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美国记者斯诺在阔别中国25年后再次来到中国，见到了许久不见的毛主席。在会谈中，斯诺想起一位曾经护送他到延安的“王牧师”，便向毛主席提出见一面，

然而，无论他怎么描述，毛主席茫然不知“王牧师”是何许人也，最终还是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查清“王牧师”的身份。

董健吾

当弄清楚“王牧师”是谁后，毛主席恍然大悟：“此人曾担任过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护送过斯诺，还是抚养过我的三个孩子。如今解放了，他本人却悄悄隐匿了起来，而我们这些熟人，他谁也不来找，真是个怪人！”

毛主席口中所说的“怪人”就是被称为“红色牧师”的董健吾。

董健吾1891年出生于上海，祖上做过官、经过商，在上海颇有威望。董健吾的祖母沈氏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从小便在教会里读书，大学时期考入圣约翰大学后专攻神学。

董健吾

毕业后，董健吾又去神学院进修了两年，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牧师。

虽为牧师，但董健吾心系国家大事。“五卅惨案”发生后，他非常愤怒，带头扯下了圣约翰大学的美国国旗，升起了中国国旗。可这一举动也惹怒了本来非常赏识他的美籍校长，两人决裂后，他就被开除学籍，赶出了学校。

离开学校后，董健吾却并不灰心，继续到上海圣彼得堂担任住持牧师。董健吾不知道的是，他的行为全部被同学浦化人看在眼里。

冯玉祥

浦化人曾在冯玉祥部队当过随军牧师，此时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十分欣赏董健吾这种侠义之心，便将其推荐到了冯玉祥部队。

冯玉祥会见了董健吾，促膝长谈后彼此感到十分相契。冯玉祥大喜，立马就敲定董健吾担任自己的秘书。

不久又将他升为秘书处主任，同时还请他教授自己夫人和孩子学习英语，可知冯玉祥对董健吾的信任。

董健吾

然而在1927年，蒋介石突然叛变革命，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大屠杀。军队中对共产党人十分不友好，这让董健吾十分反感。

有一次，董健吾发牢骚：“真是岂有此理，我要是共产党员就好了。”这句话正好被浦化人听到，浦化人十分高兴，决定向董健吾透露自己的身份，并发展其入党。

1928年，经过认真地谈话，由浦化人作介绍人，董健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年中，白色恐怖蔓延全国，浦化人身份暴露只好化装离开，董健吾因没有暴露则继续留在冯玉祥部队。

但不久，为了加强对冯玉祥的控制，南京方面派出人手探入冯部，还想要收买董健吾。董健吾不想与那些小人同流合污，厉声拒绝。

冯玉祥为了董健吾的安全，建议他提早离开，并为他设宴饯行。席间，谈到董健吾的为人，冯玉祥感慨地说：“你可真是个怪牧师。”

冯玉祥

从冯部离开后，董健吾又回到了上海，利用牧师身份，他开始为上海的地下组织获取情报。

1930年，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找到董健吾，让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开一个幼稚园，专门收养烈士遗孤和党的领导人的子女。

收到命令后，董健吾立刻操办起来，各项手续倒不是最难办的，最困难的其实开办幼稚园的经费。当时互济会只能提供一小部分，大部分还要由董健吾自己想办法解决。

董健吾（右）

为了能够尽快开张，董健吾连夜赶回老家，毅然将祖上给他留下的几十亩地全部卖掉，用卖得的钱租了戈登路武宁路拐角处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创办了大同幼稚园。

就在幼稚园创办不久后，三个8岁、7岁和3岁的小男孩由组织的人从湖南带到了上海，他们就是毛主席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

在大同幼稚园这块不大的天地，给了无数烈士子女一个温暖的家。只可惜，这平静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叛徒的出卖，上海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也没能幸免。

1931年，特务来到了大同幼稚园一通搜索，只有4岁的毛岸龙受到惊吓，当天晚上就发起了高烧。等保育员发现送医院后已经来不及了，毛岸龙就这样丢掉了性命。

在这之后，特务来大同幼稚园盘查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位保育员凭空消失，董健吾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经过分析后，他意识到幼稚园可能已经暴露，必须在敌人动手前解散幼稚园。

关于幼稚园孩子们的安排，若有家人的就让家人接走，没有家人的就由党组织统一妥善安排。毛岸英和毛岸青无家可归，党组织便决定让董健吾收养。

毛岸英和两个弟弟

董健吾的丈母娘对这两个陌生孩子的到来十分不悦，时常有怨言。浦化人常常到董健吾家中，

看到这种情况很为两个孩子着急，再加上他认为董健吾的家离法国巡捕房太近，就多次建议将毛岸英兄弟俩换到别处居住。

董健吾没有办法，只好将兄弟俩送到自己前妻黄慧英处。

一开始，党组织每月供给董健吾30元，领到薪水后，董健吾也常常补贴一些给黄慧英，日子还算过得去。但后来董健吾失去了固定收入，黄慧英没有生活来源，只能自己揽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让孩子们糊纸盒扎纸花挣钱。

由于外面动乱不堪，黄慧英心惊肉跳，性情也暴躁起来，时常对毛岸英兄弟俩脸色看。一日，毛岸青又挨了打，毛岸英看到后，一气之下带着弟弟离家出走了。

在上海街头，毛岸英兄弟俩到处流浪，就像《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样子，除了偷盗之外，他们几乎都遭遇过。

毛岸英兄弟俩出走后，董健吾便立刻展开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直到1936年夏天，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在一处破庙中找到了他们。

此时兄弟俩衣衫褴褛，饿得骨瘦如柴，弟弟毛岸青因头部受挫，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董健吾得悉后非常自责。

就在这时，由陕北到上海赴任的冯雪峰表示可以把毛岸英兄弟俩送到苏联去，董健吾深感同意。因此，借着与张学良会面的时机，他提出将三个孩子送到苏联的请求。

张学良

张学良很爽快地答应了，也没有追问三个孩子的来历，而直到几十年后他才得知三个孩子中有两个都是毛主席的孩子。

1936年6月，毛岸英兄弟和董健吾的大公子之子董寿琪，在李杜将军的安排下踏上了去往苏联的路。

十余年后，毛岸青依然记得董健吾当初的恩情，他在写给董寿琪的信中说道：“在白色恐怖的伤害，在我们最苦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关照，我和岸英至今难忘。”

在将毛岸英兄弟送走后，董健吾还受宋庆龄的指示将美国记者斯诺送到了解放军，后来又担任过西安事变中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

无疑，董健吾对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人民的功臣，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却在解放后悄然无声地退出了大众的眼线，就连毛主席都评价他：“真是个怪人。”

其实，董健吾在1949年时曾写信给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但由于一些原因，潘汉年并没有收到。之后，董健吾便向人学了一些推拿技术，从此以私人推拿医术为生。

1961年初，陈赓大将找到了董健吾，董健吾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