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时任空二军政委的李赤然接到命令，调任沈阳空军政委。

本来这次任命已经是板上钉钉，沈阳空军也已经表示，欢迎李赤然的到来，然而就在不久后，东交民巷召开空军全委会，时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的聂凤智、政委余立金提出，要把李赤然要过来，出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

当时，余立金已经接到组织命令，出任空军副政委，因此刘亚楼也考虑到这一情况，但在下达命令之前，刘亚楼特意找了李赤然询问意见。

李赤然仍然只是摇摇头：

“我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李赤然在空军工作多年，特别是在空二军任政委期间，深孚人望，他在卸任空二军政委前，还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并安排了下一年工作，当时空二军许多人都舍不得他离开。

可组织的命令下达以后，李赤然将军还是依依不舍的与老部队告别，前往新单位，临去之前，他还专程到沈空，向政委黄立清说明了情况。

沈空也对上级突然改变命令有些不可理解。

不过出奇的是，李赤然到南空上任后，不是一开始预定出任的南空政委，而是出任副政委。

李赤然途经北京时，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专程留他吃饭，专门对此事做了解释：

“空军全委会上同意你去南空后，沈空再三提出意见，要留你在沈空工作，但南空坚持更充分的理由，一是南空处于沪、宁、杭三角地域，经常要面临蒋介石的袭扰，常年处于备战状态，稍有疏忽，上海等城市就要遭到破坏，影响全国的经济建设，空军必须派出得力干部加强这方面的力量，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复杂，需要艰苦朴素并善于调节各种关系的干部去工作，所以当时决定你到南空。”

“你暂任副政委兼副书记，余立金调军委空军任空军副政委的命令已经呈报军委尚未批下，因此这样先过渡一下。”

对于组织上的决定，李赤然选择坚决服从。

“我服从组织分配。”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建设是从无到有，一穷二白的境地建起来的。

“我们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中央军委决定在陆军的基础上，成立空军、海军、装甲兵、防空兵等等诸兵种。

1952年8月，时任第四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李赤然接到西北军区司令员张宗逊打来的电话：

“立即到军区报到。”

李赤然到军区以后，才知道组织上对自己的决定。

“防空部队是我军新成立的，需要大批干部，军委决定将第四军军部调归军委防空军司令部，因为四军是一支老红军部队，能征善战，英勇顽强，因此决定你先到北京防司接受具体任务。”

对于李赤然将军而言，这一任命下达的是非常突然的。

在中央军委原定的安排中，李赤然是预备调往军委三部任政治部主任的。

根据西北所处的地域以及新形势下建军的需要，当时西北军区除了第一军以外，其他几个军都要撤销编制，如第二军（即原来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军部整编为南疆军区，第4师整编为步兵第4师，第5、第6师整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1、第2师；第三军与第一军合并、第五军改编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军区等等、第六军军部与西北军区航空处合编为西北军区空军。

当时，第四军全军都在为改编做准备，原第四军军长张达志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政委郭炳坤原定任城防高炮学校政委，但回到西北军区以后，被张宗逊留下来，出任西北军区干部部部长。

李赤然接到调军委三部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才下达没多久，上级就又改变了决定，继续留任第四军。

后来李赤然才了解到，是中央军委接受了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的建议。

防空军是我军于1950年组建的防空部队，后来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得到了锤炼，按照中央“边打、边建、边稳”的原则，防空军已经由单一的城防高炮部队逐渐发展为包括探照灯、雷达、通信等诸兵种合成的军种。

部队发展了，自然需要大量具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干部充实各个部门。

李赤然自然也就成为周士第看重的对象。

接到命令第二天，李赤然便到北京找防空军报到，周士第热情的接待了他，并对他说：

“防空军需要大批干部，特别是优秀的干部，你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命令，李赤然并没有太多反应的时间，却坦然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

中央军委决定以四军军部为基础，组建高射炮兵学校，李赤然任学校政委。李赤然接到任务以后，马不停蹄的赶回兰州，向四军宣布安排并做政治动员。

当时第四军下属各师基本都已经完成改编，只剩下了军部直属工作人员，对于未来是否留在部队还是转业忧心忡忡，更有甚者，不时地有小道消息传来，我军将施行军衔制，进一步的造成了军心动摇。

关键时候，是李赤然站出来，深入到一线部队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稳定了部队干部的情绪。

部队在开拔前往上海之前，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了各项工作的交接，当时西北军区后勤部曾清点了第四军所移交的各项财产、如枪支、弹药、物资等各个账目，发现其中均无一处疏漏。

西北军区为此还专门进行了表彰。

李赤然将军在高射炮学校工作了两年多，各项工作均有条不紊的开展，教育、训练都走上了正轨。

1954年12月，为了适应防空部队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央军委又调李赤然将军出任了正在筹建中的高级防空学校政委。

李赤然将军在高级防校工作了五年多，期间又经历了一个时代的跨越，即“空防合并”

空军与防空军的合并，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而是要发挥出大于二的实力。尽管李赤然将军对此是有不同的认识的，但在“空防合并”以后，为学校的教育、训练工作做了许多努力，以适应变化的需要。

“空防合并”以后，刘亚楼到校视察，也极为赞赏李赤然的成绩。

1959年1月，刘亚楼找李赤然将军谈话，提到了一点：

“你在防空军办学校很有成绩，对防空军各个兵种都已经很熟悉，如果再到空军部队工作一段时期，对你会有大好处。”

李赤然也深表同意，于是主动提议：

“最好到一线的空军师去实际接触，能学到东西。”

刘亚楼很赞赏他这种不为名利的行为，但仍摇头：

“只要你同意下部队就好，究竟是到师、军亦或是军区，还要空军党委会做最后决定。”

1959年11月，经刘亚楼推荐，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李赤然出任空二军政委。

尽管李赤然在空军部队，没有驾驶战机翱翔天际的机会，但他主抓部队政治思想工作，致力于地面与空中配合，对做好飞行员的地面后勤保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赤然将军在那个特殊时期，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对于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李赤然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因他在部队中工作勤勤恳恳，声望高，使得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无计可施。

1969年国庆节前夕，南京军区组成了团以上代表团到北京见毛主席，当时时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的李赤然被指定为代表团五人领导小组成员。

在北京期间，李赤然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并负责了天安门城楼保卫毛主席的任务。

当时毛主席还亲切的问了他的情况，李赤然只是摇了摇头，坚定的回答：

“很好。”

其实在那时，李赤然的正常工作已经受到了影响，对此他始终予以针锋相对的斗争。

1969年12月1日，李赤然接到了免去他职务的命令。

不久之后，因战争年代腿疾复发，李赤然住进了医院，不到一个月，时任空军政委吴法宪就专程派人到南京去看望，并告诉李赤然：

“可以回空军任职，若不愿意回空军，也可以到陆军大军区任职。”

李赤然将军对此心知肚明，坚决摇头拒绝。

时任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任学耀问：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李赤然回答：

“继续治病。”

李赤然将军没有选择留在北京空军总医院，而是提出回瓦窑堡，但没有同意，考虑到治病还是应该在有大医院的城市，将军同意安置到西安。

1970年5月，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发来的通知，欢迎李赤然回陕西，并表示有房子居住。同年10月，李赤然将军搬到了西安，每个月发30元生活费。

离开了工作岗位，李赤然将军的生活便有些无处着落，他在西安建国路雍村的住所原来是省委书记霍士廉的住所，因房屋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倒塌的风险，是李瑞山1971年春节专程来拜访，才知道这个情况。

李瑞山回去以后不久，省革委会做出决定，给李赤然将军换房子，换到青年路止园杨虎城公馆。

只是这些都被李赤然将军摇头拒绝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艰难的时代里，仍然还是有不少像李瑞山这样的人对李赤然将军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在这些人的帮助下，省里为李赤然将军配备了电话，还有一辆伏尔加小轿车。

有了这样便利的条件，李赤然也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瓦窑堡。

李赤然将军过去战争年代受过两次重伤，一次是头部重伤，还有一次就是右腿胫骨被子弹打穿，因为治疗条件有限，将军的右腿几次犯病，建国后也因此住了几次医院治疗。

加上建国后不断忙于工作，李赤然将军患有很多慢性疾病胃窦炎、糖尿病、心脏病等等。

不过，李赤然将军意志坚定，始终渴望再出山工作，他在西安定居期间，始终积极锻炼身体，使得各方面症状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伤残的右腿，一开始只能拄着拐杖跛行，但后来在积极锻炼下，每日能够行走6000步。

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李赤然将军在西安的生活步入正轨的同时，也在关心着其他一些战友的生活情况。

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在六七十年代生活艰难，陕北红军出身的李赤然听说消息后，亲自出面帮助其解决生活困难，只要是家里有的东西能用得上，都会送过去，逢年过节还上门探望。

老战友舒同1973年被罢免职务后，在平绒厂参加劳动，生活也很困难，是李赤然写信给陕西省革委会反映情况，这才改变了舒同的处境。

不仅如此，李赤然还为不少陕北苏区的老红军写信证明他们的身份，还有一部分上访人员，他们听说李赤然将军助人为乐，一个个都登门拜访，请求帮助，李赤然虽然自己条件艰难，但还是会尽可能的接待他们，帮助他们。

李赤然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还提到了这些事儿，并写了这样一句话：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管是为官还是为民，不论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还是在危难之时，都应像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我还准备好锻炼身体，有机会在为人民干几年。”

粉碎四人帮后，加诸在李赤然将军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也被推翻。

1981年8月，李赤然将军接到了兰州军区空军的通知，搬离了已经居住了8年的雍村，来到了兰州空军干休所归建。并正式离休。

当时，兰空干休所有5栋兵团级的住房，给李赤然将军分配的住所，不仅没有按照规定给予足够的面积，甚至房屋所在还紧邻着马路，环境嘈杂、噪音严重，垃圾成堆、老鼠苍蝇横行。

李赤然将军的住房面积只有180平，不足军委总后规定的240平之数，而且房屋年久失修。

一直到1992年，兰空才又补了70平，并按照每平米240元给维修费，但这一数字与兰州军区规定的每平米600元之数仍然还有很大的差距。

不过，对于这一切种种，李赤然将军也只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了写，却从来没有向上反映。他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一举动，让有关部门能够重视一些从少年时就参加革命，历经几十年岁月已经风烛残年的老同志，他们应该得到应有的关爱与尊重。

对自已一些所谓的待遇问题，李赤然其实从来都不看重。

李赤然将军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

“我自参加共产党，把生命交给了革命事业，从不追名逐利，否则，按照我的资历和功勋，我也可以去争一个中将、上将。我信奉共产主义事业，注重共产主义者的人生实践，这绝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世。”

从李赤然将军革命经历不难看出，他从参加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一路上职务“不升反降”，这并不是因为他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他始终服从组织安排与决定。

李赤然将军192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9年入党，1934年参加陕北红军。至1936年11月，李赤然将军已经升任红27军政委。

不过，后来抗战时期，李赤然将军始终在后方，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五团政治委员，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警备第五团政治委员等职。

到解放战争末，李赤然将军才出任了第四军十二师政委、兰州警备司令部政委。

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李赤然将军从军政委一路才到师政委。以至于后来授衔时，罗荣桓元帅也很头痛。

1955年，李赤然最初在评定军衔时，按照过去的功绩，是被评为中将军衔的，可中央那时考虑到授予军衔的人太多，因此动员一部分人放弃或者降低军衔，李赤然将军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被评了少将军衔。

不过，李赤然在授予的三枚勋章中，八一勋章是一级的，代表是授予土地革命时期师以上的干部，可解放勋章却是二级的，代表是授予解放战争时期师以上干部。

可李赤然将军并不在意这些。

1988年7月28日，李赤然将军被授予了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无疑对他过去革命功绩是一个肯定。

李赤然老将军晚年生活的很安逸，但更多的时候他想到的是那些已经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

“我从不敢有丝毫居功自傲之想，只有永远奋发努力，才能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