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30日晚，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大宴会，以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

宴席上，一向深居简出的老帅朱德无疑是最大的焦点，很多老部下、各界代表都争相前来敬酒。面对大家的盛情，以酒量见长的朱德不多时也有些微醺，一旁的周总理担心老总的身体，便主动替其解围挡酒。

好不容易从人群中“突围”成功的朱德，突然间又想起了什么，他再次拿起了酒杯，绕过宾客来到一众将军面前，对着其中一位身材高大挺拔、留着短髭、穿着海军少将军服的将军敬到：

“营长同志，还记得不，你下过我的枪哩！”

半生戎马的将军听到这话，竟突然像年轻人一般变得腼腆起来，还未等他答话，跟着朱老总一起过来的周总理就抢先开了口：

“老总，不能记仇啊，不打不成交嘛！”

“不是记仇，是记住我有过这样一个好营长哩！”朱老总笑道。

这样的一席话，惹得将军们齐声大笑，却也让一些旁观者摸不着头脑，那位海军少将到底什么来头，居然曾经下过老总的枪？而且在座这么多功勋名将，老总又为何偏偏主动来敬他的酒？

朱德口中的这位“好营长”，正是当时担任海军副参谋长的袁也烈。其实不只是朱德，不少开国将军包括一些元帅、大将，见到袁也烈都会尊称一声“老营长”。

袁也烈的资历到底有多老？要知道10大元帅中只有早期留过洋的朱德、陈毅、聂荣臻入党时间比他早，而作为叶挺独立团出身的北伐名将，林彪、粟裕、徐海东、许光达都曾属于他的下级。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军中的老大哥，袁也烈其实一开始对行军打仗并没有任何兴趣。他是湖南洞口袁家垅人，父亲是村镇里的私塾老师，受家庭环境影响，袁也烈22岁就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唯一的理想就是踏踏实实当一名教书匠。

不过作为当时新思想启蒙的一线阵地，湖南一师之中各类思想的碰撞非常激烈，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师生更是率先走在了革命的最前沿，例如徐特立、杨昌济、蔡和森。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也烈看到隔壁教室有一长袍先生在慷慨演说，台下学子不时掌声雷动，高声喝彩，他便好奇走到后方旁听。就是这短短的几十分钟，让当时并没有太多见识的袁也烈大受震撼。

从那位先生的口中，袁也烈第一次听到了为什么要革命，听到了青年学生、工人、农民身处乱世不应该逆来顺受，要学会运用自己的力量，团结自己的集体去开创一个属于广大人民的新时代。

这是袁也烈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堂课，而那位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先生，叫毛泽东。

自此之后，但凡是毛先生的讲座，袁也烈必定到场，凡是毛先生的作品，他也一定要看。正是在前辈的引领下，曾经立志要当教书匠的袁也烈毅然选择投笔从戎，于1924年7月考入桂林军官学校，并在不久之后进入黄埔军校二期学习。

在当时的黄埔，二期学员是比较特殊的一届。因为军阀混战，时局紧张，一期、二期学员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系统学习就作为先遣队上了东征和北伐的战场。也正因如此，这两期学员中很多被寄予厚望的青年将才，都过早地牺牲在了团、营、连主官的职位之上。而还有一批学生，也是在战争中被证明没有军事天赋，被迫转向了文职工作。

在命运多舛黄埔同窗中，总戴着一副眼镜，被称为“秀才”的袁也烈率先在战场上崭露头角。汀泗桥、贺胜桥、战武昌，他每战必与，不仅练兵有方，指挥沉稳果断，而且敢于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这让当时的团长叶挺大为赞许，将其留在身边担任第6连的连长。

叶挺独立团号称“铁军”，是北伐之中战功最盛，破敌最多的一支部队，其中营连级军官更是无一例外的功勋名将。如果说毛泽东是袁也烈的人生导师，那叶挺就是他军旅生涯的伯乐，也正是叶挺将军接下来的一个选择，开启了袁也烈传奇的一生。

1927年8月1日，已经升任24师73团3营营长的袁也烈跟随叶挺参加南昌起义，负责率部夺取南昌东门，并堵截企图从此撤退的敌人。

论兵力，南昌东门守军是朱培德部的1个正规团，战斗力很强，而袁也烈手中只有不到1个营的兵力。以小博大，袁也烈只能兵行险招，等起义号枪一打响，他就亲率突击队从背后冲向敌军防线，一上来就是刺刀见红的短兵相接。

毫无防备的东门守军显然被这么不要命的打法震慑住了，仅仅2个小时就全线溃败，四散而逃。拿下城门后，袁也烈迅速收拢部队，布置防线，以防敌人反扑。

内城的战斗从凌晨直至拂晓，整个南昌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打散的溃兵。而随着枪声逐渐零星，袁也烈也意识到起义已经接近胜利。正是在这个时候，远处突然出现一中年军官，骑着快马直奔城门而来。

袁也烈反应迅速，抬起枪厉声大喝“站住！”身前的士兵们听到命令，立刻围上前去，把军官一把拉下马来，制住双手，没收配枪，整个流程一气呵成。

袁也烈上下打量军官一番，见他面生，不像是友军将领，又见他身上没有任何起义军的标记，便笃定这是抓了敌人的将官。因为形势紧急，袁也烈也不等那军官解释，别挥挥手让部下直接把“俘虏”带到营房看押。

结果没过多久，押解俘虏的士兵就灰溜溜地跑了回来，向袁也烈汇报到：

“营长，我们闯祸了，刚抓的那个军官是朱德。”

原来当时的朱德负责牵制南昌城内敌军的高级军官，一直四处斡旋，为了掩护身份所以并没有戴上起义军规定的红袖章和白毛巾，直到战斗打响后，他才灵活摆脱追兵，来到城门口投奔友军部队，没想到却被有眼不识泰山的袁也烈直接下了枪，就这么当了俘虏。

知道自己闯祸的袁也烈也是赶忙前去赔罪，而朱德也是性情豪爽，不仅没有怪罪，反而用浓重的四川口音直夸袁也烈：

“营长同志，你警惕性还蛮高的嘛！”

南昌起义后，袁也烈跟随部队南下，历经苦战，但因为阻击和追剿的敌人过于强大，起义部队越打越少，越打越散。三河坝分兵后，起义军主力再遭重创，只能化整为零四散突围。辗转回到家乡的袁也烈，并不甘心失败，于是很快就再次收拾人马，在深山中继续坚持革命。

1928年11月，组织再次找到袁也烈，让他化名袁振武，前往广西龙州担任警备第1团参谋长兼第1营营长，伺机拉起这支队伍参加龙州起义。3个月后，起义取得成功，红8军正式成立，袁也烈担任第1纵队参谋长兼第1营营长。

红8军一路北上向江西苏区转战，袁也烈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只要进入苏区，就能和毛主席、朱老总的井冈山红军顺利会师，再次见到曾经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

胜利近在眼前，偏偏命运弄人，在广东乳原县红8军突然遭遇敌机空袭，指挥部队疏散的袁也烈不幸身负重伤，随即被安排护送离队前往上海治疗。

然而袁也烈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负伤竟会成为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个转折点。

来到上海养伤的袁也烈根本闲不下来，他化名袁映吾，一有时间就把地下党的同志叫到自己住所探讨革命宣传工作。袁也烈文武全才，在叶挺麾下时就从事过组织和宣传相关的任务，而且非常出色，如今一边疗养一边重操旧业也是得心应手。

然而当时的上海滩鱼龙混杂，到处都是潜藏在暗处耳目，根本防不胜防。

2个月后，袁也烈的伤情刚刚有些好转，一队巡捕就径直闯入他的住所，不由分说地就把他和在场的同志扣在地上，随即在屋内搜出一大堆文件。一上来就直奔主题，显然是有备而来，袁也烈知道一定是有叛徒告密。

没有时间做完全的计划，押解途中，袁也烈只能轻声告诉身边的同志：

“如果敌人审讯，你们就说文件都是我的，你们只是恰好前来做客，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眼见袁也烈要担过所有责任，同志们自然不干，纷纷表示哪怕是牺牲，大家也要死在一起。但袁也烈的态度更加坚决，声称先能保住一个是一个，自己还有办法脱身。

就这样，任凭敌人如何审问，所有人都一口咬定文件是袁映吾的，其他一概不知。没办法，敌人只能把审问的重心放在袁也烈身上，各种大刑威逼利诱，想让他开口招供。

本来就有伤在身的袁也烈经过一番折磨，早已不成人样，但他坚称自己只是商人，文件是一位姓王的朋友存在自己家的，现在朋友不知所踪，自己无辜受到牵连。长时间的审讯毫无进展，审讯人员也开始犯嘀咕，会不会是真的抓错了人。

然而按当时的情况，就是宁可错抓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虽然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袁也烈却一直被扣押在南京提篮桥监狱。在这里关押的都是“重要”人物，例如陈独秀、彭述之、彭道之等人。

这一关，就是整整3年。一些旧日好友曾想方设法前来狱中探望袁也烈，交谈之中见他身体虚弱浑身是伤，难免落泪，而袁也烈反而安慰起朋友来：

“怕什么？革命不成功，我是不会死的。”

其实袁也烈也是幸运的，虽然审讯人员一直认定他的身份是假的，却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背景到底有多深厚。作为北伐名将，黄埔二期的老大哥，敌人内部认识他的高层不在少数，只要审讯规模再大一点，身份就不可能瞒住。

换个角度来说，只要袁也烈公开自己的身份，他大可不必受到任何酷刑，审讯人员不敢得罪这样的大人物，自然会对他礼遇有加，昔日的黄埔同门、有交情的旧友也会出面保他。但如此一来，迎接袁也烈的只会是幽禁，而不是自由，他可以保全自己，但和自己有关联的那些同志一个都跑不了。

直到最后，袁也烈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敌人没办法，声称只要他写一份“悔过书”就可以出狱。袁也烈清楚这是一个陷阱，自己一旦写了这份悔过书，将来一旦身份公开，敌人就会借此大做文章，所以他语气强烈地质问道：

“我没有罪，无过可悔！”

眼见袁也烈如此强硬，敌人也是怒火中烧，竟在关押时间到期后，再次以“袁映吾始终不承认真实身份，并无悔过诚意”为理由，将他送到苏州继续看押1年时间。

在狱中的4年，是袁也烈一生之中最艰难的时期，直到1935年10月他才迎来自由。

因为4年里断绝联系，且离开队伍时间太长，出狱后找到组织的袁也烈，因为身份的特殊性并没有马上回到部队的指挥岗位上，他需要经历磨合和审查。

当然，鉴于袁也烈的能力，组织上也是派给他一个新的任务，前往军阀石友三的部队担任联络员，负责宣传统战工作，促进抗日战线的构成。

这个任务看似简单，其实危险性极大。石友三西北军出身，原是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此人善于投机钻营，反复无常，是出了名的“倒戈将军”。抗日战争打响后，石友三表面扬言要积极抗战，其实暗地里早已和日军暗通曲款，约定投靠。

武汉失守后，石友三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一改往日厌烦说教的姿态，请来袁也烈大谈如何坚持抗战，还让袁也烈等人务必留在部队之中帮着他训练士卒、进行思想教育。面对石友三突如其来的热忱，袁也烈虽然明面上大加赞许他的抗战决心，却也意识到事出反常必有妖。

多年的经验告诉袁也烈，石友三很可能在挖坑设套。情急之下，袁也烈果断安排所有在石友三部工作的同志一律撤出，影响的群众能撤多少就撤多少。

果然，几个月后，石友三率部投降日军，成为遭人唾骂的头等汉奸。如果不是袁也烈处事机敏果决，他和200多名同志大概率将要成为石友三送给日军的投名状。

回到抗日根据地的袁也烈，一直从事政工和教育工作，直到1942年3月才调任清河军区参谋长，而此时的他已经阔别战场长达11年之久。

如果不是这11年，袁也烈军旅生涯的高光不可估量，他的能力全面，资历深厚，威望服众，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帅才。但也正是这11年的艰苦卓绝，造就了一个百折不挠、信仰坚定的革命者。

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中，“迟到”的袁也烈并没有经历太大的适应期，一上来就是一场禹城战役，生俘拒降日军山峪大队长以下官兵607名，毙敌145名，创山东战场歼灭日军最多的光辉战绩。

日军投降后，成为渤海军区司令员的袁也烈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抢占德州，三打邹平城，奇袭临淄，打红了山东的半边天。渤海纵队正式成立后，这支由地方部队改编过来的偏师在袁也烈的指挥下攻无不克，成为华野之中名头最响的纵队之一，丝毫不逊色于那些主力。

1949年3月，极缺指挥人才的华东海军终于等来了他们新任的副司令袁也烈。在走马上任前，陈毅曾特地嘱咐华东海军司令员陶勇：

“你早年在家放牛时，袁也烈已经担任南昌起义的营长了，资格老，你要尊重他！”

陶勇外号“拼命三郎”，一把大刀闻名全军，打起仗来就是猛张飞式的人物。当年渡江战役时，他曾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开炮痛击不顾警告闯入长江的英军战舰紫石英号，被毛主席评价道：

“那么喜欢打军舰，就去海军当司令算了。”

陶勇能打仗，袁也烈懂治军，一个勇冠三军，一个运筹帷幄，东海舰队在这样两员大将的建设下进入飞速发展时期，成为海军当中战斗力最强，战绩最为彪炳的一支王牌部队。

1953年2月24日，毛主席在陈毅和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的陪同下视察华东海军。看到前来相迎的袁也烈，毛主席亦是难掩激动，连声问了两遍：

“你就是袁也烈？”

湖南老乡，第一师范的校友，有无数话题的师生二人也是当着众人的面唠了几句家长，毛主席记得袁也烈，记得他从哪里出来革命，又经历了什么苦难，打过哪些胜仗。是的，袁也烈虽然因为挫折的经历错失了军旅上最重要的11年，但他的功绩从来没有被遗忘。

1955年9月，袁也烈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看着曾经的自己带出的娃娃兵们一个个军衔都比自己高，袁也烈不但没有任何抱怨，反而满是欣慰，他曾对身边的人说：

“别看那些娃娃们现在都当了将军，当年在部队里要是表现不好，我还踢过他们的屁股嘞。”

袁也烈从始至终一心为国为民，把功名利禄与官场富贵置之身外。他当年毅然选择离开家乡参加的革命，白发的母亲留不住他，祖父、爷爷临终前都没有见到他一面，妻子和他聚少离多，两个孩子甚至对于这个父亲感到陌生。

当得知爷爷袁世泽临终前一直在念叨自己的名字，袁也烈能做的只是跑到坟前痛哭。当得知妻子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医，他能做只是流泪。作为军人，袁也烈无暇顾及家庭，是因为他在为其他数亿人负重前行。为大家而不顾小家，这样的牺牲更为不易。

1968年12月，一场大风暴来袭，袁也烈无端受到波及，生性刚直的他绝不妥协，并仿照毛主席《七律·到韶山》写诗明志：

“旧梦依稀咒逝川，问题三十二年前，大风吹起千尽浪，一凭赤心话当年。”

1976年，在大风暴结束的前夕，袁也烈因病逝世，终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