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 8 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宋任穷作为东北局的负责人，被增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要知道，能在政治局工作的人，那可都是党内资历深厚、能力出众的。这个职务的重要性可不一般。

他能够入选，这充分彰显出宋任穷的非凡能力。由于他长期从事地方工作，而东北作为新中国的关键工业基地，地位至关重要，所以他的政治排名也随之得到了提升。

这个时候正好是大运动即将到来之际，自己往后的命运会怎样，心里没底。

在之后的工作里，他对这项运动其实了解得并不透彻，脑子里那种左的思想一直都有，而且不只是在某个特定时候。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从1957年往后，自己的左的思想愈发严重，对不少事情都想不明白，可还是坚决地予以执行了。像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反右倾，就连四清运动中也存在左的问题。

在大运动初期，于东北支持一方的同时，必定会压制另一方。那被压制的一方有啥问题呢？其实也就是意见有所不同罢了。正因受到历史的局限，他自己也觉得这做法并不明智，是犯了错的。

随着运动不断推进，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转变，有人抛开党委搞起了革命。他毫无意外地受到了影响，在做检讨时，造反派根本不认可，一心只想把他整垮。尽管上级做了诸多努力，想要确保他的安全，然而造反派太过闹腾，最终还是没能把他保住。

一年后，东北局停止运作，他的麻烦愈发严重，有人给他安罪名，说他在东北搞修正主义，是最大的走资派。起初，他尚有行动自由，他去李富春副总理那儿汇报，表明自己绝不会自杀，宁愿被打死。还说要是自己死了，希望李富春能出来作证，证明自己不是轻生寻死的。

为了保障这些被边缘化的地方大员的生命安全，将他们安排在京西宾馆、中组部招待所等地居住。然而，造反派对宋任穷穷追不舍，绞尽脑汁地想把他从宾馆里抢出来，带回东北去批斗。于是，他们联合当地的造反派，企图混进宾馆抢人，好在被警卫发觉，这才让宋任穷化险为夷。要不然，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虽说在北京安全方面能有一些保证，然而批斗终究是无法躲避的。东三省一轮接着一轮地进行批斗，脖子上得挂着铁牌子，回到家后才发觉脖子上被勒出了一道血痕，腰都没法直起来了。

1968 年，从京西宾馆转到海运仓招待所后，情况总算有所好转。批斗没那么频繁了，不过还是不能随便外出，主要工作是写材料以及接待一些外调人员。这些外调人员来这儿，就是想让他为某些人或事做个证明啥的。

1969 年，被安排疏散离开了北京。之后的几年里，情况起起伏伏，最终得以平反。1977 年，重新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