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史学大师德罗伊森认为，历史知识有非常实际的功能，但这个功能并不在于它能指示具体的行动，而是经由扩大人们自我认识的历史视野，进而提升行为能力，以及开启更多行动的机会。人们是可以从各种历史著作中看到是非善恶、理乱兴衰，以及一些带有长远性的价值性的东西，自古以来所谓的“以史为鉴”就是历史与现实、人生之间的一道桥梁。

1、史书的写法对文明演变有影响。二十四史中除了《史记》有《货殖列传》以外，《汉书》以后便没有了，不只影响了后人对商业的看法，对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与人格塑造也都有影响。传统中国不认为商业是一个重要的阶层，可是西方世界从15、16世纪以后商业是社会的主体。可见文明深受史书写法的影响。

2、以史为鉴是通识。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7年大量接纳中东难民，引起了德国内部重大的不安及执政党的危机。当时便不断有人勾连起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罗马后期蛮族入侵帝国边缘的历史及其引发的危机。也有德国人翻译了晋代江统的《徙戎论》，在这篇政论中，江统提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并且建议迁返胡人，可以“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江统的提议未被采纳，不到十年即发生五胡乱华。默克尔需要在人道关怀与古代成例之间做出抉择。

3、食古不化失败难免。梁启超《论李鸿章》，提到李鸿章处理世界各国关系时，脑中总是《战国策》的观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所以总是失败。《战国策》中多合纵连横之术，但外交乃话语之术，实力才是外交之坚强后盾，决定外交成效，因此增修国政，跻身强国之列，方可纵横捭阖，若不谙时势，食古不化，拾人牙慧，难免失败的命运。

4、融入现实需跳出历史。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的时候，恭亲王召集了北京的六部九卿会议，商量如何处理，当时大部分人都说应效法燕云十六州的故事，割地赔款，可是有一个侍御，他略通当时世界的情势，说按照西方的惯例，把军费赔给对方就好了，不必割地，结果恭亲王听了他的话，果然把事情办通了。

庚子义和团事变中，慈禧与端王载漪想利用义和团力量对付列强，准备攻打各国使馆。当时袁昶因读过几本1860年代与英人交涉的历史，故上疏强烈反对，却被慈禧斩杀。慈禧的政治见识太浅陋，还是盗贼打家劫舍式思维，难怪晚清在内政外交上为人诟病。

5、遗忘历史会失掉现实利益。如巴黎和会中，日本宣称东三省自古不属于中国，而中国的和平代表居然不能据史回答，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6、铭记历史会挫败不轨图谋。宋教仁1907年由日本回国，在东北从事秘密革命组织活动，而后化名打入长白山会，侦知日本参谋本部制造借口，试图强占我东北间岛(今延吉地区)。宋教仁即返回日本，参与大量历史资料，埋头著述立说，于1908年初完成洋洋数万言的《间岛问题》一书。是书以大量确凿证据，证明了延吉地区自古是中国的领土，挫败了日寇强占间岛的图谋。《间岛问题》一书后被送到了慈禧手中，慈禧看完这本书后拍桌而起，对左右说道：国人竟然有如此人才，管理外务的大臣竟然不去引用，真是可惜了。

7、读史成癖是好事也是坏事。张之洞酷爱历史、熟读史书。有一个关于中越勘界的故事，他考询古书、档案，坚持中越边界的十万大山是马援当年立柱以为边界的地方，现在虽然已经没有柱了，但是张之洞一意想弄清楚汉代边界之所在。清廷一再训令他不要无端生事，后来这个考证就不了了之，但由此可以看出张之洞的历史癖。

8、历史知识左右行动。二战美军选择轰炸日本本土的地点时，因其中的一位决策者，读过有关日本历史的书，知道京都是日本的古都，有许多古迹，所以主张不能轰炸京都，这件事对后来形成了极为关键的影响。

9、历史总有替罪羊在喊冤。历史上，当社会紧张或冲突时，便有寻找代罪羔羊之可能，曹操借粮官人头以安军心、汉景帝斩杀晁错以平息六国之乱，都是“替罪羔羊”被斩杀的经典案例。近现代，如慈禧对付义和团，纳粹之于犹太人，特朗普上任后对于南美偷渡移民的做法，与某些特定历史环境中人们或为了塑造团结意识，或为应付内忧外患，急着在人群中寻找“代罪羔羊”一样。美国南北战争是为了黑人人权造成的剧烈冲突，但是最后为了现实的经济问题，只好模糊化，或让渡黑人人权，换取南北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