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提高解放军在现代战场上竞争的联合作战能力外，消除军区系统的 另一个原因是解放军希望完成新的“历史使命”，这促使解放军在中国境内的传统边界之外开展行动。尽管2004年宣布了新的历史性任务的方向，并在2005年作出回应，但十多年后才完成实质性的行政改革，以达到这一目的。 在实践中，这些任务包括在利比亚等地开展危机或应急响应工作，在利比亚，海军与空军之间需要一定程度的军种间合作，以协助2011年在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中撤离约3.5万名中国国民。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被 认为是成功的，但海军与空军的参与是极其有限的和外围的。 事实上，这次行动的成功来自于所采用的特别解决方案，特别是使用希腊商业航运包租船舶，以及在允许的空域内及时提供包机。简言之，成功源于好运和最后一刻的拼搏，而不是特殊的应急计划。

2011年的利比亚非战斗人 员撤离行动以及随后美国在应对其他阿拉伯之春危机方面的经验使观察人士得出结论，除其他因素外，通过协调机构的快速反应和军种间的可操作性是解放军和国家安全架构必须发展的关键要素，尤其是为了保护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这些教训在2015年中国从经历战火中的也门撤离600多名中国公民和大约200名第三国公民时得到了应用。在这次行动中，特别是海军起到了中心和关键的作用，区域外行动的性质凸显了军区系统的一个潜在缺陷，即区域的固定性和区域对“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强调。这两个特点——固定的边界和强调装甲部队的作战，这意味 着削弱了空军和海军的作用，而且并未能发展训练和条令来应 对领土边界以外的作战行动。因此国防部对“前所未有的 全球变化”的预料迫使其转向战区指挥。

中国周边地区的行动。战区指挥系统加上总部的建立，还可以解决一个公认缺陷：在其周边地区，缺乏有效的战略方向的全职联合规划人员。在各战 区司令部联合作战的正式化过程中，解放军将有机会建立一套更完整的指挥 与控制联合参谋部，负责统一和保持联合指挥的能力。军种间的可操作性本 身并不能解决首长知道手下在做什么的能力，而集中作战是一种充分应对需 要一个司令部服从于另一个司令部的多地区战斗的一种方法。当在2014年和2015年“跨越”系列演习中与第一支专业假想敌部队对峙时，军区系统的缺陷进一步显现。假想敌部队证明，一旦区域部队的指挥控 制系统被模拟假想敌电子战摧毁，区域部队很快就会崩溃。战区指挥系统不 能保证能纠正这一缺陷，但有可能获得专门的联合参谋部，专注于联合作战 计划，并擅长自动化指挥，包括传播共同的作战图，

这可能有助于回应在 “跨越”演习系列（以及其他的演习）中所学到的一些经验教训。 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解放军进行了改革，而且剥离了商业企业和资产，但在那段时期间 立起来的行为模式仍然是解放军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对军区系统进行替换可能是对提高军种间可操作性的补充，甚至是附带的。不同的实体来管理训练，迫使各军种专注于设备开发，并通过将军官干部转移到不同的战区来取代关系，这些都是加强控制的一种方法，因此，这也提高了由非军事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的指挥与控制。与改革相关的效果可能会具体地打击到与采购过程相关的行为，在采购过程中，可自由支配的采购。根据这样一种观点，培养一批具有联合和团结协作意识的军官更加重要，但培养这种类 型的军官一直是解放军长期面临的问题。

最近实施的改变解除了军区，转而支持战区司令部，这也使作战指挥与 控制方法合理化，因为战区不再局限于行政边界，而是面向战略方向。在这 各梯队中分配联合部队的规划责任，部分原因是需要将作战控制推向作战空间，以便在现代战争中获得竞争力和取胜。通过在每个战区建立一个联合作 战指挥中心，中国还建立了适当的结构，不仅用于管理地区危机和冲突，而 且也适用于未来几十年的海外部署。或者，同样的权力重组意味着解放军现 在有了一个组织框架，从联合参谋部一级对从五个战区的各种作战力量中抽 调的远征军进行集中的指挥与控制。事实上，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加上其最靠近海岸线的反介入 与区域阻绝的相对优化，表明解放军最重要的进展将来自为面向海 外作战的联合部队装备的发展。

反介入与区域阻绝的指挥，控制，通信，计 算计，情报及监视与侦察以及空军和海军的规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系统 能力预测到未来：例如，不仅考虑到中国作为航天国家的过去，而且考虑到 它目前在商用无人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信息技术和信息处理方面的趋 势，到2040年，天基和战术的情报，监视与侦查将足以定位大批部队，并将 这些数据近实时地传送给中国作战部队。由于在亚丁湾的反海盗部署，中国在当地海军力量一直保持了十多年。尽管解放军从未在中国境外驻扎或部署 过固定翼飞机，但除了演习或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外，这样做的机制将需要 就海外行动的驻扎权和其他权限进行谈判，部署一个移动指挥所，可以有效 地指挥和控制一支与北京有联系的海外部队并有适当的战斗概念。

2017年建立解放军吉布提保障基地可能会为解放军在这些地区的首次实际 试验提供场地，中国在红海沿岸的基地很可能只是第一个海外保障基地，未来几年还会有更多。最有可能的下一个候选地点则位于印度洋边缘。

使部队信息化。在部队建设方面，到2023年已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使一体化联合作战制度化。虽然不明确，但可以推断，中国所寻求的“重大进展”对于一体化联合 作战来说，是具备一个初步的运作能力，无论它多么初具雏形。因此，该部队将在三年内建成这一初期能力，这种联合能力现在还取决于由战区指挥官 领导的计划和训练的进展情况，这些指挥官只负责作战任务（而不包含前军 区系统下的行政职责）。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是中国在人力资本 方面的现存困难： 在一个信息饱和的环境中，培养出认为能胜任管理 复杂联合作战任务的指挥官，是一个相当大的障碍，至少十年来，这是一个 长期的缺口，但信息需求推动的变化速度增加了解放军的紧迫性。

在2016年提出要联合指挥：“要采取超常措施，多管 齐下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尽快有一个大的突破。”到2023年，一个看似合理的结果是，将在其所有军种中部署新装备，特别是空军和海军。关键平台将包括Y-20，这是解放军空军的 一种新型运输机，它将使其能够在远程交付大量的兵力和储备，这是将空军转变为战略空军的一个关键目标。当然还将不断部署更好、更精确、更远射程的武器系统和运载平台，以及新一代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它不仅可以进行精确导航和授时服务，还可以通过简单的短信向可 能在世界各地部署的部队传递命令。将部署支持性的情报、监视与侦察和通信基础设施，以支持海外部队，据推测将借鉴其在吉布提的海外基地所获得的经验，到2003年，解放军已经在该基地 驻扎7年了。

另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将转变为一支强调或甚至可能依 赖其所谓的新型作战力量的部队。新型作战力量是在各种军种中使用的，例 如，陆军指航空兵和侦察部队及其军事武器为新型部队，也 是在联合作战的语境下进行的。新型作战力量中最具影响力的力量可能来自战略支援部队的组建。从理论上讲，这支部队是中国第一支大型的、永久性 的作战力量联合组织，因为它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空军、海军和火箭 部队联合组成的。战略支援部队的职责包括“有针对性的侦察和跟踪、全球 定位行动和空间资产管理，以及防御网络空间的电子战和敌对活动。这些都 是决定我们能否赢得未来战争的主要因素。

中期目标（到2030年）。中期是解放军实现从机械化到初步信息化进程的中点。国防白皮书表达了用其军队在全球范围内保护中国利益的愿望，但在实现这一雄 新的同时，也要实现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过渡，这给现代化的各个不同阶段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中国研究人员预计到2030年完成世界上第一个装备量子通信的军事武器。该星座将包括数十颗卫星和地基量子通信网络。量子通信被广泛认为是 为用户提供了一种不可破译的通信方法。此外，中国领先的军事科技公司已经在中国的量子研究基础上取得了雷达上的 突破。量子系统的纠缠光子探测到了1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 而这些目标此前是常规雷达看不见的。【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下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