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展开合作，陕北的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师六旅。

在这六个旅中，115师344旅情况最复杂，其前身是红15军团，而红15军团由苏区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26军、红27军合编而来。

用简单的话来说，这个军团成分很复杂，存在着几个“山头”。待中央赶到后，红15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改编时就成为115师344旅。

本来就存在小“山头”，突然又了中央这个大“山头”压下来，344旅（红15军团）一些年轻干部就有些抵触情绪。最开始有徐海东镇着还好，但徐海东1938年就黯然离开部队，导致344旅一度跟中央派去的干部处不来。

那么，徐海东为何要离开共同成长的老队伍呢？黄克诚大将在回忆录里说，跟朱老总的严厉批评有关。

朱老总不是无的放矢之人，他为何要批评徐海东？主要源于两件事，一是1938年2月主力团团长带人逃跑事件。

那名团长名叫张绍东，从红25军时就跟着徐大将，其担任过红15军团第75师、第73师师长、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团长，极得徐海东信任。

本来张绍东也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但抗战初期我党取消了政委制度，这就使得他的思想开始松动，反正团里他一个人说了算，何必还去过“苦日子”呢？

他在团参谋长兰国清的不断蛊惑下，开始腐化堕落、贪墨军费。一次部队驻扎休整时，张绍东还跟地主家的女儿乱搞男女关系，影响了八路军的声誉。

这个消息传到旅部，旅长徐海东震怒，让政治部前往687团调查，并进行整训。张绍东跟随徐海东多年，清楚这位首长的脾气，他担心受到处罚，就想趁着还未被撤职，把队伍拉到国民党那边去，为自身换点加官进爵的筹码。

2月25日，张绍东以查看地形为名，将团部及两个营拉到昔阳东治头。此处已靠近敌占区，张绍东就挑明了目的，说如今都是国民革命军了，应该投向国民党，这样大家的日子才更好过。

他的话引起了骚动，副团长田守尧、政治处主任吴信泉坚决反对并大声呵斥，在几位坚定干部的努力下，最终只有一个营长及少数人跟着张绍东叛逃，其余部队被拉回驻地。

344旅旅长徐海东此时身体本来就已不太好，听闻亲信叛变，直接被气得吐血，既是感觉信任错付，也是感觉愧对中央的信任。

八路军早期的主力团团长地位很高，出了这种人影响非常恶劣，毕竟是徐海东带出来的人，他也有一定的责任。

还有一点让朱老总不悦的是1938年7月的町店战斗。当时日军108师团向南进犯，344旅奉命在町店伏击。

当日军车队熄火休息时，344旅迅速发起进攻。他们确实敢打敢拼，战斗打响不久便直接跟鬼子近身拼刺刀。可是，这种做法对以前的国军有效，但很难给日军造成同样的损伤。

日军只是最初有些措手不及，但很快就反应过来组织抵抗，导致344旅久攻不下，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

临近傍晚时，日军增援到达，我方只能撤出战斗。这一战344旅歼灭日、伪军500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差不多的伤亡，实属不应该。

黄克诚后来就说过：“当时我军如果采取周围架设迫击炮和机枪轰击、扫射，予敌以重大杀伤之后再发起冲锋，完全可以用较小的伤亡取得较大的战果。”

这两件事，让总部意识到344旅必须调整改变，所以朱老总亲赴一线，为部队改造思想。

当时朱老总对徐海东一顿训斥，《黄克诚自述》中如是说：“朱总司令对徐海东旅长批评比较严厉。徐海东本来身体就不好，这时更支撑不住了，便请求离开部队去延安治病和学习。后经总部批准，徐海东就去了延安。”

本就健康问题严重，出了事内心又自责，上级还严厉批评，徐海东就回到陕北养病。

但是，344旅与徐海东的渊源太深了，他一走，部队很快就有人闹情绪。用黄克诚的话说：344旅团、营、连各级干部普遍比较年轻，大多在25、6岁左右，像田守尧就只有22岁。

年轻气盛嘛，做事就容易冲动，尤其是黄克诚提及的田守尧。

他在坚决抵制张绍东叛徒后，出任687团团长，作为红25军出身的干部，他认为自己在这支部队里有根基、有威望，就自荐接任344旅旅长。

朱老总见他有信心且对组织忠诚，便口头上予以批准，这让田守尧特别高兴，其他人一看，总司令都答应了，那事情是板上钉钉，便提前向他祝贺。

只是，请示电报发到总部后，正主持八路军工作的彭老总有不同意见。

在彭老总看来，344旅是党的主力旅，不能搞成一言堂，旅长不再从原红25军中选拔，以此扼杀山头主义的苗头。

这个消息传回344旅后，田守尧感觉落差很大，毕竟先前连祝贺都接受过了，脸往哪搁啊？

他多次在战友面前抱怨，搞得牢骚传遍全军，影响很不好。在送别徐海东回延安的宴会上，他也置气不出席。

种种表现，让朱老总非常愤怒，要求344旅内部开会反省，批评田守尧的错误。会倒是开了，但大部分人都保持沉默，不敢加以指责，这令朱老总更加警惕。

朱老总先开了个头：你们这开的是什么党委会？连批评和自我批评都不敢，还算共产党员吗？然后他点名批评田守尧：

要发脾气，还轮不到你！你耍啥子脾气，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要听党中央的，服从命令是天职，谁也不能闹情绪。眼看老总动了真怒，田守尧赶紧做检讨。

344旅这一系列变故，中央闻之不禁眉头大皱，这必须要消除红25军的“山头主义”了。毛主席和彭老总商议过后，决定调115师343旅685团团长杨得志去344旅当旅长。

344旅的干部们之所以傲，最主要的就是两点心理优势，一是年轻，二是能打。

杨得志也年轻，才27岁，杨得志也能打，历次反“围剿”、长征、东征都立功无数，指挥强渡大渡河更是闻名全军。论资历、年纪、战绩，他足以压得住344旅。

杨得志到344旅报到后，朱老总拍了拍他的肩膀，讲出自己这段时间的见闻以做参考，同时特别叮嘱道：

徐海东同志身体不好，徐向前同志和陈再道同志又去了冀南，你去当344旅的代理旅长，一定要把这支主力带好。

杨得志点头，然后跟政委黄克诚一起着手改造部队，他们多次召开党委会，召集团以上干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严厉整顿山头主义。

当然，作为军人必须要拿出真本事才能服众，杨、黄听从中央指示，积极推动全旅的作战理念转变，将运动战过渡到游击战，不再出现町店那样的盲干仗。

随即杨得志和黄克诚又分别率部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用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总算把344的风气改正过来。

这次分兵，将两位干部及344旅的成就都放大了。杨得志率344旅一部，越过平汉线在滑县跟689团会合，开辟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后冀鲁豫划归到刘邓麾下，就有了晋冀鲁豫野战军1纵，即后来的二野王牌16军。

而黄克诚带领的一部后来南下成新四军第三师，日本投降后出关发展，成为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即后来的四野王牌39军。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当时徐海东受到了批评，但中央并没有因此弃之不用。

等他身体稍微康复，新四军那边又有合适的职务空缺出来，他就跟少奇同志一起前往华中，出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

可惜的是，他转战皖东仅仅几个月，又因为旧疾复发口吐鲜血，为了徐海东健康着想，中央命令他从此开始休养，后来的整个解放战争他都缺席。

不过徐海东早期贡献特别突出，55年组织还是授予大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