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与世长辞、享年88岁，按照其生前嘱咐，她的骨灰经专机空运至上海，葬在虹桥路万国公墓。

就在宋庆龄去世后，工作人员在整理她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角柜，里面是宋庆龄生前极为珍视的物件。

打开以后，工作人员在其中发现了几本书。

图|宋庆龄先生

其中一本书是宋庆龄亲笔所书的《广州蒙难记》，讲得是1922年6月16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背叛革命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在卫队掩护下逃出的经历。也正是因为这次惊险的突围，才导致宋庆龄不慎小产，终身未能再有一儿半女。

另外还有一本书是毛主席亲笔签名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是当年宋庆龄将自己亲自编选的文集《为新中国奋斗》赠送给毛主席后。毛主席专程赠给她的回礼，并附书信一封：

“承赠大著《为新中国奋斗》，极为高兴，谨致谢意。另承赠他物，亦已收到，并此致谢！”

除了以上珍贵的收藏外，还有一张折叠的16开大小的纸张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相比于其他的珍藏外，这张字条看起来似乎并不显山漏水，但当工作人员打开以后，在场人员无不泪目，因为这张纸是周总理在1974年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

那么，宋庆龄先生为何如此珍视这张字条？

谈到与周总理的友谊时，宋庆龄晚年曾深有感触地说：

“（上世纪）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无论是在过去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宋庆龄始终视周恩来以及其夫人邓颖超为挚友。

图|1924年秋，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照片

1924年秋，周恩来奉令回国，担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这一年，周恩来26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代。

相比于前任，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创建了一套特别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王逸常回忆：

“从此以后，黄浦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周恩来每日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

周恩来那时在黄埔军校，经常邀请宋庆龄前往授课。

在过去革命生涯中，宋庆龄一直是丈夫孙中山身边最得力的助手，对于这位杰出的青年才俊，宋庆龄也很是欣赏。

1926年，宋庆龄与何香凝开办广州妇女运动讲习所后，也时常邀请周恩来去给进步女青年做报告。

图|孙中山与宋庆龄夫妇合影

不仅如此，宋庆龄后来投身妇女运动后，与同样调往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邓颖超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与何香凝、邓颖超一同组成了妇女报告审查委员会，在她们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鼓励进步女性应积极投身革命运动。

在后来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宋庆龄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孙中山先生病逝以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宋庆龄等一大批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坚决站在正义的一面，对这一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抵制。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宋庆龄毅然决然选择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并与国民党左派以及毛泽东、董必武等中共党员联名发表通电，对这一行为予以严厉谴责。汪精卫在武汉发起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决然宣布与武汉国民政府决裂。

图|周恩来与邓颖超

尽管宋庆龄后来并未参与南昌起义，但她却在起义期间，当选为被推选为由周恩来同志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7人主席团成员。就在起义的当天，宋庆龄与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发起联名通电，表示对起义的支持。

此后无论如何风雨飘摇，宋庆龄先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在一起，并积极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同志。

对于这位亦师亦友的革命先驱，周恩来始终由衷地感到钦佩。遗憾的是，因为革命战争的艰辛，两人始终无缘得见。

1937年7月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赴上海，此行的目的除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协商共同抗战外，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安排，就是去拜访宋庆龄。

宋庆龄得知周恩来要来的消息后，心情十分高兴，因为在过去的十数年间，他们虽然有过书信、电报的往来，却始终无缘见面。

图|宋庆龄

7月11日（一说12日），周恩来在林伯渠、博古的陪同下来到莫里哀路29号。事先得知消息的宋庆龄早已在自己的寓所等候。

这次见面，两人畅聊了很多有关日后国共合作抗战的问题，宋庆龄也看了周恩来准备交给蒋介石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对宣言的内容表示了赞同和支持。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宋庆龄始终坚持在斗争的第一线，积极筹措各种物资用于抗战，并开战广泛的国际联系，宣传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而在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同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中国共产党也始终视宋庆龄先生为亲密的战友，并时时挂念着她的安危。

随着解放战争的逐步推进，国民党统治政权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特别是1948年年底到1949年年初，国民党当局特务在上海、南京等地掀起了一片白色恐怖，到处搜捕中共地下党以及革命群众，中共中央考虑到宋庆龄先生在上海生活，安全不能够得到保证，于是提出邀请，希望宋庆龄先生能来北平，参与即将举行的新政协。

图|1947年，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举办了三个儿童福利站。宋庆龄指导识字班的孩子们读书

1949年1月19日，毛主席、周恩来联名写了邀请信，通过在香港的潘汉年，将信送到宋庆龄手中。

接到信的一刹那，宋庆龄的心头更是五味杂陈，在过去岁月中，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主张国内和平，反对内战，此时革命即将胜利，她的内心当然高兴。但与此同时，她的内心又有很深的顾虑，他的亲属，包括妹夫蒋介石、弟弟宋子文、妹妹宋美龄等人，都是发动内战的罪人，一时之间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在收到联名信后，宋庆龄客气地回信一封，表示对邀请北上一事的婉拒：

“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

也因宋庆龄一再致信婉拒，加之北上途中并不安全，中央考虑再三，决定暂时搁置邀请。

事实上，对于宋庆龄的顾虑，周恩来是心知肚明的。

就在首次致信邀请宋庆龄北上时，周恩来就特别嘱咐在香港的潘汉年、刘晓：

“必须经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

图|1948年，宋庆龄在检查中国福利基金会准备运往解放区的物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新政协筹备工作也逐步展开，不仅是中共中央希望宋庆龄能出席会议，就连与会的各个民主党派人士，也纷纷出面邀请，希望宋庆龄能参与新政协。

为了争取宋庆龄能够顺利北上参加新政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前后做了两个月的努力。

1949年6月15日，周恩来建议中央选派与宋庆龄交好的邓颖超专赴上海迎请，不仅如此，他还与毛主席各写了一封邀请信，表明对她北上与会的殷切期盼。其中周恩来书信如下所示：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信写好以后，周恩来担心措辞问题，还专程将信交给毛主席略作修改。

宋庆龄收到信后，虽一度感觉盛情难却，却仍然表示要“考虑考虑”，除了心里上的顾虑外，同时也有身体上的顾虑。

图|周恩来与宋庆龄合影

宋庆龄此时患有很严重的荨麻疹，此病为家族遗传，久治不愈，而且每到过度紧张或劳累时便会发作。特别是在1949年上半年，更是深陷病痛中无法自拔，以至于她后来还同友人抱怨：

“我虚弱的体质使我恢复得很慢。昨天我试着多工作了一会儿，就感到頭晕得厉害，差点儿晕倒。”“服用苯纳德雷，使我变得呆滞和反应迟钝。不过荨麻疹倒是慢慢地退下去了，不像上星期那样痛苦万分。我很想尽快治好，这样才好出去见朋友！”

邓颖超到上海后，宋庆龄就一再表示，想要赴苏联治病的想法。

考虑到宋庆龄身心上的顾虑，中共中央一方面致力于消除误会，一方面又竭尽全力安排，为宋庆龄北上创造条件。

周恩来考虑到上海到北平火车路途遥远，因此于7月1日电文中特别指示邓颖超：

“长途旅行，宋庆龄病体难支，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

图|1950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照

经邓颖超、史良再三劝说，宋庆龄也为她们的诚意所打动，终于答应7月10日后北上，7月5日，邓颖超将此消息报告中央，经多方协商后，最终将日期定在了8月底。

与此同时，在北平的周恩来立即开始忙碌，因为那时全国尚未解放，北平潜伏特务仍伺机破坏，为保证绝对安全起见，周恩来下达严令，对宋庆龄出行一事进行严格保密。

首先是住的地方，周恩来在接到邓颖超发来消息的第二天，就指示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的曾宪植等在北平为宋庆龄秘密寻找住宅，考虑到宋庆龄居住习惯，所以在选择上周恩来也特别注意选择了西式建筑风格，最终选定了位于东单方巾巷44号的一处两层洋楼。

据廖梦醒的女儿回忆：

“那是一栋外国人建造的两层花园洋房，小巧玲珑，在北京很少见这样的洋房。”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在百忙之中，专程到这处选定的洋楼视察，一切无误后，于8月3日给在上海的邓颖超发报：

“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罗叔章负责指导。”

在周恩来、邓颖超细致的关怀下，宋庆龄也改变了原来到北平参加完新政协后就启程回上海的计划。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西方帝国主义为主的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抹黑、出于宣传的需要，周总理考虑创办一个对外的刊物，以便于让国际友人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而以宋庆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无疑是承担该项任务的合适人选。

1950年3月，周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会议间隙同宋庆龄商量：

“孙夫人，我近来经常在想，中国革命胜利了，轰轰烈烈进行建设。但是国外对中国知道不多，我们是否可以办个英文杂志，把中国建设的实情介绍给外国朋友，增进双方友谊?你抗战期间在香港办过英文《保盟通讯》，很有经验，不妨出出点子如何?”

宋庆龄一听也十分高兴，当即表态：

“我们两人想到一处了，我也有这个打算。为了让国外知道中国建设的实际情况，办个英文刊物很有必要。”

周总理一听，心里十分高兴，当即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她，并且还承诺，经费如果有困难，国家可以出面解决。

图|《中国建设》英文版

宋庆龄接手刊物创建工作后，立刻马不停蹄操办起来，她亲自为刊物拟定了英文名字“China Reconstructs”，意为中国重建，中文简化为中国建设。之所以定下这个名字，宋庆龄也是有深刻寓意在里面的，因为早年间孙中山先生就创办过《建设》刊物，以“中国建设”为名，一来是报道新中国建设的成就，二来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

1952年1月，《中国建设》正式创刊，在前后2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西班牙文版、法文版、阿文版、俄文版和葡萄牙文版，主要面向的对象是海外华侨、华裔以及港澳台同胞。

不仅是宋庆龄对刊物的建设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就连周总理也在百忙之中，对刊物投入了很多关心。

1957年1月，周总理亲自为《中国建设》创刊5周年题词：

“继续做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

还就编辑工作予以指示：

“以社会主义为范围，以生活为内容，积极地、正确地、报道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反映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新风格、新气象，积极性和创造性。”

图|周总理

在周总理、宋庆龄的关怀下，《中国建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还逐步扩大了海外中间读者，使得世界各国人民都了解了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增进了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遗憾的是，周总理与宋庆龄两位老友，因为国事的繁忙，日常生活中很难再有空闲见面。尽管如此，两位老友内心深处却始终记挂着彼此。

宋庆龄每次往返上海，总会带一些小礼物托人带给周总理。

一开始周总理还乐于接受，只是随着次数增多，周总理心中也觉得过意不去，于是特意嘱咐：

“以后不要这样费心了。”

宋庆龄却摇摇头：

“这不是费心，这是生活中很大一部分安慰。”

周总理的身体每况愈下，到1972年1月又确诊为膀胱癌，宋庆龄听说后，曾几次想要去探望，却始终没有一个机会，考虑到病重的人吃一点好的对身体有帮助，宋庆龄想方设法的为周总理弄到了新鲜的鱼送了过去，后来还想办法弄到鸽子蛋，嘱咐养女隋永清亲自送过去。

图|1979年10月12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会见并宴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夫妇

1974年9月27日，宋庆龄接到了中央打来的电话，希望她能出席9月30日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这一年宋庆龄已经年过八旬，身体情况也不是很好，早已闭门谢客多日，本来循例是可以不用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但是她从中央打来的电话中推测，病重的周总理很有可能亲自主持国庆招待会，想到两人久久未能会面，宋庆龄当即答应出席。

果不其然，就在招待会当天，周总理亲自出席了招待会，虽然他看起来依然精神健硕，但眉宇之间却依然有着深深的疲惫。

事实上，周总理的身体情况很差，按照医疗组的安排，他本来应该提前退席，但因为人们过于热情，周总理也不得不打破规定，不仅发表了祝酒词，还与在场的人碰了几杯，宋庆龄也很想上前与周总理说话，无奈身体太不争气，只好默默的将周总理发表的祝酒词小心翼翼的收藏起来。

宴会结束后几天，宋庆龄在给瑞士好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虽然长期患病显得清瘦，周作了一次极好的讲演。”

可宋庆龄没想到的是，周总理注意到了坐在主宾席的宋庆龄，还嘱咐邓颖超专程打了电话过去，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宋庆龄也满怀遗憾的说：

“本来想面谈几句，愿望没有达到。”

图|1960年4月，宋庆龄与邓颖超一起接见志愿军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左一）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病去世，宋庆龄听说消息后，不顾病体沉重，坚持到医院看望这位老友，在告别室里，宋庆龄望着因受疾病折磨消瘦的周总理，不由得泪如雨下，事后几天，秘书注意到宋庆龄始终孤独的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嘴里不住的念叨：

“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

1977年4月《中国建设》出版了纪念周总理专刊，并刊载了宋庆龄撰写的《怀念周恩来总理》一文：

“人民将永远怀念周恩来，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共产主义政治家，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为人充满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忍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爱周总理。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