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中南海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为什么说特殊呢？首先，是毛主席亲自安排车辆将他接来，其次，毛主席还一改往日在房间内等待客人的习惯，亲自站在门口迎接来客。

不仅如此，在相谈许久之后，毛主席十分诚恳的说，“请您相赠一言”。

而当客人留下一句赠言后，毛主席更是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到了分别之际，毛主席还亲自送客人上了汽车，另外又用手遮住车门上沿，防止客人碰了头。

究竟是何人，能让毛主席如此尊敬？原来，来访的客人正是忽必烈的后裔，近代文学大家冒广生老先生。

冒广生老先生的先祖是元世祖忽必烈，其家族如皋冒氏，起源于忽必烈的第九子镇南王脱欢，元末明初时，该家族为避兵祸，便隐居如皋东陈，并将姓氏改姓“冒”，由此冒氏便在如皋繁衍生息开来，并最终形成一个大家族。

到了明朝中期，冒氏“五世不仕”的家规到期，族中子弟开始入仕为官，先后有多位冒氏子弟在明朝担任要职。

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有着“明末四公子”之称的冒襄。

冒襄的成就有多高呢？这么说吧，他14岁时，就被人比作初唐的王勃，此外，《清史稿》如此巨作，就单独为冒襄列传，名为《冒襄传》。

而冒广生老先生，正是冒襄的后人。

1873年，冒广生出生于广州，幼年时便极为聪颖，有“神童”之称，并随外祖父受经史、目录、校勘之学，良好的教育环境与天资聪颖，很快让他在学业上突飞猛进。

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17岁的冒广生返回家乡如皋参加县试，在这次考试中，他一举夺魁，取得全县第一的优异成绩。

在此之后，他与“第一”有了不解之缘，先是在州试中取得第一成为秀才，不久又考中举人，至此也正式踏入仕途。

而在戊戌变法期间，一身锐气的冒广生还入京参加了著名的“公车上书”活动，其名列于保国会名单之中。

作为出生于清末，见证和经历过时局大变的冒广生，他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潜心治学上，抗日战争爆发后，冒广生在上海一心从事著述，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和整理，为保存和流传这些文字资料贡献相当大。

而冒广生也不是一个“不闻窗外事”的文人，他不仅以文会友，而且以同志交心，思想上也是一位十分进步之人。

当初戊戌变法失败后，冒广生不顾有杀身之祸，前去探望“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并与他相伴通宵，足以可见他在思想上并非是那种迂腐的旧式文人。

而在新中国到来之际，已经七十有余的冒广生老先生，生活却陷入了困难之中。

在上海解放前，冒广生曾任文史职员，而在上海解放之后，由于百废待兴，各种事务繁杂，作为市长的陈毅就忽视了对冒广生老先生的安置工作。

对此，冒广生倒没觉得有啥，还是有人把他的经济情况汇报后，陈毅才知道，自己“怠慢”了这么一位大学问家。

于是，在1950年7月，抽出时间的陈毅亲自登门拜访冒广生，两人相谈甚欢，临别时，陈毅先是拿出一笔钱请冒广生暂时用以生活花销，同时承诺，会尽快安置好他的生活问题。

果然不久后，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送来聘书，聘冒老先生为文管会的顾问。

对此，冒广生老先生极为感动，也和同样喜爱诗词的陈毅成为了知音，为表心意，冒老先生更是亲笔为陈毅题字，而陈毅也定期询问冒老先生的生活、著述情况，两人的交情也因此愈发深厚。

到了1957年春天，已经是开国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依旧没有忘记冒老先生，得知冒老先生来北京看望儿子，他派秘书手持一封亲笔信来见冒老，并邀请他参观故宫博物馆。

为了表示对冒老的重视，陈毅特意把程潜、谢无量这两位冒老的旧识也请来作陪。

种种细心的安排，令冒老十分感动，而他也应陈毅的邀请，对当时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党内整风运动提出了一点看法，写下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一文。

而冒老这篇文章，最值得称赞的是他没有抱着旧式文人的那种逆反心态来审视新中国，而是以一种赞赏的态度去看待一切，有问题毫不避讳的提，值得肯定的也大加赞扬。

这种真诚的态度，让他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时也为他引来了一个亲自登门拜访的特殊客人。

谁呢？正是周恩来总理。

1957年初夏的一天，冒广生在北京的儿子家中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的人称，今天午后会有一位中央领导来对他探望，希望他先不要出门。

放下电话后，冒广生十分疑惑，中央领导？难道是陈毅元帅？但陈毅元帅一般来访的话都是直接登门，基本上不会事先打电话的。

思来想去，冒广生也想不出个所以然，带着疑惑，时间很快到了午后，而一辆黑色轿车也准时停在了他的家门口。

直到来人从车里下来，冒广生这才知道，原来是周总理来了。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各种事务极其繁多，而作为一国之总理，周总理实在是太忙了，有时候一天也就是睡几个小时而已。

而他能在百忙之中还来探望冒广生，如何不让人感动？

很快，宾主落座，而当时已是初夏，天气还是有些燥热的，由于周总理是刚从政协开完会就赶来的，因此一身正装，连领口也未解扣。

见此情景，冒广生的儿子冒舒湮赶紧伸手准备将电风扇打开，而周总理当即摆手进行了阻止。

周总理难道不怕热吗？当然不是，他只是担心冒老先生年纪大了，因此怕风扇的风吹到老先生，所以宁可自己热着，也不愿开风扇。

当时他就说，“老人家怕受不了风寒，还是关上的好”，不得不说，周总理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考虑的十分周全，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细节。

而随着聊天的深入，他们发现两人之间还有一层特殊渊源。

原来，周总理的伯父周嵩尧先生（周总理二伯祖父周骏昂的第三子），当初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了丁酉科举人，只比冒广生老先生晚了一科，因此二人早就相识。

不仅如此，周嵩尧先生曾任江北提督王士珍的总文案，由于颇有才干，在王士珍的举荐下，出任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

就在周嵩尧先生上任那年，冒广生任刑部郎中，本身二人就相识，加上又是京官中的江南同乡，所以关系更进一步，最终结为至交。

后来由于时局等原因，周嵩尧先生便与冒广生分别，而这一分别，就再也没见过。

到了1953年，周嵩尧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而得知多年未见的老友已经不在人世，冒广生老先生也是一阵唏嘘。

他对周总理就说，“峋翁（指周嵩尧先生）为人颇重节概，我和他还曾一起共过事，印象十分深刻。“

而对于冒广生老先生的家世，周总理也是十分好奇，当时他就问，“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这个姓，跟匈奴单于冒顿有关么?”

对这个问题，冒广生老先生耐心的进行了解释，他告诉周总理，自己这个如皋冒氏，与冒顿并没有关系，而是忽必烈第九子脱欢的后人。

经过这么一解释，周总理算是明白了，他十分幽默的说，“这么说来，你们还是‘黄带子’了”。

由于周总理事务繁忙，谈话只进行了两个小时，临别之际，周总理告诉冒广生老先生了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那就是毛主席捎来口信，要接见冒广生老先生。

在不久前冒广生老先生应陈毅元帅之邀，写下了那篇《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一文，反复读了好几遍，认为此文写的切合实际且十分中肯，因此，就想见一见冒广生老先生，以便当面聊一聊。

不过，毛主席也是非常细心，并且对冒老先生也十分尊敬，他没有直接安排人来进行通知会见事宜，而是专门托付周总理，由周总理先登门拜访，以此表达想要与冒老先生会面的事情。

所以说，毛主席和周总理一样，不仅考虑的十分周全，并且对冒老先生这样真正有学问、有思想的人极为尊敬。

而这个消息，也令冒老先生十分意外，他没想到毛主席会接见他，为此，他在家里准备了好几天时间，一直在琢磨见了毛主席之后要说点什么。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两辆小汽车停到了冒家门口，司机告诉冒广生老先生的儿子冒舒湮，是毛主席亲自安排了两辆小汽车，来接冒老先生去中南海会面。

而当汽车缓缓驶入中南海之后，令冒老先生极为感动的一幕出现了。

要知道，毛主席接待客人时，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房间内等待客人到来，而今天，毛主席却早已站在门口等着迎接冒老先生。

这种待遇，这种尊重，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当汽车停在门前时，毛主席更是快步向前走到汽车旁，向冒老先生问好，言语之间充满了对老先生的尊重。

之后，毛主席与冒老先生畅谈许久，本身两人都是诗词大家，因此越聊越投机，冒老先生还把自己的几本著作送给了毛主席。

而到了临别之际，毛主席就十分谦虚的问到，“冒老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

对于毛主席的这个“请求”，其实冒老先生早已有所准备，他稍加思索后，坦然说出了一番自己的心中所想。

“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

冒老先生这番话，不可谓不中肯，他首先是肯定了新中国取得的成绩，但他并没有一味的只说好不说不好，而是用“雄狮身上的虱子”这个极为形象的比喻，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最核心意思就是，希望新中国能不回避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因为只有正视并解决这些，才能越来越好。

话语虽朴实，但一颗赤诚之心，溢于言表。

而毛主席自然是听懂了冒老先生的意思，他对这番话极为认可，当时就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到了分别时，毛主席不仅亲自送老先生上了汽车，还用手遮挡住车门的上沿，怕生怕碰到老先生的头。

这份尊敬，令冒老先生一直铭记在心。

遗憾的是，就在与毛主席会面的两年后，冒广生老先生病逝，这位经历过晚清、民国等多个历史时期，并亲眼见证新中国成立且走向强大的一代文学大家，就此走完了人生。

而他与毛主席的会面，也成为佳话，这次会面，不仅是一个有思想的爱国文人的对新中国的赞许和期盼，也是一代伟人对这位文学大家的尊重，更是毛主席博大胸怀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