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说来，共和国的三年困顿时光，从1959年秋到1962年春，民众饥馑相随。
田野荒芜，城中饥色愈显，许多地方竟然悄无声息地增添了无数荒冢。
至今提起，人们依旧唏嘘不已，有人叹息，“天灾难挡，外祸难逃，苏联逼债，苦也！”
这“苏联逼债”之说，关于中方在这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苦苦应对苏联追债的传闻，成了那段岁月的阴影。
然而官方文件却始终未曾记载。
于是，这一传闻在民间传得甚嚣尘上，真相难明。
三年困难时期，他们逼债了吗？
总共欠了多少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与苏联的债务纠葛，确实无法避而不谈。
此债，主要可分为两类：
其一，抗美援朝期间的军火债务；
其二，则是工业设备和技术援助的债务。
1950年，新中国初立，彼时国力尚弱，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如蝉翼，连汽车、飞机这等基本交通工具都无法自给，更遑论钢铁、石油等国民经济支柱。
当毛主席一声令下，决定抗美援朝时，武器自给即成难题。中共遂迅速派遣周恩来、林彪赴苏洽谈武器事宜。
原盼以租借方式缓解压力，未料斯大林态度坚决，称此等“援助”须由中苏共同分担成本，价格虽打五折，却需中国按“出厂价”支付。
此乃“同志式”支持，虽看似合情，细思却略显冷酷，毕竟当时中国国库告急，方能“先贷后还”。
至此，一笔30亿人民币、折合13亿美元的军火债，就此压在了中国的肩上。
战火间，苏联所援之装备，涵盖陆军64个师、空军23个师之需，虽谓“半价援助”，然非“无偿馈赠”。
1955年苏军自旅顺撤出时，又以“折价9.8亿”移交部分装备，使得这一笔军火债终成中苏经济关系中绕不开的一环。
第二笔对苏债务，源自中国在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基础工业设施。
此举牵涉甚广，不同于抗美援朝期间的军火借贷，而是以设备与资源交换的形式进行。
苏联提供的是大量精密机器设备，支援中国在工业上的巨大发展，而中国则以农副产品和矿产原料为偿，双方以物易物，虽免去货币债务，却结下了一笔沉重的资源负担。
苏联还提供了免费技术指导，可谓“援助无价”。
中苏初期的合作堪称顺遂，机械设备涌入、工厂冒烟、基建如火如荼。
可惜风云突变，1958年“大跃进”伊始，国内农业因盲目冒进而陷入困境，产量骤减，市场供给紧张，中国难以履行对苏联的农副产品交货义务，导致1959、1960两年间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务。
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曾明确提到，自1950年以来，我国对苏欠下的外债与利息总计折合人民币57.43亿元。
若与全国财政支出相比，这笔外债何其沉重！
1959年全国财政支出不过520亿元，1960年为654亿元，而在此期间，我国对苏联偿还的债务已达33亿元，几乎清偿了抗美援朝期间的军火欠款，所剩无几。
然“大跃进”期间的交货不履行，却再次积累下新的债务，加之旅顺苏军撤退后移交的装备收购费，总计折合人民币23亿元。
这些债务，如同一块巨石，横亘在经济困顿前后的岁月里，成为共和国在困局中艰难前行的负担。
勒紧裤腰带也要还上
1959至1961这三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沉重的岁月之一。
饿殍遍野，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至今众说纷纭，学者们估摸在三千万以上。
这是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令人闻之汗毛直立。
这饥荒的由来，多年间流传着一个让人咬牙切齿的传闻：倘若不是“苏修”硬逼咱们还债，哪里至于百姓忍饥挨饿？
可查遍史料，所谓“逼债”二字，竟然是子虚乌有。
中国欠苏联债务，勒紧裤带偿还确属实情，只是这“逼”字，却未必合适。
再看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宣布中止对华经济援助协议，撤回专家，中苏关系自此决裂。
彼时，国内早已饥色难掩，粮米油盐，鸡鸭鱼肉，乃至烟酒糖茶之类，全都成了奢望，市场空空如也。
就在此时，苏联“撤人”的消息传来，而此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北戴河开会商讨如何应对经济困难。
消息一到，周恩来在会上冷静报告苏联撤人之因，提到国内副食品产量锐减，交货难以为继，债务日积月累。
毛主席闻言，开始谈起“自力更生”，要求周恩来算一算，几时才能将苏联的账清理干净。
周恩来一算，最少十年。
十年？毛主席挥手斩钉截铁地说，十年太久，咱们争五年，把债还得干干净净。
比延安还艰难吗？应该不至于。
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勒紧裤带，自给自足，不论多少，也要把债一笔笔偿清。
到头来，倒不是苏联“逼债”，而是咱们自己，因缘际会间主动开口：既然要翻脸，那就得骨气硬，绝不拖欠。
毛主席一句话：再苦也得争这口气，饿肚子，当裤子，这债也要清。
苏联其实也未曾如坊间传言那般落井下石，逼债催款。
若翻阅1961年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不难发现，苏联撤走专家之后，非但没有过问还债之事，反倒对中国的农业窘境深表“体恤”，甚至提议将1960年的欠款分五年缓缓归还，且免息！
这样一来，所谓逼债，倒显得子虚乌有了些。
至于东北之困，更是另有一番曲折。
1961年，东三省面临“米无存粮”的燃眉之急，库房中空空如也，满目萧条，民众食不果腹，形势危如累卵。
周恩来当机立断，向苏联求援，希望远东邻地能急调二十万吨粮食，以解饥馑。
虽说此时中苏已交恶，言语难免带刺，然而苏联仍一口允诺，米粮如约抵达，使东北之民不至于陷入绝境。
《人民日报》在1961年4月10日刊文，字里行间，对苏联此番援助之举表达谢意，意态诚恳，倒也颇显一番和谐。
这般情形，竟与那“逼债”之说相去甚远。
我们要的是平等对话
毛主席一心要尽快还清债务，这无疑是骨气的表露，然经济部门却不得不从实际出发，毕竟国内饥荒闹得正紧，百姓米缸见底，若是一味硬撑，岂不自己给自己添乱？
于是，1960年年底，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与苏联驻华使馆参赞会面，低声表示中国支付确有难处，欠苏联约20亿卢布，倘若能缓缓，便在五年内还清。
此言一出，没想到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当即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直言不讳地指责中国“单方面擅自决定偿还期限”为违约行为，还顺势威胁短期内暂停对华汽油供应。
这一举动，往后在国内被解读为“苏联逼债”，坊间议论纷纷，似乎坐实了“苏修冷酷无情”的名声。
但仔细想来，此事反倒怪不得苏联。
苏联最终还是点头允诺，允许中国将债务偿还期延至五年，非是“在五年内还清”。
换言之，虽有磕绊，却未真至刀剑相见。
时至1964年，中国竟未借一文外债，反而几乎还清旧账。
对苏联的借款与利息，累计14.06亿元新卢布，到这年年底已清偿13.89亿元，只余尾数1700万元。
中国再度提议，将顺差用于清债，提前划上了句号。
到1965年10月，最后的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亦悉数还清。
至此，对苏联的全部债务已成过往。
那年底，陈毅外长在会见日本记者时，难掩骄傲之色，笑言中国现已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
若论还债，确然是雪上加霜，加深了那三年饥寒交迫。
当时那种情况出口农产品成了无奈之举，口粮愈发稀缺，出口一石，即等于少食一口。
原是无可争议的“出血”，然百姓心中却并未怨天尤人，更未将此归咎于“逼债”。
在当时的官方文件里，字字句句都是自我反省，并无“被逼”一说。
中国人一向耿直，对苏联之助并未轻易遗忘。
即使在两国关系冷至冰点之际，我们亦未盲目地全盘否定。
真相如何？核心不过一“平等”二字。
中国人，自始至终珍视主权，虽行社会主义之道，然绝不愿因之失去独立。
一股说不清的屈辱油然而生，正是这“亲兄弟，明算账”之逻辑。
中苏裂痕，倒并非仅因债务，而是因苏联一方处处以“兄长”自居，为求“共产主义领头羊”之名，欲在论战中压人一头。
这些债务，细说来，倒颇有几分蹊跷之处。
起初，是应苏联之“友情建议”，中国挥师出兵朝鲜，为友邦流血，为战场洒泪。
而苏联，却在一旁摆出笑脸，说是愿“出钱出枪”。
可话未落音，支援竟渐成了“半价贷款”，甚至堂而皇之转作“全价”买卖，附加之条件更是花样翻新。
须知，这笔抗美援朝之债，不仅是偿还“费用”，而是用中国最珍贵、最紧缺的战略资源——钨、锑、铅、锡等一应矿产，尽数悉数送与苏联，期限则拉长至十四年。
前四年以货易货，尔后开始以“贸易偿还”，更限定中国自1955年起每年按规定量供货。
说来苏联倒是颇有“体贴之心”，称这些资源是“中国不再使用的剩余”。
然此所谓“剩余”，却远超中国历年年产，几乎是将国土刮得干干净净，倾其所有，力所不及。
更妙的是，贷款中还插入了“橡胶”这项稀罕物，苏联要求中国以橡胶偿债。
可是当时中国自家尚无橡胶出产，只能费尽周折，从东南亚他国转口而来，辗转辗转，消耗巨大。而一旦转口受阻，苏联便立即来函，态度颇为直白：“倘若中国无法按协议提供橡胶，那么恐怕只能减少卡车订货。”
种种条件，环环相扣，非但不合情，且难谓公平，叫人无奈。
苏联的高高在上，不容商量，似在中国心头层层加码，逼出一股难以消弭的反感。
这种债务之道，看似国与国之间的“账本往来”，实则暗藏“亲兄弟明算账”之冷酷。
于是，明算分明，我们宁愿勒紧裤腰，主动归还这笔债务，硬是还出一个“自主”的气魄。
然说到底，我们何曾忘却过那段“援助”的岁月？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赠之工业基石，虽是百般周折，但终归是奠基之举。
历史若是一面多棱镜，必然要透过其复杂面来观察；一段往事，有其背景，既不能简单涂抹，也不可草率全盘接受。
参考资料：
三年大饥荒时期苏联“逼债”真相 叶子 试析造成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困难的苏联因素——评苏联政府的“逼债”说
王玉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