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大明朝,许多人往往唏嘘感慨不已,毕竟是历史上最后一个汉家王朝。
而其末代皇帝的临终遗言,更是令人不胜唏嘘。
据记载,崇祯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绝望中的崇祯帝自缢于煤山。
在自缢之前,他留下了一段遗言:“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他既对自己的德行有所反思,又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大臣们的不力与误国,而那句 “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百姓还是有着一丝怜悯。
那么,明朝为何会走向灭亡呢?
崇祯帝在位时,内部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外部,后金势力不断崛起,对明朝构成了巨大威胁。
崇祯帝虽勤勉努力,试图力挽狂澜,但他性格上的多疑、刚愎自用以及用人不当等问题,却使得局势愈发恶化。
而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小冰河期的影响。
究竟这个 “小冰河”时期有多冷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谈迁所著的《北游录》中窥得一二。
谈迁生于明末清初,他出身耕读世家,与张岱、查继佐、万斯同并称为 “浙东四大史家”。
顺治十年(1653 年),谈迁从风景秀丽的杭州出发,沿运河北上。
7 月底,夏日的余温尚未散去,他一路前行,历经数月,于 11 月 7 日抵达天津。
此时的天气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仅仅在 11 月 18 日,运河便已封冻。
谈迁无奈之下,只得暂居北京,在这里他度过了三年的时光,直到顺治十三年(1656 年)3 月,运河开冻,他才得以坐船南返。
谈迁详细记录了沿途的见闻。
其中,他记载了顺治十一年(1654 年)11 月,江南地区吴江运河冰厚达三尺多,冰面从吴江一直延伸到嘉兴。
前行变得异常艰难,需要壮士凿冰方能缓慢前行,每日仅能前进 3 至 4 公里。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曾通过对众多南北方志的分析研究,指出气候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
那时,或许只是一些细微的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万历十三年(1585 年)开始,气候灾变变得明显起来。
到了 1600 年前后,气候灾变骤然加剧,而崇祯一朝更是达到了高峰。
而小冰河期的寒冷,远超人们的想象。
冰雪甚至越过常年温暖的江南,向南方逼近。
对于一贯四季如春的南方人而言,这种寒冷是前所未有的。
这里往日碧波荡漾的江河湖泊,竟在那一年冬天硬生生凝固成了冰面,冰层厚度之高,足以让人步行其上。
正值初冬,河面便渐显薄冰,几天后竟变成厚厚的冰层。
河水彻底封冻后,曾经繁忙的航道变成了寸步难行的障碍。
水乡江南依赖河与长江联通各地,一到寒冬,商船停摆,货物无法通过河流运达,米商、盐商的生意陷入困境。
沿岸村镇的百姓们无奈之下,纷纷集结在结冰的河道边,用长矛、木棍奋力凿冰,日日砸冰开道,却也只能慢慢推进,行进速度之慢,连日走不过几里。
往日喧嚣的水乡景象,在这一年被冰封的死寂所取代。
而气温仍在一天天下降。北风裹挟着刺骨的寒意,穿过巷弄、湖面,卷入江南人家之中。
夜晚来临时,气温愈加难以忍受,许多人家靠着几根木柴维持一点温暖。
然柴火有限,一些人家不舍得用完手里的木柴,宁愿将旧衣物盖在身上,蜷缩在床上颤抖取暖。
一些贫寒人家甚至没法燃起火,只能裹紧身上的破棉衣,伴随着呼啸的风声度过漫漫长夜。
屋顶瓦片冻得发脆,许多瓦片甚至被大风掀起,墙壁也因寒冷而出现裂缝,寒气透过窗缝和门缝无情地侵袭进屋内。
许多本地人第一次看到结冰的河道、雪堆积得比人还高的场景,心中满是惶恐,甚至有人担忧,是否天象异常,预示着大灾的降临。
而江南的文人雅士,往日流连于画舫亭台之间,吟风弄月的乐趣在这样极寒的冬天里也成了奢望。
曾经美如画的江南,此时少了色彩,少了生机,满眼皆是枯黄冰冷的凄凉景象。
船家人惶恐地看着眼前的江河冰面不知所措,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寒冬过去,冰雪消融,方能再见那如春水一般的江南之美。
天气骤冷,物资紧缺,气温每天似乎都在刷新人们的认知,曾经被视作平常的物品也变得格外稀缺。
最先让百姓感到不安的是御寒物资的匮乏,入冬的寒风一吹,商贩们迅速提高了棉衣和棉被的价格,而那些无钱购置厚衣的百姓们只能披上薄薄的粗布麻衣,蜷缩在屋中,抖抖索索地过日子。
屋外大雪封路、北风呼啸,屋内却冷得像冰窖,贫苦人家甚至生不起火,点不起灯,任凭寒气将整个屋子浸透。
眼见着天寒地冻、气温急降,人们纷纷涌向市场,期望能买到几件保暖的衣物或是多囤些柴火。
物资有限,市集上的棉布、棉衣本就数量不多,很快就被人们抢购一空。
棉布价格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路飙升。
棉花、木柴等御寒物资成了每个家庭的奢侈品,即便有银子也未必买得到。
许多人只能咬紧牙关,穿上打了补丁的旧衣物,或是用稻草塞进破棉衣里,勉强度过寒夜。
那些在市集上熙熙攘攘寻找棉布的人,日复一日地抱怨着这无情的冬天,却又无能为力。
不光是棉布和柴火,就连粮食也变得紧张。
冬季通常是田地休养生息的时候,但今年的严寒导致收成更加有限。
往日价廉的米、面等主食,在市面上变得稀缺,价格成倍上涨。
每个家庭都开始精打细算地规划每日的食物,富裕些的人家虽能勉强购得几斗米面,贫穷些的百姓只能靠粗粮度日,甚至到处寻草根、挖野菜。
许多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在囤积少得可怜的存粮,盼着能熬过这段艰难时光。
田地里的收成已成定局,市场上也买不到便宜的食物,穷苦的百姓只能紧缩生活,削减口粮。
更有甚者,家里的柴米油盐早已见底,只能靠着屋角的干草或零星的柴火生火,围坐在一堆微弱的火光旁,盼望着明天的天能稍稍回暖一些。
一碗难求的米粥、一件难买的棉衣,平日里平静的乡村市集变得混乱不堪,人们的忍耐也逐渐接近极限。
极端低温使得本就营养不足的百姓抵抗力逐渐减弱,而灾年后野鼠成群,成为瘟疫的携带者。
很快,这场鼠疫席卷了北方各地,沿途感染数不胜数,家家户户在疾病的威胁下苦苦挣扎,哀嚎声不绝于耳。
崇祯年间,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河南、山东、安徽等北方各地都爆发了严重的鼠疫。
史书载: “人死十之五六”“阖门皆殁”“死亡枕藉,十室九空” ,可见惨烈。
一个家庭中的一人若染上疫病,往往无法独善其身,疾病很快蔓延到一家老小,甚至感染邻居。
许多百姓起初不以为意,将瘟疫当成寻常的寒气咳嗽对待,未曾料想,一两日之间病情迅速恶化。
咳嗽逐渐加重,伴随发烧、呕吐,甚至身上出现溃疡,不治而亡。
医者束手无策,村里的郎中们四处采药,熬制草药,希望能带来些许缓解,然而病情依旧肆虐。
更糟糕的是,郎中们治病救人时,自己也难以逃脱感染的风险,往往一场求助就会波及一片区域,病情如烈火般迅速蔓延。
各地村落之间的联系因此变得断断续续,彼时有百姓惶惶而逃,想要躲避这可怕的瘟疫,人们的迁徙却无形中加速了疫病的传播。
城镇与乡野之间的道路上,到处可见拄着拐杖、携带少量行囊的流民,他们逃离疫病频发的地区,步履蹒跚地前行。
途中不少人因体力不支倒下,旁人看了心有不忍,但大多却不敢上前搀扶,怕沾染了这可怕的疾病。
越是严寒,人的脆弱就越发显露无疑,每个人都在惶恐中自危,尽量避开人群,只求能保全自身的安全。
很多乡村空无一人,甚至在富庶的大城镇里,也出现了街道冷清、店铺歇业的场景。
曾经繁华的市集无人问津,商贩们不敢靠近陌生人,行人稀少,家家户户门窗紧闭。
染病的家庭多数无力医治,病人们只得躺在简陋的床榻上,忍受着高烧的折磨,亲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病痛中沉默离世。
许多家庭在疫病中支离破碎,哭声混杂在空气中,村民们甚至不敢为亲人操办丧事,唯恐感染,往往草草掩埋。
缺医少药、营养不良,往日邻里间的温情被害怕传染的隔阂取代。
友人见面时,不再互道寒暄,更多的是彼此的防备和躲闪,曾经亲近的乡邻也变成了可能的威胁。
人们变得敏感,时刻留意着他人的举动,稍有异样便如惊弓之鸟,四散逃避。
这场瘟疫来得凶猛,去得却并不迅速,几乎耗尽了百姓的希望,每家每户在经历了这样的劫难后,便如同树上枯叶般残破飘零,难以恢复往日的生机。
天寒地冻,政权崩解寒冬里,民间的生存艰难加剧,赋税的加重更是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
灾年欠收,田地荒芜,农作物难以维持生长,乡民生活每况愈下,但即便如此,朝廷并未放松对税赋的征收。
各地官府依然派出催税的差役,为完成上层分派的任务,乡村之中无论贫富,家家都得承担额外的负担。
无法按时缴纳赋税的百姓面临没收田产、罚役等惩罚,更多的人家为了交纳赋税,甚至不得不卖掉为数不多的粮食和家畜,失去了仅有的生计来源。
连年天灾,物价飞涨,百姓在饥寒交迫中哀叹不已。
天灾当前,庙堂之上的官员们纷纷避重就轻,只在奏折中寥寥提及一些飓风水灾,闭口不谈民间的饥馑和冻死百姓的惨状。
一封封劝诫朝廷体恤百姓的谏言被置之不理,甚至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忤逆”,而那些有心救民于水火的官员也被迫噤声,寒意在政治上蔓延开来。
田野之间,揭竿而起的农民军一支接一支地涌现,贫困的农民们再无力忍受沉重的剥削,他们不再向官府低头,而是结成一支支义军。
这些农民起义军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李自成的队伍,他们由饥寒交迫的百姓组成,起初不过是小规模的暴动,逐渐壮大成横扫各地的起义军。
沿途而过的村庄、城镇纷纷响应,许多百姓加入了起义队伍,他们中有人刚刚失去田地,有人失去家人,誓要为那些在严冬中冻死的亲友讨回公道。
明朝的军队虽极力镇压,但朝廷的腐败早已动摇军心,士兵们在寒冬中缺衣少食,无心作战,甚至一些士兵也成为农民军的一员。
明朝军队内部人心涣散,士气低迷,面对此起彼伏的起义无力回天。
终于,李自成的义军冲破层层封锁,直逼京师,帝国的根基轰然倒塌,明朝在冰冷的季节中走向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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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强调了“小冰河时期”!这个因素是重要因素吗?当时整个北半球都处在小冰河时期,在同样的背景条件下,明只能走向灭亡?而清却是崛起?欧洲开始复兴?!!
标题错了吧,应该是小冰河期到底被崇祯坑的有多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