥有强大的资源调动和社会组织能力。但是，它的政府如何组织，是原始民主制度还是王制，尚不得而知。
陶寺古国显示出来的政权组织，比良渚古国更加复杂成熟。根据高江涛研究，4000多年前的陶寺古国，筑城建宫、敬授民时、以礼治国、合和万邦，呈现出一个早期国家的面貌。不过，如果与同时期西亚阿卡德帝国相比，陶寺古国的政治形态明显不同，前者是专制王权主导下的集权帝国，后者则是合和万邦的政治盟主。
这种不同的政治形态，以及由此导致的战争频率和规模，使得东西亚工艺重心迥然不同。从6000多年前红山文化开始，中国境内人群就热衷用玉制作兵器、礼器、用具、佩饰等。此后两千多年，玉器文化从东北到西北、华北，再到长江流域和岭南，成为中国史前文化最亮丽的瑰宝，至今不衰。可以说，史前中国境内工匠，将很大部分精力都用到了雕琢玉器上。
两河流域则完全不同。两河流域南边是闪米特语系族群，北边是印欧语系族群，四五千年前，受气候变冷推动，这两大语系族群前赴后继，奔向经济发达的两河流域。结果两河流域长期沦为战场，几乎很少有长时段的稳定。战争必定推动两河流域武器升级，而两河流域又离冶金起源的环黑海地区不远，所以很早就踏上了青铜武器之路。
7000年前，塞尔维亚出现青铜冶炼；6000年前，土耳其境内的冶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两河流域东邻的伊朗和阿富汗，也具有丰富的锡矿资源。5300年前，苏美尔人通过贸易进口和技术引进，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进入了青铜时代。只是由于缺乏资源，他们不得不依赖进口，青铜制作规模相对有限。
五帝时代的中国境内，由于缺少战争的强大推动力，青铜冶炼明显晚一些。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距今5000年至4740年甘肃出土的一把青铜小刀。不过，4000年以前，中国境内仍停留于红铜使用阶段。直到夏朝建立前后，中原地区才凭借长期的冶炼积累，吸收西亚青铜技术迅速登堂入室，领先境内其他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并一举奠定了长久的王朝气象。
总起来看，作为现代人类早期进入的两个地区，中国与西亚在驯化动植物、发明农业上不分伯仲，分别在万年前培育出了水稻、粟黍、大麦、小麦等作物。不过，地缘政治的巨大差异，使得两者呈现出不同的文明起源进程。
西亚两河流域地域局促，又处于南北两大人群包围之中，从5500年前就面临资源匮乏困境，引发了长时段无休止的城邦战争和外来入侵。战争逼迫两河流域各地集中人口和资源，建筑神庙维系群体认同，发明文字、水利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引进青铜冶炼技术提升武力。所以，5000年前两河流域进入以暴力为前提的文明阶段。
5500年前也是中国境内的一道分水岭。原来平等稳定的生活状态，渐渐被部落战争和特权剥削所取代。但是，中国境内毕竟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又没有周边其他种族的威胁，各个族群和部落不必像两河流域那样，为了争夺资源而拼个你死我活。大不了，换个地方重新来过。
这种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使得中国境内区域人群长期缺少外部刺激，没有致命内部压力，热衷世俗享受，喜欢自由行动。其间接后果是，中国早期文明呈现出完全不同于西亚的面貌。多个古国占据一方，主要忙于构建内部等级秩序，而较少发动大规模战争。因此，中国早期文明的精华，在于玉器、礼器、乐器、宴饮，在于公共工程、宫殿建筑、祭祀场所，在于观天象、演八卦、拜祖先，在于古国林立、协和万邦，在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