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瞿秋白在狱中写就的遗篇，不是《多余的话》，而是类似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陈毅的《梅岭三章》、叶挺的《我的自白书》、刘伯坚的《带镣行》，或者是《革命烈士诗抄》中的任何一首诗词，以他在狱中无可挑剔的表现和舍身取义、从容赴死的气概，他都不会陷入后人无休止的争论漩涡之中，长时间背负叛徒的骂名，使他的灵魂不得安宁。可历史从不给人假设的机会，尽管瞿秋白已被正名为烈士，但备受争议的《多余的话》仍是千古奇书，让人无法完全读懂它的真义。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而任何所谓清纯的思想，都不可能没有“杂质”。仁人志士在慷慨就义的前夕，就不会流露出对生活的热爱，对亲人的眷恋，对生命即逝的怅惘，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对未竟事业的担忧吗？就不该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毁誉、荣辱、穷达，剥去华丽而坚硬的外壳，做一次灵魂的深呼吸吗？思想和感情是无法禁锢的，只不过有人隐藏于内心，有人显示于外界罢了。为激励后人，成就事业，也为了自己不被人误解和非议，无数仁人志士绝尘而去之前无疑会向后人传递经过头脑精心筛选和取舍而成的精神食粮。故此，人们看到的只是提振精神的表象，是隐去思想斗争细节过程的最终结果。

人们最想知道的仁人志士的曲折心路和全面真实的思想活动，却最不易寻觅和知晓，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是孤立和私密的，人总是刻意将自己内心最美好的东西呈献给世界，而将自己灰暗的东西深藏于内心，以完成人性向神性的虚假升华，占据所谓的道德的制高点上，充当道德法庭的审判官，这是人类的困惑。

他们快慰于生前死后引人羡慕和模仿，然而，爱默生说：“羡慕就是无知，模仿就是自杀。”没有理性的发展，就没有人的解放。对此，鲁迅有足够的警惕，他说：“孔雀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也露出了屁股眼。”其实，仁人志士不是没有某一方面的思想困惑，不是没有思想斗争，他们的崇高之处，在于一切困惑的思想和思想斗争，最终都没有使自己的信念动摇，尊严受损。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远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远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远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远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