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义和/文

自北伐军越徐进展，北军节节败退，山东半岛，就成了溃兵尾间，兵匪如毛，生民涂炭。刘珍年乃能收拾残余，整成劲旅，既安靖了地方，复削平了强敌，尤其是多年的军阀巨头，竟会覆灭于一晚期军官学生之手，于是刘珍年三字，遂宣被人口。刘虽后来投靠失人，终至身戮名败，而其人其事，固曾传流一时。因综摭亲见亲闻，述其梗概，聊供参考。

我与刘之关系起始于舅父李玺卿。李，冀县人，与刘为同学至交，且有戚谊。1926年，我因未能考进大学，复以家境日渐贫困，乃树弃文修武之志。时刘珍年正在山东组训模范团，持介往投，得充其副官。尔后七年之久，历任刘部副官、秘书、科长等职；直至其被囚杭垣，释讯南昌，我始失业北返，故对刘之出身经历、作风为人知之较详。

刘珍年字儒席，河北省南宫县人，1897年生于一个农村小地主家庭里。幼年失怙，依母长大，弟兄三人，他是老二。读罢小学，升入本县旧四年制中学，1918年毕业。

当时适值保定军官学校改变了过去要经过姚村陆军小学、清河预备学校才能升入军官学校的旧制，即直接招收普通中学学生。刘以此机缘，得以考入军官学校第八期，编归步科第一队。他沉默寡言，是个又勤奋又规矩的学生，成绩很好，颇得老师及学友的赞许。他喜研战术战略，每获校中这类教程，以为直搬日本士官的本子，尽举些日俄战例，认为不切国情；常自涉猎古籍如十三篇武经七书，以及近人治兵语录一类的书，却又说“为信书不如无书，我们不可当书虫，更不能当书奴”。他因身体较笨，器械体操练得不好，刺枪和投弹，却成绩一直很优。

1921年，刘在军官学校毕业，分发到东北陆军第一师李景林部，初充排长，继升连长，又被选送到东北讲武堂学习迫击炮，回来就调任迫击炮连长。1922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刘即以六门八二迫击炮，在前线上著有战绩，蜚声全军，首露头角。是年冬，奉军入关，李景林当了直隶督办，在扩军中，刘被提为团附，旋任营长。

1925年秋，李景林与冯玉祥交战。混战中刘被枪弹擦去脑盖骨寸许，伤势很重，经医治不死，留得疤痕，刘每笑谓是“军人之花”。

1925年底，战事结束，李败绩，残部溃人山东，与张宗昌、褚玉璞等合股。刘以留津养伤未同行。翌年痊愈，乃转北京，居于虎坊桥聚魁小店中，性格越发沉默，生活清苦，常向我父借贷，每以开水就干粮果腹。

1926年秋初，李部下野旅长班平秀，应张宗昌约到山东周村成立模范团，刘珍年被拉担任了第二营营长（一营长王汉卿、三营长姜敦亨、机枪连长边彰武），训练期间，他成绩优异，颇招人嫉，有人进谗言，劝其注意时，刘则谓：“这有甚么!微云掩月，适增其美.。”

1927年春，模范团扩编成两个步兵旅，一个迫炮团，刘当了其中的一二一旅旅长。

新编尚未及训练，即划归第二军军长张敬尧指挥，班为副军长，在合肥方面与北伐军抵抗。部队素质差，指挥又不统一，因之每战皆败，损失奇重。是年秋，溃退至鲁南滕县附近整理。刘慨叹说：“张敬尧瞪着圆眼耍流氓态，满嘴胡说八道，难为他怎么当的督军!老班则胡吃闷睡直象笨猪，这样人物居然统领师干，迎敌打仗，那能不败。”

北伐军进展很快，已攻占徐州。这时直鲁残军士气沮丧，班平秀畏难思退，请准张宗昌，将所部残余约两千人，即交刘负责整理。有人劝他：“张、褚即将覆灭，何苦接这烂摊子。”刘说：“前汉亡了有后汉，他们不干，瞧咱们的，所学所用，正是此时。大家通跟我来，谁也别走。”就这样他欣然应命。

不久，刘奉命带此残余，开到临沂，归鲁军第四军方永昌指挥，又编成个模范团，由军直辖作战。果然兵随将能，事在人为。刘把这一新编团，竟整理训练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队伍，屡著战绩。当蒋系曹万顺李明扬两军进至鲁南刘即与对峙，支持数月，曹、李被阻，终未克北进一步。方永昌赏其才能，就请准命刘兼任了军参谋长。

1928年春，北伐军先头到达津沽，张、褚等率其残破主力徐琨、王栋等部，撤往开滦一带，但还有些杂乱部队，隔留在鲁东一带，有刘志陆、方永昌、孙殿英等。其时北洋军阀体系已溃，南京国民党势力尚未插进，“青黄不接”，“群龙无首”，胶东几十县，就形成兵匪乱打乱闹的现状。方永昌应付不了，就托病避往大连。第四军军长的职务，即留交参谋长刘珍年兼理。刘在全军颇得信仰与爱戴，因之就发生拒方拥刘的局面，并即废除了第四军名义，改推刘为胶东防守总指挥。

刘志陆据说是陆荣廷旧部，穷途无聊，投了张宗昌，以与国民党关联较多，此时即和南京取得联系，改了青天白日旗，自称胶东总司令，吃掉一些小股兵匪，就相中了刘珍年这一部分，摆出老资格，威胁他，迫他就范。刘珍年为之大怒，就说：“怎么?想打打吗?行!打咱不外行!”一激之下，立挥所部，当夜扑向刘志陆的驻区。对方措手不及，或被俘，或缴枪，不到几天，全部遗散无踪。刘志陆本人则逃往青岛，通电下野。

刘珍年从此挺起腰板，一变过去不言不动的性格，以为乱者当杀，非打不可，就时常喊叫着：“顺我者生，逆我者死，谁要不听，就打兔患子。”就这样消灭了顾震部，吃掉了钟振国，说服了李琴伯、刘选来、刘开泰、施中诚等部。杂乱武装收拾既净，胶东局面，为之初安。刘把这些收容的部队，勉强拼凑，先后编成五个师及一些直属部队。那时驻防情形如下：

第一师师长刘自兼，全部及直属炮兵团、特务营、工兵营、无线电队、军官学校，均驻烟台。

第二师师长刘开泰驻蓬莱。

第三师师长何益三，与直属骑兵团均驻牟平。

第四师师长李锡桐驻掖县。

第五师师长施中诚驻莱阳。

局势既然已粗定，刘遂经陈诚等拉拢宣告易帜响应北伐。1928年10月，南京政府委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军长”，就职后，即取消了胶东防守总指挥名义。惟当时南京协饷每月只有7万元，而军费每月实际支出须30万元，刘就把胶东民、财、税收，及交通、通信各机关，都派员接收，所有收入，都挪作他的军用。老百姓虽躲过了兵厘零星骚扰，却换成了普遍搜刮，尤一幸免，人民更为叫苦。那时在刘的势力范围内，除烟台、龙口两港口之外，还有牟平、文登、荣城、福山、栖霞、黄县、掖县、平度、招远、海阳、蓬莱、莱阳12县。大权独握，予取予求，有人背后竞称之为“胶东王”。即此可见其人之一斑。

1928年秋，北洋军阀余孽受了日人的嗾使和帮助，密商于大连，想死灰复燃，推段祺瑞为首领兼兴国军第一统帅，吴佩乎为第二统帅，孙传芳为第三统帅，张宗昌为第四统帅，陈炯明为第五统帅，许崇智为第六统帅，于1929年初乘日人占据胶济路和济南之际，先由张宗昌到鲁东收集旧部，占领胶东一带作根据，然后再由段、吴、孙等在冀东豫西鄂陕徐淮等地，号召当旧部举事。预拟的还有刘镇华为第七统帅，刘存厚为第八统帅……等。而刘珍年的五师人，除第一第三两师与他处的较久，算是“嫡系”，其余都是现收新编的，还说不上恩威信服，因之第二师刘开泰就受了煽惑，率其第四团叛刘，自蓬莱西窜。张宗昌就趁机于1929年2月19日，率同褚玉璞、吴光新、方永吕、王栋、徐选楼、祝祥本等，并带领卫队和白俄一部，由日舰护送，在龙口登陆，立即发号施令，召集旧部孙殿英、刘桂堂、刘志陆、黄凤岐、顾震、齐鉴平、纪子成、张骏等残军，以及地方团队会所等，号称20万人，向黄县龙口集结，希图压迫刘珍年，仍旧归附；一面又派班平秀到烟台，向刘劝说，并以第四统帅部第一方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为褚玉璞）兼第一军军长相饵。刘以事出仓卒，事前既无所闻，也毫无准备，虽已具决心，不肯再蹈污塘，却不得不虚与委蛇，好掌握时间，即派总参议杨治平持刘信随班见张，借以窥测虚实，并派我以随从秘书名义随杨、班前往。当我等到龙口见张、褚时，吴光新、魏海楼、杨文恺、倪炳之、杨度、庄景柯等均在，并都劝说刘部合作。刘珍年为表示诚附，还请了旧日长官李爽恺代表见张。两月间两批代表，往返四次，皆代刘虚言应付，企图缓张东进。刘争得时间即在福山至岗卷之间，布置防线，又选定牟山县城，通是石砌，高厚坚固，筑成永久工事，将足够的粮服械弹，悉迁入以为久守抗拒准备。布置既定，故一经前哨接触，刘即从容撤入牟平构好的阵地。张、褚虽来包围，刘却毫不畏惧。

原来张宗昌与刘珍年的两批代表连续会见以后，感到刘无诚意，企图迅占胶东，遂于是年3月4日，挥军东进，双方战斗，由此开始。刘部第四师第五师，此时已叛刘附张，刘军用于第一线的，只有第一师、第二师的第三团和第三师，总共不到五团。而战线南北长达20余里，地形于刘军不利，然刘仍能与十倍之敌相抗，足见其能力不弱。

刘为集中兵力，缩短战线，逐渐东移，退守福山城南门楼集至福山城北汽车站之线。相持10余日，发见张军有迂回包围，并纪子成部密扰后方之势。刘感觉烟台市由参谋长率同戒严司令防守，兵力亦只特务营及军官队学员，殊嫌单薄，顾到全般情况，如此非久峙之道，遂决于3月21日1时起向牟平总退却。前线由刘亲自率带，烟台方面由参谋长督率，在拂晓前，一律撤至牟平。烟台市晨起尚照常上街上工，及张军开到，方惊慌闭门，不敢外出。张宗昌即以第四统帅部名义，张贴布告，并勒令商民改悬五色国旗。

刘军全部退至牟平后，先以主力在城外西南两面布防，北面及东面则在城上防守。

张宗昌率军亦于3月21日下午跟踪追到，立即向刘军进攻。张、褚分在城西七里店、城南五里沟督战，恃其兵多，用密集火力猛射，且时以白刃冲杀。刘军应战沉着，至接近有利地点，猛烈还击，因之杀伤战果很大。张、褚则急思消灭刘部城外防军，一日一夜，猛冲达10多次，终未得遂愿，转至伤亡累累。

激战两日，刘于第三日亲自到前沿视察，以如此战法，弹药消耗过多，较难为继，决于当晚将城外部队，完全撤入，用便固守。当刘视察到第二团听苏团长报告战况时，敌弹袭来，苏即刻阵亡。战斗之烈，可以想见。

3月24日，刘军全部入城。张、褚军即日合围，既用迫击炮向城内猛轰，又时派敢死队分头攀城，因刘军防守严，无一得逞。如此五日，刘发现张军向城边迫近，似有企图；又时闻地下有声，类挖坑道（照旧传方法，用覆缸听取）。似此孤军守孤城，究非长久之道，适时出击，方可渐消对方力量。牟平城周围约8里，南面与东南皆山地，东系丘陵，西接平坦，惟北面广阔，直达海滨。张之兵力，大部使用于西南两面，城北城东似较薄弱。刘即决定于3月29日拂晓前出击，以两团出东门向南，另以两团出南门向东，取夹击合围之势。而张军以对方已被困孤城，胜利在望，毫无觉察，朦胧中，即被刘军消灭了一部，俘虏了一团及白俄军一队。被缴步枪900余支，机枪10余挺，追击炮数门。同时觅见所挖地道，由东南城濠外，掘向城角，已进50余丈，再有20余丈，即达城角，其势已迫。并获炸药数千斤，立即销毁，把地道完全破坏。以上是此次出击最大的收获。系由刘珍年亲自指挥，一共只用了三个多小时。被俘张军，除自愿归附者，余均造散。内有施中诚师第十团的连长二人，刘亲自安抚劝告，嘱回去转达团长李炎，勿再执迷附张，应早离之改图。闻李团果即自动退走了。

张、褚军因此挫折，乃加强包围工事，增添兵力，在西北两门外，以土袋垒成与城墙同高的第二道工事。因之4月4日刘军第二次出击，虽用了第一、三、五、六各团，由师长何益三、梁立柱共同指挥，终未能冲出城外。刘恐损伤过重，乃令退还城内。

第二次既未能顺利出击，刘一面令坚守城垣，一面细察动向，作总反攻准备。此时张宗昌屡攻不利，急燥无术，乃于城西的一槐树之上，系一木凳，时坐其上，向城内喊叫：“儒席老弟，快出来吧!自己人打甚么!北方人没饭啦，快出来合作吧!我从前不知道部下有你这个好人才，班平秀也没报告，我要知道的话，早就把全军都交给你来指挥了。我瞎了眼，班平秀也瞎了眼，老弟快出城吧!……”这样乱喊乱叫，刘一直未予睬理，却招得刘军为之大笑。

当时牟平刘军布置，是以第一团配属炮兵一部守西面，第五第六两团守南面，第四团（新成的）守东面，第十二团（由盐警改编的，其第二营长李子元乃新收编的张宗昌旧部）守北面；另派第二第三两团为总预备队，特务营巡查街道，骑兵团专保护兵站仓库及军草（六个大草垛，共约1000万斤）。此时西北两城门已经堵死，南门和东门则派军官队学员担任防守。4月11日下午5时许，有守南门一宋姓学员跑来密报，说有人以300元向之行贿，令约同学在当晚9时，开放南门。其人住县府前东首一杂货铺后院，距军部只200米左右。刘得报立往逮捕，系弟兄三人，李姓。发现有地下室，搜出张宗昌以第四统帅部名义下的副官委令，尚有同伙三人，已先潜伏城内，并已与李子元联络好，准备今晚张军总攻，9时即开南门接应，以期破城。刘闻悉，即将李子元管押，并派特务营增防北城，实即监视李营；又改派第二团巡查全城，并由其派兵防守东南两门。正在这审讯及调换布置之际，城外攻势已开始，炮弹雨下，军部左近尤多，足见内应早已指告地点。刘则依然镇定，视若无睹，因之军心安定，秩序不紊。经过一夜激战，以内应已垮，张计划落空，徒伤亡多人，终未得逞。

12日晨，刘将十二团全部缴械，遣送出城；同时为照顾居民安全，并减少食粮消耗，还将少数住民及部分机关人员，也送出城去。李子元数人旋即被刘枪决。

经过这一夜的危险，刘觉得在绝无外援的情况下总这样死守孤城，还有间谋坏分子伺隙活动，稍有疏失，即前功尽弃；又发现张、褚以硬攻失败，已改换方式，于各城门的第二道工事之外，复从城西起，经北面平原，搞筑围城电网，意在久困，更应早决反攻之策。经多次观察，并与参谋长师长等集议，先选定精锐部队300余，进行充分整理休息，并换新服装、新符号，以振起士气。刘并亲拟反攻的合同命令，对于作战的部署，都作了详细规定，甚至鞋带背包等琐碎事项，亦未忽略，先期印发，俾官兵熟请，掌握要领。4月21日的夜间，先召集团长以上讲话，密授机宜，翌日中午又召集排长以上军官全部大会，说明此次总攻的必要，大意为“我们既放弃烟台及各县据点，诱敌深入，正好聚而歼之”。这次出动方法，采取轻装简从，乘黑夜问用行军队形，从东门外对方配备薄弱间隙，踏过包围线，向城东北9里之老人仓村集结，在拂晓前，按照命令的规定，对准敌方侧背，用“老虎大卷尾”的战法，庶可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注意事项：(1)在通过包围线时，无论敌方是否发觉，无论敌方火力如何炽盛，尽管照常保持规定行军队形通过，绝对不许还击一枪，绝对不许乱掉一步。(2)在扫荡追击时，只吃干粮，不准做饭，也不准睡眠，直到把对方消灭为止。刘且申说这次反攻是“用少数铁球去砸多数的鸡蛋，众寡虽似悬殊，只要碰上，它就一定粉碎。此为兵法以少胜多的一方”。刘又笑着说：“只要我们能到达老人仓村的攻击准备位置，就已胜利在握。拂晓之前，先给它个左右大席卷，再接着来个纵深大扫荡，随着就是不分昼夜的大穷追，管保这些临时乌合之徒，必定乱了队，放了羊，官找不到兵，兵见不着官。孩子离了娘，失去主张，不缴枪投降，就必丢下枪，脱下军装，逃回家乡。”又说“张、褚辈用兵能力，我所深知，摧枯拉朽，掌握中事耳。”其言虽似狂骄，结果实未出所料。

刘珍年既作了动员讲话，决定4月23日拂晓为总反攻发动时间。届时出击部队由刘亲率，守城部队由参谋长负责指挥，并秘密约定，如反攻成功自无问题，否则刘自己即与张、褚展开游击战，留城部队则要尽力坚守，以为牵制，必不得已时，再冲出与主力汇合。这是刘顾虑周详，预作的准备。当即命令于22日夜12时，按一、三、五、六、二各团，军司令部、山炮营、第四团之第一营、特务营的顺序，在东门里集结（骑兵团暂留城，候参谋长临时命令作进止）。随即出东门，秘向东急行，中途虽曾遇纪子成部小股队伍的阻击，未被重视追踪，遂迅速通过，如时安达老人仓。刘大喜，即鼓励官兵，以为必定成功，士气大振。刘又命何益三率五六两团，进占老人仓西北约3里许的余家庄，作为第二攻击准备位置。经稍作休整，即照预定在4月23日的拂晓、由老人仓、余家庄同时对城北的张、褚军开始总攻。此时张、褚军尚在睡梦之中，尚疑是刘的救援军到，竟致仓皇混乱，豕突狼奔，一时溃不成军。留城的参谋长，看出已经得手，立命骑兵团出城，向北绕到右翼，对张、褚军作大包围，又命城上炮兵，以野炮向七里店射击。张宗昌的督战高座，本设在一棵大槐树上，几被炮弹打中，从此毫无抵抗，全线崩溃。张宗昌见大势已去，即与吴光新、方永昌、王栋、徐选楼、祝祥本等，以及孙殿英、刘桂堂各残部，一齐向西败逃。刘珍年到达七里店时，俘一隧道司令，立予处决，叛刘投张的刘开泰杂入乱军中逃脱，仅以身免。

刘向居民询得张、褚已分头逃窜，乃派何益兰等追击褚玉璞，而自拟率部追击张宗昌。嗣发现有大批残军，在奔向烟台方向中，又折奔莱阳，遂政命骑兵团继续向烟台蓬莱追张，自己则改追南逃之残军。

褚玉璞率部被何益三等追击，原图经牟平南山，窜向海阳，乃为留牟之部队出而载击，遂折而向西，趋莱州镇（在烟台南约40里），适由牟平西方南折之残军众至，方庆汇合，而何部追踪继至，只得又向西逃。刘此时亦到莱州镇，即命何等仍继续急追，本人则北至烟台，就街头慰问了地方人士，仍派李元森为戒严副司令，率兵一营，维持烟台市治安。随即又奔赴福山，甫达城北，褚玉璞适亦率残部到了城南，见前后尽系刘军，遂避入福山城内。原想凭城固守，不意入城始知城小而民穷，尤其缺乏饮水，全城300余口，向吃南门外河水，城内只有苦水井二口，不足应用。褚部残余大约尚有四五千人，如何能支?就又想突围他去，奈刘包围甚严，火力猛，屡冲终不得出。刘又把城的东西两门封堵，而以山炮机枪轰击南门（福山县城共周4里，只有东、西、南三门，并无北门），意在迫使投降。褚军颇有认输之意，乃几经往复，而协议未成。刘则指名要褚师兼参谋长张骏出城商谈。乃张缒城来见，却被刘扣留。有人劝刘，这样不太合适，刘乃以吕东莱“邻国之贤、乃敌国之仇”两语自解。他说“张骏是陆大毕业，褚左右惟张是贤才，余皆庸碌之辈；一旦失了张骏，就会昏了头而不知所措，只有俯首降伏，还协商甚么。兵不厌诈，我们只要对张宾礼相待就是了。”刘扣张骏后，仍加紧攻城，并令部队高喊：“快开城投降吧!缴枪免死，有枪就无命。”褚果然无法应付，即于翌日缴械投降。两人会见，褚谓“太笑话了，自己一家人竟打起来”。刘答“很对不住。督办辛苦了，请到后方休怠”。即用汽车送交牟平县长郭志超负责看管起来。过去曾炫赫一时的堂皇督办，就成了旧部的阶下囚，终且被其杀害（褚被俘后，其家人曾向刘商读，刘索款50万元，褚家人要求先见一面，冀明死活。刘许远望，不准交谈。

经过证实，允即拨款。当款由汇丰银行转到，刘正离烟台赴南京向蒋介石“述战”，路过天津，接军部电告，已拟复释褚，因随行之秘书长马之生进言，又改为候刘返防再办。后刘竟反讦，派亲信团长赵振起偕同副官某到牟平以奉谕与褚面谈为言，见面乘褚不备，赵之副官即发一弹毙之。用棉被裹尸，掩埋于禁室后院土坑内）。

褚部除褚玉璞一人被俘外，其余官兵都分别遗散。张宗昌本人逃往烟台时，曾向地方勒索款项，想由此上船远扬，因刘军追踪紧迫，才直奔龙口，乘日本军舰，逃回了大连。其孙殿英、刘桂堂残部，则西窜寿光、广饶等地。至于各县地方团队，就奔逃四散了。于是这号称20万人的围攻，一月来的困城，竟禁不住刘一日的反击，就这样烟消云散。曾叱咤风云一时的长腿将军的残余，也在这年青军官手中消灭。自然所谓几个统帅组织北方政府的计划，更成泡影。所以有人说：刘珍年这一战，对于北伐成功，实起了相当的影响。

张、褚既一逃一俘，军队溃散，刘珍年收缴人马械弹，为数甚多。据说带金领章的将官，就有六七十人之多，可想见所谓第四统帅部的庞大和杂乱。刘一战成功，自然跡躇满志，经过整理编组，所属部队陆续充实扩充，达到有三团制步兵旅三个，骑炮团各一个，教育团一个，特务、通信、工、辎营各一个，又有宪兵营、汽车队、军乐队，及几百人的军官学校职工学校，并军械厂、印刷厂等。都是人数十足，装备齐整，已非从前勉强拼凑徒拥空名的景象、刘部奉南京政府蒋介石命改编为二十一师。刘的军部和少数直属单位驻烟台、牟平附近，全师大部则驻蓬莱、掖县、莱阳方面。刘自己日夜孜孜作他的整军经武的打算，亲编了许多小书、教条之外，还有些小法令、小规章，作为部队主要学科，其次才是典范令。刘自想自干自为，俨然成了“关门的土皇帝”。

刘自制的教条很多，如“真革命的能真革心，不能革心的是假革命”，自己最得意的一句是“同志不如同行”。有人问他：“同行”是否用的商界成语，若然则“同行(hang)是冤家”是何取义?刘笑答“我用的同行(Xing)是偕走一条道的意思，本来官兵来自多方面，恩信未孚，何能遽谓同志，只能先作到向同一方向走，那就很不错了。《孙子》谓‘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相恶可见不是同志，而当同舟遇风，却变成了相济的助力，可见惟同走一条路，才能同济如左右手。这就是我取同行的意思。”又说：“古来英雄，特别是奸雄，欲张其功，每不惜首倡其乱；好在乱纷纷的兵马中，便于拉‘同行’，争与国，抓军队，夺政权，一俟大权到手，就予取予求，为所欲为。因之我们决不怕乱和患，这是同舟遇风之时，正是争取广大同行的好机会；不怕风雨飘摇，不怕危难多端，相反为了加强，为了扩张，有时还要保持这种危难局面。”他的议论如此，所以见诸行事的，自然与此相应，不免存乱世出英雄，拥兵自重之想；有时固执己见，不纳人言，未能顽应环境，对下过于专擅，因多隔阂，难收团结一致之效。当刘在南京，初见陈诚，陈曾对他的同学们说：“儒席很能干，不过对门外场面，怕耍不圆。听说他待部下，有点像冯焕章，威过恩而权过诚，长久恐怕出事。”刘闻知，就冷笑说：“辞修何所知。他不过寄人篱下混碗冷饭吃而已。”惟其傲慢自是，故其行事，每任性孤行。如在刘的驻地，不仅税收一概独吞，对印花税只自印自收，并时与烟台海关为难。可以看出刘的野心及其自恃过甚的情况，忘记了不过只10多个县市的地盘，3万多的军队，就傲然自大如此，无怪衍成后半的局面。

1930年夏，蒋、阎、冯发动了中原大混战，火线从鲁北编亘到鄂西老河口。蒋方济南的韩复榘，与晋军首一接触，即吃了败仗，奉命退往鲁东。蒋曾命刘受孙节制调遣，但刘始终敷衍置之。阎军傅作义挥动丰玉玺、张荫梧两路，分沿津浦、胶济线，进展得很快。这时刘珍年胶东的3万生力军，自然有了举足轻重关系。因之两方代表，先后赶来烟台，许饷许械，此拉彼扯，都希望刘军能站到自己方面，快些动员起来，加入战列。刘本人则态度极不明朗，兵既不动，而两方的饷械，则一律“哂纳”，而且要了又要。部下团旅长们见其如此，就问：“我们究竟帮谁?打谁?”刘说：“这场战争，直是街头狗咬架，我们站到哪边也丢人，离近了全恶心，还动甚么员?他们钱多送给咱点也好!”在刘觉得自己趁机捞钱的办法很对，其实谁也不是傻子，纵能欺过一时，自然终免不了后果。刘素常刻苦俭素，向不大爱财，对部下及同学友好照顾，从不吝惜。现在何以忽这样向人要钱呢?原来他密向德商订购一批军械，正在苦穷，乃出此策。这批军械，后为南京侦知，令烟台海关扣留，乃未等来人接收，就被刘派武装军警强取而去，还痛斥海关监督。此是1930年秋末的事。

经此大战，刘虽出兵昌邑，却只摆出架式，藉此好要钱要械，并未实作支援，因之韩复榘对其早怀不满，又兼刘数度到南京见蒋介石、何应钦、陈诚，曾得款50万元，南京且时派员到烟台联络，韩更疑心蒋留刘是对他的监视与掣肘。故韩常对其部属愤言：“刘珍年盘踞胶东，飞扬跋扈，直是吾辈胸前剑，不拿掉他省政就无法统一。”韩曾令人与刘之驻省办事处长传英贤商谈，想令刘交出胶东12县行政权。刘要求省府每月补助军饷20万元，韩只允给10万元。几经商洽，韩最后答应到12万元，刘仍坚持原数，就促成了韩刘间的战事。

另外尚有一原因：就是张学良那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他全权主持北平分会，总绾华北军事。张曾说“远在陕西的宋哲元，都服从我的指挥，怎么仅隔一水，近在左右的刘珍年，竟敢如此狂妄。”也嘱韩加以注意，相机除之。韩颇以缺乏重武器为虑，张则慨允助以炮兵一团，并且先令一营开到鲁境。有此数因，韩复榘遂决意用兵。

1932年9月，韩刘间既未达成协议，韩请蒋将刘调走，又未如愿，乃决心诉诸武力。韩即密令曹福林、展书堂两部，于9月15日、16日，沿烟潍公路向掖县急进，企图袭取刘军，并限令公路汽车行旅，许入不许出，以保进军的秘密。乃进抵沙河西岸神堂时，即被刘侦悉。闻其时韩并亲自督师，带参谋长刘书香（刘珍年的同乡同学）偕行，乘车赴潍。后听说刘书香在临出发始知原委，当婉劝韩，尽可能和平相商，不宜速以兵相加。韩仍怒不可遏，愤然说：“刘珍年这小子，横行霸道，我们忍让至再，他全不知好歹。你不用管。”遂催令开车。

刘珍年得到韩进兵密报，一面急令驻平度的张旅，向驻披县的赵旅集中；令驻烟台牟平等直属部队，向莱阳的梁旅集中，归副师长何益三指挥；而以骑兵张秉权团于莱、掖间活动联系，以作防御准备；一面带同参谋处长等于9月18日到掖县，部署作战，即将沙河公路大桥烧毁。时值大雨，河水暴涨，韩军大部被阻于沙河西岸，两三日不能行动。刘军因得调集所部，于掖、莱两地，进行抵抗。韩因袭击之计未遂，即以主力包围掖县，以一部钳制莱阳。同时青岛方面，即派出飞机借侦察为恐吓，又派军舰到烟台作胁迫。双方对峙，虽有小接触，尚未遽成大战，如此相持了两月有余。南京方面，因韩不听命令，擅自用兵，对之不满，就把一个师的兵力，开动到徐州，意在予韩以威胁。乃韩并不示弱，只派二十师的两个旅到滕县，形成对立。南京见此举不行，为避免华北局势恶化，遂派熊斌、蒋伯诚来作调人。大约刘珍年感到韩有张学良的后盾，其军队也非张、褚乌合之众可比，长久支持，终非胜算，乃接受调停，答应南调。大部移防浙江温州、平阳等处，张鸾基一旅则进驻闽北的浦城，由南京派轮船转运。至1933年初，运输完毕。韩、刘之讧，从此乃告结束。

刘珍年所部官兵，多是北方人，移到浙江以后，正值雨季，经月阴霾不晴，又水土不服，病号很多，因之上下情绪不好。1933年春，刘部奉令开江西河口，准备参加包围红军的序列。在移动时，有驻泰顾县的一个步兵营，忽然哗变，大掠之后，拉入深山。乃刘顾惜这几百旧部，派旅长赵振起亲往联系，又把这一营人很平安的招安回军。因之烦言啧啧，以为哗变在旧军队并不足怪，却又能平安的回来，未免稀奇!颇怀疑是刘别有用心，授意为之。事虽出于揣测，而“三人成市虎”，刘遂大蒙影响。

那时刘和他的主力驻在河口，而所属张鸾基旅却驻福建浦城，相隔百多公里，指挥联系，本已感到不舒。突于此时，南京又来电，令张旅脱离刘军建制，改归大本营直辖指挥。刘更不快，就电请收回成命，重作考虑。刘此时既无地盘凭依，蒋介石又非同韩复榘，自然不理他这一套。刘就又耍起“胶东王”的脾气，以怠工代反抗，托病请假带同参谋处长李雨春等多人，到杭州西湖刘庄住下来，经过月余，既不回防，也不续假。我曾劝他，不要衍成僵局。他却全不在意，并常说些“丈夫切莫当人子，男儿岂甘作马牛”一类的牢骚话。那时风传河口方面，情势不好，且有红军第五军团长董振堂以同学名义函邀刘军中相知起义之说。蒋介石闻之震惊，就急电刘珍年赶回河口去坐镇，刘仍置之不理。我当时就劝刘应赶快回防，可以借机再经风使舵，如坚不回防，莫如以有病为辞，向蒋干脆请长假，往后徐图再起。刘说：“惟能此常遭人嫉，我今天算认识他们了。再过两天，等他再来电报再说。”在夏初的一个午夜，浙省保安司令俞济时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包围了刘庄饭店等处，将刘及参谋处长李雨春、驻杭办事处长赵辅忱等官佐士兵200多人，悉数逮捕到保安司令部软禁起来。不久刘被送到内西湖北岸一幢别墅中居住，名为指定专人招待，实则是监视。其余官兵，略加讯问，即全部释放。河口部队则改由李仙洲、梁立柱领导。

刘虽被禁，在住所内，仍食息自如，军中并公推赵辅忱同住相伴。有人曾去探视，刘依然谈笑自若，体且微胖，自说每天读书看报作体操，很有意思。

1935年春初，蒋介石在贵阳电令南昌顾祝同，组织军法会审，处理刘珍年的事件。听说刘到南昌后，依然倔强倨傲，时发他“真革命、假革命”，“谁革命、谁不革命”等牢骚话，颇示不肯低头。开庭时，涉及问题虽多，主要还是泰顺兵变一事。当时顾祝同曾问；“泰顺兵变，是不是你们上级所嗾使?”刘答：“天地问，宁有此理?!带兵的人，还肯叫部属来哗变?你们也带兵多年，肯这样作吗?”顾又问：“那么泰顺兵变，应谁来负责?”刘答：“全营哗变，该营营长应负主要责任，直属团旅长应负部分责任，如再往上推的话，那我当师长的也有责任。不过我乃委员长直属部下，如再向上推，那就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蒋先生也有责任了。”顾祝同闻之气极而无可奈何，即电蒋以为刘珍年“态度蛮横，旧状不改，不可理喻”。蒋此时见吃掉刘珍年这部队伍，已不成问题，乃电复顾祝同把刘处死。于是曾给将介石当过鹰犬数年的刘珍年，就在“纵兵殃民”的罪名下，结束了一生。（孟繁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