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据此而言，从颛顼到大禹，中间隔了帝喾、帝尧、帝舜，但帝尧活了118岁，帝舜活了百岁，因此从颛顼到大禹，中间至少相隔250年，如此大禹焉能是颛顼之孙？

司马迁的五帝谱系，应该是构建出来的，因为他认为“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就是上天选择大德之人为帝，而黄帝有大德，故而后世帝王必是黄帝之后，这显然是唯心论。但问题是，颛顼与大禹的关系，是否也是司马迁构建出来的呢？对此，现代考古取得又一重大发现，大禹可能真是颛顼之后。

关于大禹来源，文献上有许多记载，莫衷一是。但左传中记载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为寻找大禹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载：卫国迁都帝丘后，卫成公祭祀祖先卫康叔，晚上却梦到夏后相夺取了祭祀品，即“相夺予享”，卫成公命令祭祀夏后相，但宁武子说鬼神非族类、就不需要祭祀，且夏后相丢掉帝丘不是卫国之罪，因此不需要祭祀他。

竹书纪年记载，夏启之子太康时期，后羿发动政变，即“太康失国”，然后扶持太康弟弟仲康为王，后又扶持仲康之子相为王，最终后羿称王，夏后相逃到同姓诸侯斟鄩氏那里。以此来看，卫都帝丘则是斟鄩氏的都邑。

本世纪初，河南濮阳市濮阳县考古发现“高城遗址”，考证确认为卫都帝丘。因此，如今河南濮阳县一带是斟鄩氏所在，也是夏后相逃亡之地。需要说明的是，该遗址横跨仰韶到秦汉时期，后因黄河泛滥而掩盖。

由于夏后相是夏朝前期帝王，兼且当时交通条件有限，因此大禹与夏都理应相距濮阳不远。更为重要的是，濮阳县一带是夏朝同姓宗族斟鄩氏所在，说明大禹与濮阳应该存在联系。

关于颛顼来源，竹书纪年记载“颛顼居濮”，《左传》记载“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而卫国都城帝丘在高城遗址，因此颛顼故里就在如今的濮阳一带，学者冯时认为颛顼在相距高城遗址不远的濮阳县西水坡遗址。可见，从空间上看，颛顼与大禹应存在联系。

除此之外，史料上还有大禹与颛顼后人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表明大禹与颛顼关系非同一般。

《史记·秦本纪》开篇就说秦人是颛顼后代：“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其中，“大费”又称“伯益”，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助手。

战国竹简清华简表明秦人故土在东部，周初迁徙到了西部，故而东方少昊因为秦人西迁而变成“西方白帝”，故而秦人制作的历法叫“颛顼历”。反过来说，颛顼其实是东夷天帝，伯益是东夷嬴姓部族首领。

大禹之后，禅位于伯益，后来夏启驱逐了伯益。但在夏朝前期，后又发生后羿代夏等事件。总之，夏朝前期与东夷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现象说明大禹与东夷有可能是同族的不同分支，比如大禹属于东夷姒姓分支，伯益属于东夷嬴姓分支。其中，关于大禹源自东夷的判断，古代早已有之，比如南朝《世说新语》说“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

因此，虽然大禹未必是颛顼孙子、乃至直系后裔，但种种迹象表明大禹与颛顼应是同族，司马迁认为“禹为颛顼之孙”似乎也可以理解。

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两点值得一谈：

首先，《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颛顼“乘龙而至四海”，而在濮阳县西水坡遗址中，考古发现四座墓葬组成的升天图，就是将后世用绢帛平面图形表现的升天图，以从北至南的四座墓葬表现出来，其中就有人骑龙升天图。因此，种种迹象表明颛顼并非虚构，且就在濮阳县一带。

其次，二里头遗址属于“后半夏”，那么“前半夏”何在？如今，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在河南郑州登封王城岗一带，但以大禹与颛顼关系、以及夏后相踪迹等等来看，学者沈长云考证认为在包括濮阳的古河济地区。古河济水灾频繁，的确更有治水传统，但相应的是水灾频繁，夏朝遗址可能已被深埋淤泥之下，更难寻找了。（上图，位于黄泛区的高城遗址已深埋在地下）

参考资料：史记、左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