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韩国国会便迎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立法胜利——颁布了一项重磅草案，旨在终结食用狗肉的传统。该法案为《特别法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的犬只饲养、屠宰及流通》，明文禁止了为满足口腹之欲而饲养、繁殖、屠宰犬只，亦对犬只及其肉制品的流通与销售设立了禁令。违反此法案者，将面临严厉的惩罚，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罚款，严重者甚至可能遭受牢狱之灾。该法案特设了三年的过渡期，自2027年起，这些罚则将正式施行，以期社会逐步适应这一法律。

对于那些对韩国民俗尚感陌生的朋友们，或许会将此视为微不足道的话题。然而，对于那些喜欢吃狗肉的韩国人而言，这一消息无疑如同晴天霹雳。

自古以来，朝鲜半岛便流传着食用狗肉的传统，不仅将其视为一种荣耀，而且烹饪方式亦千变万化。在这片土地上，狗肉早已占据了一席之地，人们甚至将那份独特的醇香赋予了一个专门的称呼——“香肉”。

今日，在朝鲜西部的黄海南道，一处墓葬壁画惊艳现世，其上细腻勾勒出一幅已屠宰狗只静置于库房之中的画面。此画堪称朝鲜半岛信史时代最早的确凿记录。

追溯至遥远的年代，食用狗肉的习俗或许与朝鲜古代农耕环境紧密相连。朝鲜半岛，山峦交错，耕地稀缺，加之严酷的自然条件、气候与土壤之限，半岛居民大多仅能依赖有限土地上的农作物维持生计，遑论发展畜牧以获取高蛋白食物。

在肉类资源中，牛作为耕作动力，马作为军事战略资源，除非极端情况，否则不会轻易食用；常见的猪、羊、鸡等肉类，需经过养殖才能获得。因而，狗肉便成为一种无奈之选。当然，在连猪牛羊都难以饲养的情况下，这些被选中的犬只并非家养，多为流浪野犬。

据18世纪朝鲜王朝的史料记载，有韩国学者推测，朝鲜建国初期才开始广泛食用狗肉，而这一习俗的起源可能源自中国（不好的都是别人的，好的都是自己的，韩国人的狭隘）。

在当时，食用狗肉往往是底层民众的专属，他们亟需补充稀缺的蛋白质。政府对此的态度颇具深意，一方面鼓励平民食用狗肉以缓解饥荒，另一方面则意在消灭四处流窜的野狗。

当朝鲜半岛进入到了现代社会以后，话语权由贵族阶层逐渐下放，白丁们“非主流”的饮食习惯，反倒成了“主流”。

不过，朝鲜半岛南部发生的故事并未波及其他朝鲜族的聚居地。朝鲜、中国东北、中亚各地的朝鲜族人士依旧保留着吃狗肉的传统习俗。

在东亚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几何时，狗肉文化盛极一时。无论是中华大地、朝鲜半岛，还是日本列岛，狗肉火锅的风靡一时。虽然日本因着肉食的忌讳而未能让狗肉普及，但在那时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狗肉却堪称佳肴美馔。

《文子·上仁》云：“先王之法，犬豕不期年不得食。”《礼记·内则》上载有“犬宜粱”、“狗去肾”、“狗赤股而躁、臊”等内容。这些关于吃狗肉的经验之谈，说明在古代狗肉已是人们普遍享用的肉食品，而且形成了完备的烹制之法。

遥想古代，犬只被视为祭祀的珍品。“献”字之形，犬旁加之“南”，勾勒出向神庙供奉狗肉的庄严场景。汉高祖刘邦，这位建立大汉江山的英雄，亦是狗肉的忠实爱好者。他的同乡樊哙，在投身起义之前，便以屠宰狗肉为业。那著名的韩信，在被刘邦赐死之前，曾感慨“狡兔死，走狗烹”，或许这便是那时狗肉作为日常食物的一个写照。

屠狗甚至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如汉初名将，汉高祖刘邦的心腹樊哙便是屠狗出身。沛县甚至还形成了流传两千余年的“樊哙狗肉”招牌。

然而，到了唐代，食用狗肉的风气戛然而止。北方的游牧民族连年南侵，扰攘边疆，华北地区自四世纪起便建立了诸多由少数民族主导的小王国，北魏一统江山，亦是鲜卑族所建立的政权。

对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而言，狗是狩猎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即便他们食用自家饲养的牛羊，也绝不染指家犬。随着这些民族的饮食习惯和禁忌逐渐渗入中原，人们食用狗肉的习惯亦随之改变。

十三世纪，蒙古帝国铁骑踏遍中国，食用狗肉的习惯随之日渐式微。蒙古人自称狼族后裔，将狼视为神圣，与狼同宗的狗亦然。在蒙古族的影响下，杀狗食肉在中国大多地区被视为大不敬。

而在朝鲜半岛，食用狗肉的习惯却一直延续至今。尽管朝鲜半岛一度屈服于蒙古帝国的统治，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它并未被彻底同化。因此，食用狗肉的习俗得以保留并广泛流传。直至1988年首尔奥运会的举办，才为这一文化传统的传播按下了暂停键。

首尔处某小巷里的“补身汤”馆子

可见，自古以来，吃狗的习俗自古有之，此乃不争的事实。然并非倡导众人投入此类饮食行列，食狗肉之举可视作一种代代传承的饮食文化，理应得到理解和尊重。窃狗、非法买卖狗只的行为，无疑应受谴责，必须予以制止。然而，是否食用狗肉，确乎个人选择。只要遵循法律，我们便不应过分干涉他人正常的生活选择。

在今日，有众多人士高举动物保护的旗帜，却散播仇视食狗人群的偏激言论，此等行为并不足取。相较食用狗肉，养狗行为及其文明素养、流浪狗的妥善安置等问题，更应该受到我们的关注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