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猫的熊

广州多区解除封控，标志着三年防疫真正来到了一个拐点。此时距离2019年12月1日通报第一例病例，正好过去了三年。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说过一个结论，相较于率先吃螃蟹的石家庄，对全国而言，广州防疫政策的调整，其实更具有风向标意义。

一方面，广州的城市地位更高，政治、经济、交通等方面皆是如此，解封后的连锁影响会更加庞大；另一方面，广州的城市规模更大，感染人数更多，11月突破十万例。

广州放松了，那基本意味着，现行的防疫模式，也即以核酸为筛查工具，对无症状、轻重症患者无差别隔离清零的模式，到了正式调整的时候。

事实上，这一点从昨日重要会议的定性中也能够看得出来——“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在广州解封以后，同样一线城市的北京、深圳等，也都传来了放松的信号。比如北京一些小区宣布阳性病例可以居家隔离，长时间24小时核酸的深圳，各小区也取消了核酸查验，只看健康码绿码……

一线城市，从来都是观察全国政策走向的窗口，接下来意味着什么，已经不言自明。

但当广州迈出这一步时，我还是有一些担心。

当然，并不是担心广州像石家庄一样，在解封之后又重新倒退。而是担心在目前的全国防疫体系下，作为一个“异类”的广州，如何自处？广州的外来人口返乡时，会不会遭遇各种阻拦歧视？

我们必须看到一个事实，全国各地的防疫措施，一直都不是整齐划一的。即便在执行二十条方面，不同的地区也有着巨大的差别。

比如就在广州等地放松时，锦州发布的《关于当前疫情防控措施的几点考虑》提到，“我们没有必要在可以清零、可以不形成大面积感染的情况下放弃防守”，“能清零而不清零，实在是太可惜了”。也就是说，风险管控区的放开，还要等到所有病例清零以后。

地方政策的不统一，意味着广州防疫突然变阵后，将出现和外部环境的不适配的情形。而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广州的外来人员返乡如何安置的问题。

这并不是一个小议题。广州的外来人口有多少呢？2020年广州方面曾透露，广州是“实际管理服务人口超过2200万、流动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

也就是说，它关系到足足一千万左右的流动人口的返乡。

如果只是呆在广州，即便是感染了，无症状不测核酸甚至自己都难以发现。但注意，现在已经是12月，距离春节只剩一个多月，距离春运开启时间更近。

外来人员春节返乡潮，很快就要开启了，他们从管控松弛的广州，回到更严格的家乡，又会遭遇怎样的针对外来人员的防疫政策呢？会不会劝返，或者不管有无核酸一律先隔离？

这种担忧并不是多余的。

同样是在防疫二十条的大框架之下，有的城市取消常态化核酸，有的城市还在严防死守，它足以说明在执行落地方面，地方拥有的巨大弹性，这种弹性为歧视性的措施留下了土壤。

过去这三年来，像合肥这样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来的都是客人”的城市，少之又少。绝大部分城市和地区，哪怕表面上敞开怀抱，实际上也会各种加码，动不动就来隔离套餐，让来返人员望而却步。

在网上，甚至经常看到一些本地人将外来的感染者称作是“投毒”，至于把疫区来的人员当成“瘟神”，类似社会心态更加不用多说了。

它不仅会让广州承受更大的压力，也会让广州的外来人员在返乡问题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障碍。

这个时间差，到底会持续多久呢？人员跨地区流动的大前提，也即地方之间的防疫措施彻底实现统一，到底什么时候能实现呢？说实话，现在谁都无法下结论。

因为谁都无法预料，广州慢慢放松以后，第一波冲击会有多严重。之所以让广州先突围，而不是全国步伐统一地解封，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大规模感染导致的冲击，让先行先试者积累经验教训。

所以这几乎是一个悖论——广州的放松，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效果，必须依赖其他地方也同步放松；但现阶段的调整，又不支持一步到位地过渡到全国放开的地步。

在这个意义上，广州其实在做出巨大的牺牲。

而我想呼吁的是，既然他们是在为后来者蹚出一条新路，那么，对待那些返乡过年的广州务工人员，是否可以尽量人性化一些？是否可以少一些歧视？少一些不留情面的硬核隔离？

毕竟已经整整三年了，“非必要不流动”的春节，也该结束了。他们有权利回家，过一个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