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的失败，给我国脆弱的国民经济带来重创，毛主席对此高度重视。

为扭转这一局面，毛主席先从思想层面剖析原因，批判大跃进中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现象。随后，在 1961 年将其定为调查研究年，号召全党干部赴农村调研。八届九中全会结束不久，毛主席指示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各带小组分别前往湖南、广东和浙江开展农村调查。仅五天后，毛主席乘专列亲自调研七个省市的农业状况。

调研途中，毛主席不断收到各小组汇报。经分析，他发现人民公社制度存在“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和“队内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1961 年 2 月，毛主席在广州召集三支调查小组，起草完善人民公社制度的协议。广州会议后，毛主席主持起草“六十条”草案，并宣布延长调查研究工作，以观察新政策试验情况。

在此期间，周总理、朱老总、刘少奇、陈云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纷纷从繁忙工作中抽出时间，深入农村社队调查。他们将调查结果汇报给毛主席，均指出“社员对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度不满，要求取消”。之后，毛主席增派大批调查组前往多地调查，结果与中央领导报告一致。通过调查研究和试验，党中央修正“六十条”草案，取消公共食堂制度，进一步修改生产队模式，缓解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但“队内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未根本解决。

当修正后的“六十条”草案全国推行时，广大农民群众在实践中探索出包产到户制度。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率先发现其好处，1961 年 3 月，他两次向毛主席汇报推行责任田问题。毛主席回复：“你们搞嘛，搞坏了你们检讨就是了。”曾希圣又给中央领导写信并当面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你们认为可以就普遍推广。”然而，1961 年底，曾希圣因“刮五风”问题受批判，包产到户和责任田制度面临危机。

1962 年 4 月，农民对包产到户的呼声达顶点，田家英赴京汇报，几位中央领导均支持责任田制度。刘少奇对田家英说：“我的意见是先在‘秀才’们中酝酿一下，看看反映再下结论。”并在与陈云讨论时表示：“工业的政策已经退了，农业也该退，可以推行包产到户。”6 月，邓小平听取田家英汇报后明确赞成：“困难时期，可以用各种办法解决农民的困难。”

1962 年 6 月，陈云在上海看到安徽农民搞责任田的材料，认定这是特殊时期必要方式。在外地视察中，他根据家乡调查结果研究出“分田到户”制度。返回北京后，陈云与周总理、刘少奇、邓小平和林彪交换意见，大家都赞同。

7 月 6 日，陈云鼓足勇气向毛主席详细陈述“分田到户”，他说：“分田到户可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农业的产量，不会影响征购，也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分田四年就可恢复，否则至少需要八年。”对此，毛主席暂时未表态。

直到次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十分生气，严厉批评陈云所提的“分田到户”，将其视为包产到户的一种。毛主席说：“搞包产，搞单干，用不了多久，穷人就活不下去了，就会出现买地卖地，放高利贷，讨小老婆……”在毛主席看来，这是制度和政策的倒退，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虽未直接批评陈云，但否定了包产到户制度，这场农业改革运动最终演变成阶级斗争运动，包产到户制度被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