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纪事本末（494）】1953年，毛泽东60岁。
1953年9月12下午三时，毛泽东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彭德怀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表讲话，说到施仁政的话题：
打仗要用钱，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用钱也不十分多，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当然，能够不打仗，不用这些钱，那就更好，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
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这个话题是由梁漱溟头一天的发言引起的。
梁漱溟，无党派民主人士，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抗美援朝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建设国家的热情，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同时，抗美援朝也告诉中国必须走富国强兵之路。党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9月8日，召开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议。梁漱溟是列席者之一。9月8日，周恩来给会议作了关于总路线的报告。9月9日，梁漱溟在小组讨论中发言，表示赞同周恩来的讲话，并对如何贯彻好总路线提了几点建议。9月11日梁漱溟再次发言，话题仍然是如何贯彻好总路线，谈到了三点，最后一点是农民问题。他说，“有人说，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等等。
于是，在9月1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批评了梁漱溟。
9月13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约见梁漱溟。梁漱溟当面辩解，毛泽东依旧没有改变看法。
关于这次约见的前后经过，梁漱溟在《梁漱溟问答录》一书中有较详细的回忆。他说：
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又列席中央人民政府会议。毛主席即席讲话，他没有点我的名字，却又是明明针对我的发言而发的。我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一方面出乎意外，一方面甚感不快。当晚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第二天面交毛主席。我在信中说：
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
13日上午，我将信面交毛主席。毛主席约我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谈话时间， 从下午6时半到7时45分，实际为75分钟——编者注）谈话时间十分匆促。我要求主席解除对我的误会，而主席则坚谓我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我甚感失望，言语问频频冲突，结果是不欢而散。
9月17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出席继续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第一次点了梁的名字，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说梁是一贯反动的。毛泽东不断插话，主要内容有：
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 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人民政府能否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
用什么办法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合作。
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是不采纳的。
梁漱溟更感到了莫大的冤屈，决定要继续为自己辩护。
9月18日下午三时，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问题的说明。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列席会议。梁漱溟在会上作答辩发言。
他决定从历史说起，必须要有“充分说话的时间”。于是，他要求毛泽东给他“雅量”，结果两人又起冲突。这时，台下许多人反对梁漱溟的做法，要他下台。
梁漱溟回忆说：
“毛泽东没有叫我下台。他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讲好不好？’我说：‘我刚才讲过了，希望主席给我充分时间。’毛主席又说：‘你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我一看表都三点过了好多了，便说：‘我有很多事实要讲，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
结果会场大哗，几个与会的人上台发言批评梁漱溟。这时，“毛主席对会场的人说：‘让他再讲十分钟好不好？’”但是，梁漱溟不同意，仍然要求给他一个公平的待遇。接着会场又是大哗，“毛主席又对我说，梁先生，再讲十分钟好不好？我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讲不清楚。’”
就这样形成了僵局。最后有人提出请会议主席付诸表决，到会者大部分不赞成梁漱溟讲下去，事情才结束。在表决前，毛泽东说会让梁漱溟在另外一个会议上讲。会议主席在表决后也告诉梁漱溟将有机会到另外的会议上充分地去讲。梁漱溟后来是讲了，但还是“没有机会充分讲自己的意见，主要是听大家批判”。在梁漱溟发言和其他与会人员发言时，毛泽东不断插话。
在梁漱溟发言时，插话说：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在许广平等人发言时，插话说：
他（指梁漱溟一编者注）已经说了，如果不给他充分说话的时间，是不公平的；如果让他充分地讲，他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这个问题是要移交到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去辩论的，去处理的。
在陈铭枢发言时，插话说：
梁漱溟的问题，还是一个思想改造的问题。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可以把问题搞清楚。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至于对他这个人如何处置，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的意见，不要同张东荪一样处理，政协委员还可以做下去。
10月10日，阅李维汉转来的梁漱溟十月四日给陈叔通、李维汉的信。信中说：
日来漱于自己错误渐有觉悟，特写出如另纸，奉求明教！因我的问题既已交到全国委员会，所以将此稿送会；然实盼主席一阅，俾知我近情盖如此。
毛泽东将此信批送刘少奇、朱德、陈云、习仲勋、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彭真、林伯渠、董必武、饶漱石、彭德怀阅。
事后，梁漱溟在至亲好友的规劝帮助下，特别是在与他的长子梁培宽交心长谈后，醒悟反悔。他认识到自己的“倔强精神”和“骨气”都是错误的。他发现自己“敬爱的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许多一心为国家为民族的汉子，却一直怀疑或不同意它的行动路线”，以致造成了“9月18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因此“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同时，也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说他是“以笔杀人”和“伪君子”。（以上材料部分引自《梁漱溟问答录》）
1953年9月与毛泽东的公开争辩，是梁漱溟的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其实这件事情当时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直到“文*革”结束后才算是广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