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河南省的政治气氛如火如荼，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各地干部纷纷走马上任，肩负起建设新社会的重任。就在这一年，戴季英——一位曾在抗战与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老革命，被任命为开封市委书记。然而，这个职务却让他感到不满。戴季英的履历光辉灿烂，从20年代的早期革命活动，到新四军时期的指挥作战，再到解放战争的卓越表现，他认为自己理应得到更高的职位。对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宝座，他觉得自己当之无愧。

他写了一封信，直接表达了对中央的不满。这样的举动会让他如愿以偿，还是会让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

戴季英在新四军的角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戴季英被任命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副司令员。他经常亲临前线，与士兵们共同分享艰难与危险。

然而，好景不长，高敬亭错杀事件发生后，原先团结一致的第四支队不得不经历一次痛苦的重组和改编。戴季英从副司令员的职位上转为政治工作的负责人，成为了新的第四支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在新的角色中，戴季英负责整顿和重建部队的政治工作，他组织了多次政治学习和思想讨论，强调党的领导和抗日的目标，使得士兵们在思想上重新统一，士气得到显著提升。戴季英还特别注重与士兵的日常互动，常在部队中穿梭，听取士兵们的意见和需求，亲自解决他们的困难。

1944年夏，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为了扭转局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军队表现得极为不力，大多数部队甚至在接战前就一触即溃，有的甚至不战而退，给敌军让出大片战略要地。

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中共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以及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意图在敌后发动新的抗日力量。戴季英被任命为河南区党委书记和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的政委，而王树声则担任河南军区暨人民抗日军的司令员。这两位领导人曾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共事多年，是老战友，彼此配合默契。接到任命后，他们毫不犹豫，迅速组织起队伍，开始向河南敌后挺进，打算在那里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在经过详细的研究和讨论后，他们决定以嵩山为中心，建立一个抗日根据地。嵩山地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同时周边村镇众多，可以为根据地提供源源不断的后援和补给。

河南军区成立与豫西抗战

1945年2月，八路军河南军区正式成立，王树声和戴季英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率领河南人民抗日军第3、第4支队进入豫西的伏牛山区，展开了攻势作战。这片山区地势复杂，是豫西地区的战略要地，日军和伪军的活动也非常频繁。王树声和戴季英带领部队利用山区的优势展开了一系列突击行动，先后消灭了日军和伪军的多个据点，重创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为了加强对豫西的控制，河南军区在6个抗日支队的基础上迅速展开了行动。中共河南区委也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6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的建设。

河南军区在豫西的表现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认可。1945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与前来延安祝贺新年的郭述申谈话时，特意提到河南的抗战情况。毛泽东高度赞扬了河南的做法，特别提到河南的军队没有盲目扩编，而是将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增强了地方部队的力量。他提到，河南的部队已经扩充了一万多地方兵力，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成果。

同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会上再次提到了戴季英。他在讲话中强调，陕甘宁边区对整个抗战和革命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提供了大量的骨干力量方面。他特别提到，像王震、戴季英等重要干部都是从陕甘宁边区出发的，他们的队伍为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由此可以看出，戴季英在毛泽东心目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豫西抗日的过程中，王树声和戴季英也通过政治和统战工作来扩大影响力。尤其是在与国民党将领高树勋的接触中，二人通过不断的沟通与合作，成功地发展了统一战线。高树勋原本是国民党的将领，但在接触中，王树声和戴季英逐步争取到他的支持。后来，高树勋能够在国共内战期间走上起义的道路，正是与他们在豫西抗战期间的努力分不开的。

中原战场

1945年8月，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戴季英与王树声接到了党中央的命令，指挥部队前往与新四军第5师以及八路军359旅会师。

同年10月，抗战胜利的热潮还未退去，中原局的战略布局开始逐步展开。戴季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接任了更重要的职位，先是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随后又出任中原军区副政委。紧接着，戴季英被任命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的政委。

1946年7月，中原突围战役打响，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戴季英等人肩负着中原军区部队的重任，要在此过程中牵制敌人，粉碎蒋介石和国民党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阴谋。当时，国民党调集了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共32个旅、36万人，企图围剿中原军区的部队。

面对国民党的强大兵力，李先念、王树声和戴季英等人不断调整战术，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他们利用中原复杂的地形，采取分散作战、集中打击的策略，依靠群众的支持，时而在山地与敌人周旋，时而突袭敌人的薄弱环节。戴季英在其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他与王树声密切配合，带领部队灵活穿插，成功避开了敌人的重兵包围圈，击溃了多支敌军。

随着突围战的成功推进，中原军区的部队逐渐实现了战略转移。根据原计划，他们本应进入兄弟解放区与其他部队汇合。然而，就在即将抵达目的地时，中央发出了新的指示，要求中原部队改变转移方向，不进入解放区，而是在鄂、豫、皖、川、陕等地的外线牵制敌人，配合内线部队作战。

从7月下旬开始，王树声和戴季英率领部队经过艰苦的转战，最终成功创建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这片根据地的建立对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略布局具有重要意义。王树声担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而戴季英则出任政委，两人紧密协作，面对敌人多次“清剿”，他们始终坚持敌后游击战，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与敌人展开拉锯战。

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挑战

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被任命为河南省省委常委，同时兼任开封市委书记。虽然担任省委常委和开封市委书记在当时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但戴季英认为，凭借自己多年的革命经历和在战争中的重要贡献，他应该获得更高的职位，尤其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

戴季英看到，当时河南省领导班子中的其他几位成员，无论是从资历还是从贡献上，似乎都不如他。他特别留意到一些领导人，如刘杰和刘建勋，虽然他们也在革命过程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他看来，这些人的资历和革命经历并没有达到与他平等的程度。

这种看法促使他开始向中央表达自己的不满。戴季英写信给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阐述了他的观点，并指出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职位提升。在信中，戴季英直接表达了自己对于现有安排的不满，认为他理应获得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

毛主席在看到戴季英的信后，对戴季英的做法感到震怒，认为他这种公开要求升职的行为是不符合党内纪律的。毛主席表示，共产党不需要这样的高级干部，戴季英的做法已经严重违反了党的原则。毛主席决定将戴季英开除党籍，撤销他的所有职务，并明确表示他将永不被重新启用。

随着这一决定的下达，戴季英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他被迫返回家中，从一个在党内具有一定话语权的高层干部，转变为一个普通人，完全脱离了政治舞台。回到家中后，戴季英开始了长时间的反省和自我调整。

平反与历史的重新评价

1984年，戴季英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平反。经过多年的反思和历史的重新审视，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和省级干部的待遇。戴季英作为一位在革命战争年代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干部，他的平反意味着党和国家在处理历史问题时，开始采取更为审慎和公正的态度。恢复党籍和待遇之后，戴季英虽然年事已高，已经不再参与具体的政治工作，但他毕生的贡献却再次得到了认可。

平反之后的岁月里，戴季英过上了相对平静的生活。他搬到了河南省委北院居住，这里原本是省委书记潘复生曾经住过的地方。尽管他的晚年生活平淡，但周围的老同事和一些革命同志时不时会来看望他，和他一起回忆往昔的战斗岁月。

1993年，原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张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戴季英，并对他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张策在文章中强调，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应当得到公正的对待。他认为，像戴季英这样的革命老干部，尽管在他的一生中曾经遭遇过挫折，但不能因为一时的错误就全盘否定他的历史贡献。张策呼吁人们要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全面地评价戴季英的功与过，既要看到他在革命中的成就，也要理解他所经历的艰难处境。戴季英的生命在1997年画上了句号。这一年，91岁的他在郑州病逝。

参考资料：[1]高秀用.戴季英对创建发展豫西抗日根据地的历史贡献[J].党史文苑（下半月学术版）,2015(3):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