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是清晰的，温暖的。”

周慧励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唯一谈到对父亲周镐的印象。

尽管父女两人见面的次数，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次。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们姐妹三人都是在母亲李华初含辛茹苦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因为年幼，所以对父亲基本上没什么印象，一直到1946年，周镐的一个朋友专程到武汉，才通知了他们周镐在南京的情况。

而李华初这时也听到了一个令她无法接受的消息。

“周镐在南京又有了另外一个妻子，还有了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

图|周镐

李华初一听这个消息，差点晕了过去，还是周镐的这位朋友竭尽全力地安慰：

“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周镐也是太难了，如果单身是不可能取得汪伪政府的信任的，如今能活下来已经是大不容易，你快带着孩子去南京吧。”

李华初还是听从丈夫朋友的意见，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到了南京，见到了久违重逢的周镐，而丈夫的再婚妻子吴雪亚也在旁边，几人之间的尴尬可想而知。

周慧励记得很清楚，父亲一见她们几个孩子，就抱着他们姐妹几个痛哭流涕，那时她也才9岁，完全不能理解父亲哭的含义，在南京住了一段时间，是她们一生最开心的日子，父亲在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来带她们逛街，买各种礼物。

对妻子李华初，周镐只交待了一句话：

“我们的感情是永远都不会变的，你要照顾双方的儿女，要让步，我已经不是从前的工作性质，我现在是为了劳苦大众而工作。”

周镐的一席话，让身为家人的李华初一头雾水，更别提三个尚且年幼的孩子。

事实上，一直到1965年，李华初因病去世，她也没能等到丈夫归来，她也没能亲耳听到，丈夫对她的解释。

可就在几个月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正式追认周镐同志为烈士，周慧励这才知道，父亲当年究竟做了怎样一件伟大的事业！

“说起我父亲周镐，要先从我母亲李华初说起。”

对母亲的了解，周慧励也只是知道，母亲李华初是一个富家女孩出身，比父亲大3岁。

图|周镐与结发妻子李华及大女儿周慧冰合影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湖北罗田老家，李华初在街头撞见了周镐，周镐那时正站在街头做演说，因为年轻，口才也很好，吸引了很多乡亲们的关注，那时的李华初也为周镐的才情所感动，只是她也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不顾一切的嫁给他。

周镐是土生土长的湖北罗田人，1910年1月21日出生，14岁时考入武汉私立成呈中学，周镐考入中学时，正值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期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深深的吸引着这位年轻人，所以趁着放寒暑假的时候，周镐将革命思想也带回了老家。

中学毕业后，17岁的周镐不顾家人的反对，考入了武汉“随营军校”，后来该校成为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也就是在此期间，周镐开始与李华初谈恋爱。

只是李华初家毕竟富裕，她的父亲对于穷人出身的周镐很看不上，极力反对两人的婚事，两人后来商量后，年轻气盛的周镐提出了抢亲，李家父亲后来带人一直追到周家，但最终没能阻止这场婚事，李华初不顾一切的要与周镐在一起，结果触怒了父亲，父亲一怒之下断绝了与她的关系。

因为穷，周镐、李华初的日子过得很艰辛，一家人只能住在茅草屋里，更为关键的是，那时周镐新婚后就要回武汉继续上学去，家里的生计基本上顾不上，全都要靠李华初一人操持。

图|周镐使用的图章

一年下大雨，李华初与儿子都发高烧躺在床上，两人都昏迷了过去，第二天醒来一看，母子两人都泡在水里了，惊慌失措的李华初当即抱着昏迷的儿子去找郎中，因为救援不及，儿子最终夭折。

周镐专程回家料理了后事后，觉得还是应该将妻子带在身边，这样方便照顾，于是周镐在武汉租了一间房子，将妻子安顿下来，平常周镐去上学，李华初就接一些缝衣服、浆洗的工作补贴家用，虽然贫苦，但李华初后来却觉得，那段日子是她们最幸福的时光。

事实上周镐那时在军校，处境也很艰难，他的思想本就进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掌握了武汉军校，并加强了对军校学员的思想控制，周镐本就向往大革命时期，恽代英、邓演达在军校时活跃政治氛围，因为隔三差五的发表一些言论，周镐后来被军校以思想不纯为理由给开除了。

那时家里还完全不知道周镐的实际情况，就连女儿在时隔多年后的回忆中，也认为父亲是从军校毕业的。

经朋友介绍，周镐南下上海，参加了蒋光鼐、蔡廷锴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一直到后来“福建事变”，蒋介石率军击溃十九路军主力，该军番号被取消，一部分投降中央军，一部分投靠广西的李宗仁。

图|淞沪抗战时期的十九路军

周镐也遭到了国民党当局通缉，本打算经上海返回武汉，接了家人后再回老家，结果刚到汉口就被军统特务逮捕。

“这是我父亲一生五次被捕经历中的第一次。”

在汉口被捕后，负责审问周镐的是他的一位老友，这位老友并没有询问他罪状，而是一再鼓动他加入复兴社，而且诱惑他：

“加入复兴社以后，过去的一切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周镐那时走投无路，只好选择加入复兴社特务处，而这个复兴社特务处，则是后来军统的前身。

周镐加入复兴社特务处没半年，后来又莫名被逮捕，罪名是“共党嫌疑”，实际上这个罪名纯属是子虚乌有。

尽管复兴社特务处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庙，但内部派系倾轧斗争也很激烈，事实上周镐也是在时隔多年以后，才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

不过，参加军统以后的周镐却过了一段比较安稳的日子。

周慧励三姐妹，也大约是在这一时间里出生，一家几口人难能可贵地过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

图|周伟龙

周镐在军统时，很受军统元老周伟龙的赏识，而周伟龙又与戴笠是结拜兄弟，凭借这层关系，周镐后来在军统之中地位逐渐攀升，从1936年开始，戴笠安排周镐在全国各地任职，其中包括军统贵阳邮电检查所所长，广东税警总团查缉股组长，暂编第八师(由广东税警总团改编)谍报队少校队长、军统省广东督查，这些职务大多数都是肥缺或者是关键位置上的一些岗位，从中也可以看出戴笠对他的信任。

1941年，周镐调到重庆，任军统督查室第一科上校科长。不过就在194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在某一天，戴笠找到周镐，授意他潜入汪伪政府的中央军事委员会。

周镐跟家里人做了简单告别后，带着一部电台出发了，在军统关系下，一路经四川、湖南，最后到了南京，并与汪伪政府高官周佛海取得了联系。

那时已经到了抗战末期，日本人已经日暮穷途，汪伪政府的高官大多数都在为自己的后路考虑，早在1942年10月，周佛海就背着汪精卫主动派人到重庆联系，戴笠经请示蒋介石后，才派周镐带电台与周佛海联系。

图|周佛海

周镐离开重庆后，军统专门派人将他们一家都接到重庆，因为周镐从事的是秘密任务，家里人并不知道他去了那里，不过对于这些执行秘密任务的人的家属，国民政府还是给予了充分的优待。

周慧励与她的姐姐一起被送到沙坪坝磁器口一家私立小学读书，学费和食宿全免，据周慧励后来回忆，那所学校的校长是戴笠，蒋介石也会时不时的去看望他们

那时周镐作为军统炙手可热的人物，家里也时不时地会来一些同事，比如沈醉，沈醉那时对周镐十分关照，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周镐的女儿周慧励提起来，还对他当年在重庆照料一事颇为感怀。

尽管很多年他们都没有周镐消息，但对他的处境十分担忧。

周慧励也是后来才知道，父亲在南京究竟做着怎样危险的活动，但周镐从来不对家人说，一直到后来母亲去世以后，她从母亲那里看到了父亲的日记和信，才知道父亲那时有多艰难，其中一封信上写着这样一段话：

“……你未必会相信，在京军委会工作期间，虎口之内，幸有余生，期间痛苦，一言难尽，今日尚在者，非祖宗福荫，早丧残生……”

周镐在南京的情报工作做得确实很出色，他不仅成功与周佛海拉上了关系，还在南京建立起了系统庞大的情报网络，作为在沦陷区的最大的情报站，戴笠提升周镐为军统南京站站长，军衔提升至少将。

图|蒋介石与戴笠

在平常日常生活中，周镐掌握着军统在南京的活动经费，大量的金条、外汇，周镐也从来没有私自挪用过，哪怕是为自己做一件衣服，或者是送到家里一些，抗战胜利以后，周镐在南京负责接管敌伪资产。

可意外的是，就在抗战胜利后，周镐却被军统以接管敌伪资产时贪污的罪名逮捕了。

原来就在周镐在南京掀起声势浩大的敌伪资产接管后，触动了重庆以及国民政府高层人士的利益，甚至于还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

蒋介石本来希望是，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前，南京暂时维持现状，防止新四军接管南京，而且更为蒋介石所不容的是，周镐在南京还搞了一个让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的受降书。

就这样，周镐被自己人出卖了，他被日伪当局的人扣押起来，后来又被押到上海审讯，很随意地被扣上了贪污的帽子。

周镐一开始在狱中还想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一直到1945年9月30日，他从报纸上看到周佛海一行被戴笠押送至重庆关在白公馆，周镐顿时明白了一切，后来他出狱以后，还对身边的友人说：

“国民党和戴笠这帮人，是既要做婊子，还要立贞洁牌坊，真靠不住。”

戴笠死后，周镐被释放出狱，后来住在南京闲居，从一个特别紧张的环境下，一下子放松下来，周镐开始对自己过去的人生有了一个更加全新的思考。

就在南京闲居期间，家里来了一个客人——老乡兼同学的徐光楚。

图|徐光楚

徐光楚是周镐的湖北老乡，也是他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同学，更为关键的是，徐光楚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抗战时期，徐光楚受命于中共地下党组织，潜伏在南京汪伪政府，任汪伪军委会政治部任情报局上校秘书、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等职。

那时徐光楚虽然没有明确说自己是中共方面，但事实上周镐心知肚明，两人也曾有过合作，相互交换过情报，不仅如此，周镐还利用自己的关系，为新四军运送过盐以及物资，还资助过徐光楚经费。

徐光楚认为，从周镐本人思想来看，他与军统特务其实完全格格不入，加入军统完全是个意外，在南京期间，周镐与中共地下党员有过接触，对他们的行为一直很钦佩，他认为，周镐是一个可以争取并且信赖的人。

1946年6月，徐光楚登门口，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邀请周镐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搜集军事情报以及策反西北军高级将领。

周镐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最终答应徐光楚，但同时提了一个要求：

“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徐光楚请示了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局、华东军区负责人邓子恢、谭震林亲自签署，同意了周镐的请求，委任他为京(南京)、沪(上海)、徐(徐州)、杭(杭州)特派员，并特批他为中共特别党员。

图|周镐日记原件

谈到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周镐显然很高兴，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余妻当有同感，乃商议做解放工作，正好徐祖芳(即徐楚光)同志函约相晤，恰到好处而成功。”

可是同时，周镐心里也很清楚，如果将来发生意外，那么自己必然是十死无生的境地，所以他委托友人，将在武汉的妻子女儿接了过来，一家人渡过了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

那时，周镐已经与南方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吴雪亚结婚，李华初虽然很伤心，但她也很理解丈夫，知道吴雪亚能够在丈夫革命生涯中起到帮助作用。

李华初后来离开南京回到了武汉，之后还几次回南京去看望丈夫，只是最后一次去的时候，丈夫住得地方已经人去楼空，问了保姆才知道，周镐已经离开南京很久了，后来再也没回来过。

一直到很多年以后，周慧励才知道，在1948年9月，经中共华中工委第六工作委员会的安排下，周镐与吴雪亚已经进入苏北解放区，为了麻痹敌人，家里一切如旧。

图|孙良诚与刘汝明

1948年11月13日，周镐成功策反了原国民党军第107军孙良诚部5800余人起义。

孙良诚为人反复，抗战时当过汉奸，抗战胜利后又投靠蒋介石，蒋介石一开始对这个反复无常的人很不信任，一再削夺他的兵权，可随着淮海战役爆发后，前方战事紧张，蒋介石又开始对孙良诚拉拢，希望他能投入淮海战场。

周镐对孙良诚的工作，也很小心细致，为了能劝说孙良诚战场起义，周镐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就是住在孙良诚部队中。孙良诚后来迫于战场形势，加上周镐反复劝说，最终无奈宣布起义。

即便到了此刻，周镐依然难以放心。

1949年1月初，周镐与孙良诚一起率部渡过淮河奔向解放区，临上船时，周镐把一本日记交给警卫员，并嘱咐他：

“如果我三天不回来，你就把这本日记和钱物交给我夫人，照顾好我的家。”

尽管已经是再三小心，可周镐最终还是为孙良诚所害。

周镐北上准备劝刘汝明起义时，孙良诚自告奋勇前往，没想到孙良诚到后就出卖了周镐，那时刘汝明十分惊惧，他担心周镐是保密局打入中共的特务，于是便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蒋介石与徐州剿总刘峙。

图|周镐革命烈士证明书

1949年1月，周镐被捕后押送到南京，被国民党当局下令处决。

周镐牺牲时，年仅39岁。

李华初一直不知道丈夫牺牲的事，在武汉始终等着丈夫归来，有人告诉他周镐很有可能是去了台湾，但李华初不相信，她告诉朋友：

“周镐绝对不可能去台湾，最大的可能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1965年，李华初病逝，同年周镐的妻子吴雪亚找到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将周镐的日记交给了他，最终证实了周镐的历史，就在李华初去世几个月后，即196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宣布：

“同意追认周治平为革命烈士，并对其遗属予以照顾。”

图|周镐女儿周慧励（左一）接受采访

吴雪亚、李华初分别保存着烈士周镐的部分遗物，1989年4月，吴雪亚将周镐的日记捐给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周慧励也将保存的父亲的日记以及生前写给母亲的13封信捐给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周镐虽然生前始终默默无闻，但却还是有很多人记得他。

1992年，周慧励与妹妹周慧冰一起到北京看望父亲当年的老同事沈醉。

沈醉那时已至暮年，身体情况也不是很好，她的夫人出于担心，特别告诉她们：“只能见一个小时。”

没想到沈醉知道后很不高兴：

“你也不看看是谁来了，我没事儿。”

图|周慧励与姐姐周慧冰一起探望沈醉合影

沈醉与周慧励姐妹谈起周镐过去的一些往事，并几次念叨：

“周治平是个非常好的人啊。”

言语间满是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