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底，部队调往马祖，驻于南竿的圆台山下。

通信中心住在团部附近，单独开伙，总共10个人，要抽一个人担任炊事。

大舅是通信中心军职最高的，为组长。如果大舅不参加买菜，译电官也不会买菜的，那只有7个人轮流买菜；为了减轻士官兵们的工作负担，大舅也加入了轮流买菜的行列。

此举看起来事小，却是件傻事，因为当时大舅作为军官，参与了轮换买菜；大舅一直没有把自己当做军官，只想以身作则，和大家平等相处。

马祖是一个一个小岛，居民不多，卖菜的地方只有三两处，地势起伏不平，上坡、下坡相当费力。

大舅到了马祖后，遇见了高炮二团的同事李保民，他已升任上尉译电官，仍任职高炮营。

李保民因公赴台，还委托大舅代理他的译电工作。

大舅还遇见了前高炮同事戚世俊，他是山东人，写的一手好字，和大舅关系也很好。

在马祖期间，大舅常与在空军总部上班的梁传宜老乡通信，有一次他在信中问大舅，是否认识原籍过满山的高法民？

大舅虽然不认识高法民，但过满山却是大高庄先祖的发祥地，大舅小时也曾跟随族人去过过满山，经梁传宜居间传话，高法民和大舅就通信了，两人辈分相同，是同宗的兄弟。

1965年11月中，大舅奉派到北投石牌实践学社讲习，在基隆上岸后前往公路局基隆车站拜访高法民。

高法民问大舅住在哪家旅社？

大舅说，**旅社。

高法民听后，神态有些倨傲，说：那是个小旅社。你吃过饭没有？

大舅说：吃过了。

高法民像是松口了一口气，说：怎么不来这里一起吃？

大舅回答：初次见面，不好打搅。

高法民哈哈一笑：自家弟兄，不必客气。

他嘱咐大舅，明晨早餐一定要等他一起吃。

结果第二天早晨，大舅起床后，在“小旅社”左等右等，一直等到九点多，仍不见高法民的踪影，只好先去进餐。

十点多钟，高法民终于来了。

稍事叙谈后，大舅表示要去石牌报到了；大舅原打算要坐火车的，他说坐公路局直达车吧，见识一下麦帅公路。

大舅随他走进公路车站，他装作想要买车票的样子，但就是踯躅不前，大舅看出了他的心思，遂走到窗口自行购票。

（那一次和族兄见面，大舅一开始满心热情，见后面感觉遭到了某种冷遇，和他预期的、在异乡见到族兄的亲情相融，大不相同。

不仅是高法民夸夸其谈、误时误点的做派，还有“说大话、使小钱”的小心思。

换位思考，如果是高法民来拜访大舅，旅社安排、守约陪吃早饭、分别时帮着买车票，这都是份内之事，大舅肯定处理的，让他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再怎么说，两人不仅同是天涯沦落人，还是老乡、同宗的兄弟。

大舅是时间观念很强，信守承诺、待人热情、性格宽厚的人。那次，他对高法民的印象实在一般，但毕竟是同族同宗，又是同处异乡，也不好多说什么。）

大舅返回马祖后不久，接到高法民的来信，要帮他周转一下资金。

大舅是个热心肠，觉得族兄手头紧张，既然想到了他，还开了口，便准备汇借2000元给他。

正在写回信时，同事阮彬来访，谈及此事。

阮彬说，“你那位当站务员的族兄，月入千元都不够用，你呢？月薪不到400元，还想借给他2000块？请再考虑一下。”

2000块，那是大舅5个月的薪水。大舅想了一下，改汇1000元。

事后，大舅听说，高法民拿到钱后，都用于吃喝玩乐了。

大舅心中暗疼了许久——他一向省吃俭用、烟酒不沾，过得是苦行僧的生活，平时哪里有什么玩乐？贸然所借给高法民的借款，当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1966年春，大舅从马祖调防桃园，驻于杨梅太平里营区。

老乡王惠忠在调往马祖前称病住院，后调军医署，七月间与张枝梅小姐结婚。

大舅最好的朋友、同学、一条船来到台湾的刘慎修，退役后进了高远派出所，后调入中坜，9月与张全良小姐结婚。

大舅参加完老乡们的婚礼，回到驻地，看到自己孑然一身，不免心中惆怅：故国不能回、形影只一身，如之奈何？

1966年10月，大舅由团部连奉调通信营文电连，派任译电组组长；稍后借调师部通信组承办密码语业务，组长系由通信营营长兼任。

1967年春，大舅进入大冈基地整训，当年冬天第三次调防金门，驻于金东南雄。次年春到金防部通信组洽公，承办人张烈上尉是大舅译电班同学，他问大舅是否愿调通信组接替他？

大舅稍加考虑，回答愿意。

待金防部发文到师部征调，大舅怕师长不同意，特将个人情形简要形成书面材料，托侍从官转达。

师部同意后，但复函后迟迟不见下文。

大舅电询张同学。

张说了实情：副司令看到你的人事资料，曾因逾假记大过两次，认为你品行不佳而未准。

大舅听后为之一怔，他之所以愿调金防部，并不是为了升级；在征调前，通信组长曾问过大舅两次，只要他愿意，炮兵营、工兵营、步兵营的上尉通信官任选，都被他婉谢了。

那大舅为什么愿调金防部呢？

一言以蔽之，他想离开野战师。

不料却为了逾假被记两大过而未成，真是时也、运也、命也。

1969年1月初，一天同僚们向大舅道喜。

大舅问：喜从何来？

他们说：你调营部上尉载波官啦。

原来，通信营营部增设一名上尉载波官，组长把他从文电连调任营部，实际上仍在通信组上班。

官还没升，每个月的译电加给先取消了，这倒不要紧，最让大舅担心的是：当年七月或次年元月，上尉一升，退伍又要延三年。

同事们的道喜，正是大舅心中之痛。

他一直认为：早点脱离军职，转业较易；到了50岁再退伍，说老不老，说少不少，怎么办？

大舅想离开军营而无法离开，想调换单位也不行，当时的处境有如古诗所言：山重水复疑无路，能不心灰意冷吗？偏偏又来了升职，又要多待在部队3年，这可如何是好？

一时间，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继而他又想起一句勉励的常用语：胜不骄、败不馁。

大舅心想：自己没有胜，也不能算败啊？再回顾周围的同胞们，比自己好的固然不少，相差不多的甚至不如自己的，也不是没有；别人生活如常，自己为什么要消沉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