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28日，林彪一路风尘仆仆，乘着火车抵达沈阳。

当时的沈阳已经是十万火急。

林彪是8月25日从延安乘美军的专机出发的，当时中央有明确指示，是让林彪到山东去，出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兼山东分局书记，同行的还有大将萧劲光，出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中央在电文中还特别指示：

“如果罗荣桓因病休养，则由林彪代替罗荣桓的职务。”

从8月一直到10月，林彪就一直是在半路上，随着战局不断的变化，中央也几次改变原来的想法，因为过于仓促忙乱，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差点于乱军中丢失，还在警卫员董科生寸步不离的保护，这才随上了大部队。

10月11日，林彪在冀东接到了中央的电文，要他转赴东北，配合在沈阳的彭真指挥作战。

彭真是9月18日到的沈阳，当时东北整体尚处于苏联军队控制之下，出于东北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中央需要派一名富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干部到东北，因此时任中央候补书记的彭真、陈云都被派到了东北，并成立了东北局，领导东北的工作。

不过，蒋介石显然不愿意坐视我军占领东北。党中央那时也意识到，随着国民党当局与苏联、美国商谈妥当后，派遣大军进入东北不可避免。

彭真在城市经验丰富，但在军事上稍显不足，因此原定到山东的林彪就被派到了东北。因为一路上没有带电台，林彪失踪了十几天，以至于毛主席夜不能寐。

10月30日，中央还接连致电询问林彪下落。

不过让谁也没有想到，到了沈阳以后，林彪与彭真之间就战略方针产生了严重分歧。

彭真一开始与中央的想法高度一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东北实际上处于真空，尽管苏联军队控制着局势，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苏联人迟早要撤离，而东北无论是资源还是战略上，地位相当重要，因此国共双方都不可能放弃。

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军绝大部分兵力都盘踞在西南，远离东北望尘莫及，而得益于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华北、华东发展敌后根据地，距离东北较近，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中央一开始就制定了计划，即“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在回忆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里，我军同国民党军争夺东北的斗争，大致上分了四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分别是：

一、1945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在我大批出关部队和干部尚未到达的情况下，东北局在把工作重点和力量摆在南满壮大力量的同时，执行中央提出的分散的方针，向其他地区派出一部分干部、部队，分头开辟工作。

二、1945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中央决定放弃第一阶段分散的方针，决定集中主力，守住东北大门，10月23日，中央致电东北局的电文中称：

“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应该说在东北解放战争前两个阶段中，我军在东北是占有优势的，而且优势是很明显的，所以中央才决定“独霸东北”。

林彪是第二阶段被调往东北的，执行的也是中央第二阶段时期的战略方针。

10月31日，毛主席致电东北局，同意东北局提出的干部配备方案，因苏联与蒋介石之间签订了协议，不允许八路军在东北活动，因此调往东北的八路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司令员，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委。

11月2日，林彪奉令到锦西外围，准备遵照中央的指示打大仗。吕正操、李天佑则带着指挥班子赴营口，计划堵住国民党军从海上来的援兵。

当时，国民党军第13军、52军总计六七万大军已经在美军军舰的运送下，从秦皇岛登陆，一路向山海关、锦州推进。

从表面上来看，我军确实有赢的可能，按照高岗的话来说就是：

“背靠苏联，‘勾子(屁股)’坐在沈阳，把眼面前几个口子堵住了，东北就是我们的了。”

不过，这一决策显然低估了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实力。林彪是最先发现双方在实力上的差距的。

林彪赴锦西的途中，山海关保卫战正在进行。

当时在山海关防守的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七师以及冀热辽军区第19旅、第22旅第64团共6个团共万余人的兵力，因为在装备、人数上都存在劣势，我军这一战打的非常艰苦，尽管我军几次收复丢失阵地，并派出游击队袭扰国民党军后方，破坏秦皇岛至山海关之间的铁路。

可遗憾的是，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下，我军仍然没能守住山海关。

11月16日，山海关失守。

国民党军携大胜之余威，大举推进，先是占领了辽宁绥中地区，不久之后又陆续占领了兴城、锦西、葫芦岛。

林彪这一次才真正的体会了，什么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不能说我军打的不英勇，奈何双方实力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林彪到了前线以后，才发现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很差，而且因为连日来的行军，官兵很是疲劳。出关的部队一开始听说关外全是洋落，都没带武器，想着把武器留给根据地，都是两手空空来的。

更为关键的是，林彪发现，即便是这些有武器、没武器的部队，多数都联系不上，因为有电台，没密码，接到的电文都成了无字天书。

山海关保卫战打完了以后，黄克诚才率领第三师3万多人赶到锦州附近，他对东北的困难情况进行了一个实地考察，然后给中央发去了一封电文：

“部队行军五十多天，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到东北装备等乐观心理出发，现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锦西、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过，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锦州，兵锋直指沈阳、长春。”

据开国中将苏静回忆称：

“刚进东北混乱到什么程度，说了都让人不相信。白天打仗，晚上也睡不成，林彪亲自带李作鹏和一个小分队去打土匪。初来乍到，敌情也不了解，侦察员出去活动不了。在高桥打了一个小仗，抓了几个俘虏，一问，才知道敌人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当地老百姓欢迎国民党，要下我们侦察员的枪。打上一小仗，一个团要留下一个营抬伤号，这怎么可能有战斗力？而杜聿明连林彪和江拥辉通的一次电话内容都搞到了。那时才深切体会到，没有根据地，不要说打仗，连脚都站不住。”

显然以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迎战国民党军精锐，是很不理智的。

11月21日，林彪给中央发去一封电文：

“我军应避免仓促作战，放弃锦州以及以北百余公里，使敌人战线拉长后，再选择弱点进行突击。”

林彪不主张在沈阳打大仗，除了局势困难等因素外，也同他的个性有关，毕竟他从来不打无把握之战。他认为我军在东北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应该稳固后方，建立根据地，为主力决战积蓄力量。

更为严峻的是，苏联人基于同蒋签署的协议，强迫我军撤离大城市以及铁路沿线。

陈云于11月2日前往哈尔滨，任中共北满分局书记，当时东北人民自治军的主要力量都在东北南部，北满几乎没有力量，在苏联人的一再胁迫下，陈云迫不得已于11月22日率北满分局迁到了距离哈尔滨60公里以外的宾县。

当时，哈尔滨市内整体对我党我军很不利，一般群众中间势力、工商业资本家都对国民党当局抱有好感，在加上国民党当局派出宣传人员以及特务的宣传破坏，哈尔滨市内的反共反八路军的气氛很浓郁。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央要求“独占东北”的情况自然很难实现。

林彪的建议，彭真并不赞同，中央也有自己的考虑。

毕竟前线与后方还隔着一段距离，加上消息联络不畅通，中央那时仍然想着控制中长路以及东北。

11月22日，中央发给东北局电文称：

“据悉蒋介石部队根本没有打仗的斗志，如果我军全力以赴与其作战，是可以大部分或者是全部消灭的。”

11月24日，中央又致电东北局：

“国民党可能派兵袭击沈阳，我军准备在沈阳与敌人展开巷战。”

东北局得到通知后，给每个干部都发了枪和手榴弹等，做好在沈阳打大仗的准备。

尽管到了11月下旬，中央已经考虑到独占东北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但仍然主张力争在东北占据一席之地。

林彪与黄克诚在锦西会合以后，两人就目前局势进行了一番商量，都认为在当前局势下，并不利于在大城市与国民党军做斗争，然而当时东北局不少的人仍然留恋大城市的繁华，甚至对苏联军队仍然抱有希望，没有下定决心撤退到远离城市的广大乡村。

11月25日，林彪两次致电东北局，希望东北局和自治军总部转移到海龙，部队绝大部分离开城市，以延吉、临江、通化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可彭真坚持要在沈阳打大仗，惹得林彪十分不快：

“谁想占沈阳谁占，我可要把部队撤走了。”

林彪初入东北，几次仗打下来，都是在不住的后撤，接连放弃了兴城、锦西、葫芦岛，到11月26日，国民党军又占领了锦州、义县。

军中渐渐传出声音，称林彪已经不会打仗了。

毕竟从1938年3月受伤，林彪阔别第一线已经很多年了。

对于种种质疑的声音，林彪没有选择辩解，而是耐心的寻找战机。

不过，彭真仍然没有放弃夺取大城市的想法，仍然一再要求林彪集中主力，夺取沈阳、长春等大城市，都被陈云、高岗否定。因东北局的领导干部们之间有分歧，造成了在后来一段时间里，“建立根据地，整训部队”的想法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

彭真认为，在东北我军仍然占优势，当时国共双方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和谈，因此极力主张“先打长春，再占四平”，以期与国民党当局平分东北，中央那时也认为，双方和的一面很大，因此赞同他的建议。

在会上，就两种不同的观点，林彪与彭真激烈的争执，双方不欢而散。

不久之后，彭向中央建议，换掉军事干部，其中意思不言自明，而林彪也向中央发电称，部分干部盲目乐观。

那时，彭真与林彪之间的争执，几乎已经公开化。

为了迫使国民党当局与我军和谈，中央决心在四平打一仗，把国民党军阻止在四平、本溪。

因为双方实力悬殊，四平一开始就不可能守得住。

严格意义上来讲，四平保卫战是一场政治仗，是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实力，不过这一战也确实让中央意识到，东北民主联军（已于1946年1月14日改称）实力上同国民党军有差距。

林彪在四平保卫战后期果断撤离，虽然保全了部队实力，但一路上被国民党军追击，风声鹤唳，部队受到很大损失，特别是新组建的部队更是溃不成军，不少之前收编的地方武装纷纷反水。

时任东北民主联军作战科长王继芳的叛变，不仅让杜聿明意识到我军的虚实，更让蒋介石打消了同苏联军队作战的担忧。

杜聿明指挥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大胆的追击，更令东北民主联军雪上加霜。

以至于黄克诚当时在给中央的电文中惊呼：

“有遭遇西路军危险的可能。”

四平之战后不久，全面内战就爆发了。

因为沿途追击，国民党军分散了兵力，追到松花江畔便已无力在追击，客观上来讲，给东北民主联军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与此同时，中央也思考了之前战略上的失误。

彭真是东北局书记，统管东北的大政方针，林彪只是主管军事，因为双方本身的分歧，导致了在军事指挥上不能统一，中央意识到这其中的问题，于是决心改组东北局。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让林彪出任东北局书记。

要知道在当时的东北局，彭真、陈云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林彪只是中央委员。

毛主席很清楚，在当前局势之下，军事要排在第一位，而且领导权必须要高度统一，因此不熟悉军事的彭真只能靠后，林彪不仅出任了东北局书记，还出任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彭真党性原则性无疑也很强，对中央的决定表示服从。

1949年3月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对于东北局势初期的混乱，毛主席对彭真做了总结：

“彭真的错误，是舍不得大城市，那是不对的。不要说路线错误，因为时间不长，中央指示后，没有坚持，但工作不能了，要调动。”

彭真在会上接受了批评，并做了自我检讨：

“要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老老实实，对就对，错就错，有多少就说多少，这是共产党人的本色。”

从后来结果来看，林彪确实没有辜负中央的信任。

1946年7月7日，林彪在哈尔滨主持东北局开会（即著名的“七七会议”）。

在会上林彪发出号召：

“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以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林彪的主要精力全部都放在建立根据地上，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

“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家。有了家，就会要兵有兵，要武器有武器，要粮食有粮食，要衣服有衣服。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有了全东北。”

与此同时，林彪加紧了对部队的整顿，将原来分别隶属于不同根据地来的部队，逐一整编为5个纵队、1个旅、3个独立师，约12万余人。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后，东北解放区愈发的稳固，国民党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

从1947年5月开始，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战略性反攻，到1948年3月，东北已经解放了的领土面积已经达到了90%以上，国民党军则是被压缩到了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孤城。为后来发起的战略决战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