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人眼中的千万富翁罗文忠，最终在精神病院自缢身亡。

2022年底，罗文忠脑额叶胶质瘤切除手术后，情绪变得急躁，多次就财产和养老问题与子女发生纠纷，罗文忠和子女间的不信任感不断加强，冲突不断升级。孩子们也怀疑，他的精神是不是出了问题。

2023年5月26日，罗文忠与儿子发生矛盾后，他进入儿子房屋打砸，随后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治疗。去往医院的路上，他向同学和自己的姐姐、妹妹打去了求助电话：“我没有精神病，我被儿女绑架了”。

收治罗文忠的三家医院都诊断罗文忠患有脑器质性精神障碍，但罗文忠的姐姐、妹妹及一些朋友认为，虽然他受到手术影响变得易怒，但其行为正常、意识清楚，不排除是因为财产纠纷才被子女恶意送医。于是，他们尝试将罗文忠从精神病院“解救”出来，但限于非直系亲属的身份，他们连见罗文忠一面也很难实现。

最终，罗文忠的亲属没有实现“救助他出去”的承诺，却等来了他自缢身亡的噩耗。

过去的三个月里，罗文忠的同胞姐妹与罗文忠子女就“罗文忠是否应该住院”的拉锯战，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内部矛盾，也关系到一个“精神病人”的权益问题。

5月26日，罗文忠将儿子家中电脑、电视等财物砸坏，之后被送往精神病院

自缢

8月25日早上7点，张莉和母亲罗文庆接到堂外婆的电话，对方情绪崩溃、嚎啕大哭，张莉半晌才听清，自己的舅舅罗文忠已经被送去了殡仪馆。

罗文忠最终死在了精神病院里。

此前的5月26日，因与子女有经济纠纷，加上回住处遇阻，罗文忠撬锁回家与儿子发生冲突，进入儿子房中打砸物品，之后，他被儿女先后送往三家精神病院。住院期间，罗文忠曾手写声明，称自己没有精神疾病，被儿女强制送医，他希望亲属和朋友“救他出去”。

过去三个月，罗文忠的姐姐罗文庆、妹妹罗文任等亲人一直尝试向派出所、街道办等多个部门寻求帮助，希望能“解救”罗文忠出来，但他们得到的答复多是无权直接干预，因为“子女才是病人的直系亲属”。

张莉说，舅舅去世前十天左右，他们就与舅舅失联。她从殡仪馆得知，舅舅的遗体是8月23日下午4点送去的。出警警察告诉张莉，罗文忠是非自然死亡，医院也进行了抢救，但这是家事，他们管不了。

罗文忠儿子罗源的代理律师熊志刚称，对于罗文忠的死亡，公安的侦查结论是自缢身亡，子女对此并没有异议。

熊志刚曾陪家属查看精神病院的监控视频，他向深一度描述了事发经过：2023年8月23日上午11时 58分，罗文忠从病房区大厅返回病房，大概在12时16分，有两名护工从门上的玻璃窗口看见他在整理衣物。12时31分，护工发现房内卫生间有流水，门被反锁，护工踹开门后，发现罗文忠把自己的衣服扭成绳子状，挂在水龙头上自缢。

下午1点多，罗文忠抢救无效死亡。

熊志刚律师说，他与子女认为医院疏于监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就此双方进行了协商，但是双方意见不一致，院方不认为自己存在过错，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罗文忠在精神病院内手写的申诉书，他自称没有精神疾病，希望获得自由

求助

死亡的结果是亲属们最为担心害怕和极力想要避免的。

张莉觉得，罗文忠的子女把他接走“藏起来”，不让他和任何其他亲属接触才出了事，“他肯定是非常绝望的”。

张莉说，母亲听到弟弟去世的消息后不停哭喊，因为没能“救”舅舅出院，她和母亲一样悲痛、自责又心凉，“一种巨大的无能为力的感觉，甚至连他的生命权都无法维护。”

罗文忠的“求救”开始于2023年5月26日。

当天下午四点左右，高中同学胡华和周易杰接到罗文忠的求助电话，当时，罗文忠正在被送往张家界市慈利县精神病院的车上，他语气焦急：“我的女儿和儿子已经把我绑架了，把我押到精神病医院，把我往死去搞了”。

罗文忠的妹妹和罗文忠的同居女友也接到了电话，两人后来得知，当天下午，罗文忠回以前的住处取东西，发现门锁被儿子更换，无法回到自己住处。罗文忠撬锁进门后，与儿子争吵，愤怒之下，他砸毁了儿子的电脑等物品。

张莉得知舅舅罗文忠被强制送医的消息后，联系上舅舅并答应之后接他出来。张莉回忆，通话中，舅舅仍在和她沟通自己后续的化疗以及子女的欠款问题，“他认为自己没有病，去那边马上就能出来”。

后来，张莉从舅舅口中得知他砸东西的另一个原因。舅舅告诉他，张家界人重视36岁生日，儿子罗源过生日那天，没有通知他一起吃饭。那天下午，罗文忠嗔怪儿子不通知他，儿子罗源回答：“你是谁，为什么要通知你？

”张莉认为，这句话也可能刺激了罗文忠。

罗文忠和子女关系恶化已有半年的时间。罗文忠的亲友均提到，2022年10月，罗文忠因做脑额叶胶质瘤切除手术住院，儿女还曾去医院照顾。医生曾告知家属，手术可能对情绪产生影响。术后，罗文忠的脾气变大了些，不像以前那么压得住火气。半年里，罗文忠和子女因为养老问题多次发生冲突并报了警。

罗文忠被强制送医前一天，因养老和子女欠款的问题，罗文忠还和子女、亲友举行了家庭会议。家属提供的借条显示，罗文忠的女儿向其借款88万元，儿子向其借款共40万元。罗文忠的同学胡华和周易杰作为调解人在场，两人记得，罗文忠表示，自己术后仍需放化疗治疗，目前资金紧张，希望儿女能偿还部分借款，并商定家族产业继承和自己的养老问题。

周易杰告诉深一度，罗文忠家境殷实，离婚时曾将数千万的资产悉数转到前妻名下，前妻去世后由子女继承，但财产中一幢写字楼的租金，一直由罗文忠本人收取。

子女认为，罗文忠如今已经62岁，希望能按照当年和母亲的约定让他们接手收取租金。

胡华和周易杰告诉深一度，在他们的劝解下，罗文忠同意将收租权转与儿女，儿女每年共付给罗文忠16万元生活费，医药费用与旅游费用另算，原本打算当晚拟定书面协议，后因故推迟。两人没想到，第二天，情势就急转直下。

5月底，罗文忠透过医院栅栏门，见到了姐姐等亲属，他希望亲属可以接他出院

医院

张莉和亲友们最终没能兑现接罗文忠出院的诺言，除了几次短暂的视频通话外，他们甚至没能再见到罗文忠本人。

为了“解救”罗文忠，5月29日，罗文忠的姐姐在女儿张莉的陪同下，从深圳乘飞机回到张家界，试图将罗文忠从精神病院接出。

张莉在居委会大厅约见了罗文忠的子女。会面过程中，张莉和母亲罗文庆多次提出“希望与罗文忠见一面”，但其儿女坚持拒绝。谈话尾声，罗文庆向罗文忠的子女下跪，以求见面的机会，但二人回跪后径自离开。

接下来的两天，张莉与母亲走访了街道办、张家界市信访办、张家界市永定区崇文派出所、检察院及罗文忠儿子的工作单位寻求帮助。在派出所，她们就罗文忠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内一事询问解决办法，还留下了亲手签名的求助信。

张莉告诉深一度，派出所答复说，罗文忠一事属家庭纠纷，他们无法解决，如果罗文忠从医院离开后，被关或藏起来了，案件的性质才会成为非法拘禁，他们才能够出警。

5月30日晚，张莉与接收罗文忠的慈利县精神病院的吴姓主管医生取得联系，院方介绍，收留罗文忠的原因在于他曾做过脑额叶胶质瘤手术，不少患者在术后会出现情绪障碍问题，需要住院观察。家属提供的一份录音显示，吴医生说，罗文忠整体状况不错，他只负责收治15天左右，之后，不管有没有人来接，他都会放人，“但他有没有病，我们的话没有说服力，应该由省级专家进一步诊断”。

5月31日上午，张莉和母亲再次来到慈利县精神病院，她们“隔着一道铁门”见到了罗文忠。张莉说，当时罗文忠状态正常，还向护士介绍了在场的各位亲属。会面中，张莉嘱咐罗文忠保持冷静，收敛情绪，尽可能配合医生，罗文忠当场应允，表示会和医生好好配合。

6月2日，罗文忠被儿女转入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住院治疗。张莉称，住院期间，每天医生都会监督罗文忠吃药。

期间，罗文忠的姐姐和妹妹一直申请与罗文忠见面，但均被拒绝。据妹妹罗文任回忆，即使她们拿着兄妹关系证明，也无法见到罗文忠，“医院负责的医生说，谁送来的他们对谁负责，他们只对付款人负责”。院方也告诉她们，罗文忠的监护人（子女）不允许罗文忠与其姐妹见面，因此她们没有与罗文忠会面的资格。

在保证配合治疗的前提下，罗文忠每周二与周五分别有一次与外界通电话的机会，每次3分钟。

每次通电话，罗文忠都希望家人接他回家，姐姐、妹妹无奈，劝他在里面保重自己，好好配合医生。

因为没办法见到罗文忠，罗文任准备通过法律手段帮助哥哥，7月18日，罗文任试图聘请律师，却被律师告知，需要罗文忠本人授权，他们才敢接下案子。

7月19日，罗文任来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住院部，请求医生同意将手机送进去，与罗文忠进行视频通话。罗文任希望哥哥手写一份申诉书，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疾病。在医生办公室内，罗文忠带着老花镜，亲手写了申诉书，通过医生递了出来。

“我郑重声明，我没有精神病”，罗文忠认为医院对他的儿女“偏听偏信”，“强行用药，对他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罗文忠对控制他人身自由的行为做出抗议，“严重侵犯了我的人权”，他要求医院对他的精神状态进行重新鉴定、允许与指定亲属见面、恢复自由。

同日，张莉拨打了12345热线，向湖南省卫健委反映了罗文忠的情况，要求接罗文忠回家，后来得到回复，“说我们虽然是亲属，但不是一家人，也不是送他去医院的人，不能接他走”。

7月20日，罗文忠的姐妹一起来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再次提出会见罗文忠。通过妹妹递进去的手机，罗文忠和姐姐、妹妹、外甥女进行了三方视频通话。

视频通话中，罗文忠再三表示，他不愿意住院，并委托妹妹罗文任就此事聘请律师，将他“救助出院”。7月24日，罗文任正式委托律师，接手相关事宜。

委托书及委托视频发出后，医院加强了管理，罗文忠的姐妹又多次申请与罗文忠见面、视频，但均遭到拒绝。

罗文忠生前喜欢旅游，图为他在欧洲旅行时的留影

漏洞

罗文任与哥哥的最后一次对话是在8月11日。当天，罗文任带着水果，来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住院部探望，由于医院禁止家属进入病区，罗文任本打算送完东西就离开，但病区里突然传出罗文忠的声音，兄妹俩隔着铁门，进行了短暂的交流。

病区内的罗文忠一再强调自己没病，询问妹妹何时能救他出去，罗文任则劝他“莫急。”当天，罗文任还从医院处听说，哥哥已经可以出院，但院方说罗文忠的子女一直没有出面办理出院手续。

三天之后，张莉从医院住院部了解到，罗文忠已被儿女带走。张莉称，因为联系不上罗文忠的子女，也不知道舅舅的去向，他们选择了报警，警方回复称，罗文忠的子女说父亲需要静养，将把他安排在其他医院治疗，但未告知具体地点。

在罗文忠的儿子罗源看来，姑姑们的“解救行动”实则是在干扰父亲的治疗，所以他没有向亲戚透露父亲所在的医院。

罗源在一份书面说明中提到，父亲去年底手术后，总是怀疑他和姐姐欲意谋夺其财产，限制他出租房屋，阻碍承租人的正常装修。

罗源称，将父亲送去精神病院前的一段时间，他因父亲阻挠其出租房屋而报警，报警后父亲的行为并未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种种迹象均让他怀疑，父亲的精神状况是否正常。

罗源称，将父亲强制送医前，他曾携带父亲病历前往医院咨询，“接待医生均给出一致明确的诊断意见，认为我父亲的现实行为，符合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的典型症状”，张家界市精神病医院明确表示，可以接收罗文忠入院治疗。

罗源认为，父亲在张家界市精神病医院治疗期间，父亲的亲友通过非正常情况会见、不间断要求医院放人等方式，妨碍了医院对父亲的正常医疗行为。罗源说，张家界市精神病医院不堪其扰，他向医院请求继续治疗被拒，无奈只得将父亲转院至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继续治疗。

熊志刚律师告诉深一度，罗文忠在张家界精神病院时也有自杀倾向，他认为医院强制出院是为了避免麻烦。

熊志刚律师也不认可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罗文忠早就符合出院标准”的说法。他认为，是因为罗文任等亲属在医院里闹得厉害，对医院影响不好，医院只得让他们转院。

罗源认为，罗文任让罗文忠写下委托书、申诉书、不断在省卫健委等部门进行投诉和报案，扰乱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对罗文忠的正常治疗。

张莉和亲属则表示，他们始终配合医院的诊断、治疗工作，只是希望医院能依法、慎重收治，保障罗文忠的权益。

罗文任说，哥哥生前曾担心人身安全，只同意由罗文任等近亲属接其出院。罗文忠曾告诉朋友，8月14日，子女将带他将出院去北京做精神鉴定。但出院后，罗文忠却被送到了新的医院。罗文任认为，哥哥的人身权益没有得到保障。

罗源的代理律师熊志刚律师介绍，罗文忠子女曾向张家界市永定区法院申请确认罗文忠为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要求对罗文忠是否有精神疾病进行法医学司法鉴定。选定鉴定机构后，罗文忠的妹妹罗文任不断向法院提出异议，最终，双方重新选定一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如今，罗文忠去世，程序只能终止。

罗文忠及其妹妹罗文任曾委托湖南金州律所的曹远泽律师代理案件，曹远泽认为，本案的法定救济途径存在制度漏洞。《精神卫生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严重精神病患者极端情形下实施住院治疗由监护人决定。而根据《民法典》第二十八条，精神病患者等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的监护人存在顺位，即子女的监护人顺位优先于同胞兄弟姐妹等其他近亲属顺位。曹远泽认为，当子女为了自身利益，故意将非精神病人的父母强行送往精神病院住院治疗时，非精神病人的同胞兄弟姐妹却无明确的法定救济途径。

罗文忠的死并没有结束这场拉锯战。曹远泽律师透露，罗文任等近亲属表示，已向警方申请死因鉴定，并将追究罗文忠儿女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