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妻子,1997年许昌市“5·22”杀人碎尸案侦破始末

路之意 2024-10-14 08:47:45

1997年5月22日凌晨五点钟,河南省许昌市某住宅区。

“咚咚咚!”林淑云夫妇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谁呀!”林淑云一边问着,一边忙起身穿衣服。

“是我,大姐!”林淑云听清了是妹夫姚雨生的声音,随即下地去开门。

一看,往日倜傥风流的姚雨生变得蓬头垢面,衣饰不整,神情紧张,她预感到出了事。

“淑贞到这儿来了吗?”姚雨生声音嘶哑,透着惊慌。

“没有,她没来这儿!怎么她昨天晚上没回家?”

“是的,一夜没回家。我俩昨天晚上在饭馆吃了饭。她说她们医院的张大夫有病,得去看看,让我先回家,可她一直没有回来,十二点钟时我去医院找,医院的人说她没有来,真把我急死了!”姚雨生断断续续地、像背台词似地说。

“别在路上发生什么事!”林淑云的话音发颤。

“她会不会去亲戚家?”

“淑贞从小是我看她长大的,她绝不会在朋友家过夜,亲戚倒有两个表姐,我一会儿就去找!”她的声音哽咽,委婉地问道:“你们是不是闹别扭了!”

“没有哇,昨天下午下班后,我到医院找她一块儿买东西,一块儿到饭馆吃饭,庆祝我们结婚一周年,怎么会闹意见呢?”他理直气壮地说。

“那就八成出事啦……”林淑云用手抹着眼泪。

“大姐,我不进去啦,一会儿我到单位去一趟,再没消息就报公安局。”姚雨生说着就快步下楼。

林淑云望着妹夫的背影,迷惑不解……

她再也呆不住了,头没梳,脸也不洗,一口气跑了四家亲戚,都是带着一丝希望而去,背负失望而归。

上午十一时,姚雨生又跑到林淑贞工作的医院,找到了她们科的主任,涕泪交加地述说了林淑贞下落不明、查找无着的过程,哀求医院帮助查找。好心的内科主任利用业务上的关系,查找了附近几所医院的急诊室,均未发现林淑贞的踪影。

这个消息很快在医院内部传开,有人怀疑是她们两口子闹别扭,林淑贞出走了。可是,林淑贞本科的人则认为这不可能,因为就在昨天下班时,人们还看见他俩一起上街,遇到本科的人,林淑贞还主动作介绍:“这是我爱人姚雨生!”

科主任领着姚雨生找到了医院保卫科,科长听了情况,百思不解,只好以“失踪”为由,加上“可能遇害”的怀疑报告了当地公安分局。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立即展开调查。

侦查人员通过局指挥系统了解到:“从当晚七时到转天早晨八时,全市没有发生死、伤人的交通事故,没有发生在路上因昏厥、摔倒、伤害的危急病人,这就排除了出事故的可能;在这个时间内全市没有发生路劫杀人的案件和不明身份的尸体,排除了在室外被杀害的可能;水上巡船这两天内共打捞浮尸两具,一具是女尸,与林淑贞的年龄不符,一具是男尸,排除了投河自杀和投尸河内的可能。”

排除了意料之中的几个可能,侦破人员把力量投入到林淑贞工作的医院里来,因为林的丈夫在介绍情况时,谈到了林在与他分手时说要回医院看同事去。

在医院,侦查人员访问了二十多名医护人员和干部、职工。多数人没有对姚、林夫妻之关系提出任何怀疑。

有几个“知情人”提出内科大夫张玉良可能与林的失踪有重大嫌疑。张玉良和林淑贞是医学院医疗系的同班同学。两人毕业后一起被分配到医院任内科医生。两个人情投意合,达到了要登记结婚的程度。不知什么原因,林淑贞把他甩了,搞上了姚雨生。因此,张玉良怀恨在心,有一次他喝醉了酒,吐了真言:“我失去了她,活着就没有意思,谁要是和林淑贞结婚,我就用一条命,换他们两条命!”

根据人们提供的这个情况,侦查人员与张玉良进行了正面接触。

当公安干警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不住地放声痛哭。一边哭,一边说:“林淑贞是我一生惟一爱上的女性。林淑贞搞上了姓姚的以后,我恨不能把他俩全杀了,然后我自杀……可是我理智控制了感情,我不忍心杀她。再说,父精母血,我也不能让白发人哭黑发人……。唉!她准是让这个喜新厌旧的坏蛋给害了……”说完又放声大哭。

“你冷静一点,情绪激动时,是说不准问题的!林淑贞的事,我们正在调查,请你提供一些具实的情况,比如,为什么说他喜新厌旧,又为什么说他是坏蛋?”公安人员在启发他。

“他比林淑贞大十多岁,肯定结过婚,即使没结过婚,就凭他那风流劲,搞了还不知几个啦。前些日子,小林和我说,咱们虽然没成婚,咱还是朋友、同志。我现在有点后悔,他经常不回家睡觉,至少每星期有一天不回家,他干什么去了……还能干好事!不是坏蛋是什么?”

“有什么根据吗?”

“有一天,电工小朱和我说,他在马路上碰到姚雨生和一个年轻女人,一同走进了一条胡同里……对这个女人只看了一个背影,没看见脸。他一说,我才想起来,半年前我也看见姚雨生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一条马路上并肩走,因为天黑,也没看清面目。联想起林淑贞说他有时夜不归家,恐怕和这个女人有关。”张大夫说完,擦了擦头上的汗。显然他太激动了。

侦查人员在回分局的路上,都对这个只见身影未见面目的女人发生了兴趣。预感到,她可能是个和本案有关的神秘人物。

无独有偶。在姚雨生住处三才里大楼访问群众时,也发现了一条类似的线索,而且更加重要。

姚雨生住在三楼,在二楼住着一位棉纺厂的工人。当天,他下中班,在当晚十一点多回家时,正看见姚雨生和另外一个女人慌慌张张地上楼,他觉得很奇怪。过了大约一个小时,这个女人又慌张地下楼,当时他开了门缝观看,只见她提着一个包袱,向一楼走去。又是只看见一个后影,没看见脸。

又据住在四楼的一名电业局的女干部反映,当天她出差到外地的爱人打回电报说,夜间十一时下火车,她等人心切,不时往楼下看。这天夜间,月明星稀,能见度很大,连远处的水塘都能看到水中的月影。十二点钟过后,夜深人静,她往楼下看时,忽然发现从这幢楼中走出了一个女人,背着一个包袱,向十几米外的小树林中走去,是向马路而去,还是向水坑边走去,因为有树影挡住没看清……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这是办案人员共同注意的焦点。

办案人员的情绪,往往随着案件进展而起伏。这个案件的进展驱散了他们几天的疲劳。在区教育局的人事档案里,发现了姚雨生在七年前填的干部登记表上,清清楚楚地填写:“家庭地址:云山里42号”,“妻:于惠娟,二十六岁,医院护士”。

当地派出所的户口本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户主,姚雨生,....医院医师。”后又改为“某中学校医”。他俩的婚姻栏和其他项目均无变化。

医院掌握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调查证实:姚雨生是已有妻室的人,他和林淑贞结婚是第二次结婚,犯了重婚罪。

十四年前,姚雨生,从南方某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医院任外科医师。五年后,他和于惠娟结婚,医院给他分了一间房。三年后,姚雨生调到某中学当校医。按当时体制是,区卫生局和教育局对校医是双重领导。学校只是业务领导,很少过问人事情况。当时,他看到有空子可钻,,就自称未婚,吃住在学校,每周回家一次,由于校医业务上的便利条件,博得了校领导的信任和好感,在他和林淑贞“搞对象”期间,分给他一间房子。去年又给他开了证明未婚的介绍信,骗取了结婚证……

当公安人员出现在于惠娟面前时,她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对向她所提的问题,几次都是答非所问,语无伦次。只是反来复去的几句话:“他……每星期才回家一次.....我不知道他的事……这些日子我根本没和他见过面……”

据医院领导讲,这几天,她神不守舍,眼泡发肿,精神恍惚,每到中午吃饭时,独自坐在屋里发呆……

护士长和科主任找她谈话,她眼圈阵阵发红,只是说:“没事,没事,我感冒、头痛,睡不好觉……过几天就好了。”

医院的院、科领导一致认为,她有心事、有压力,可能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准备派人进行家访。这个打算,被公安人员婉言拒绝:“这个事,我们办吧!有什么情况,我们再及时联系。”

案件的突破性进展,给侦破工作带来了紧迫感。措施跟不上,就会失战机。兵法所云“兵贵神速”,已成为公安机关侦破工作上的信条之一。

“于惠娟,很可能就是那个几次出现的神秘的女人,她可能和姚雨生一起谋害林淑贞。侦查人员和局领导取得了共识。决定立即对姚雨生、于惠娟拘留审查,对姚雨生居室进行搜查和必要的技术检查。”

人证、物证,在办案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一般说,物证的说服力更强,可是获取物证,通常是难度很大的工程。

经搜查,在姚雨生居室内的床下、屋角、桌子腿下以及地板缝内发现多处陈血痕迹,有经验的检查人员,仅凭嗅觉和目测,就能断定是人血——当然必须经过严格的化验程序,才能起到法律作用。

一小时后,搜查人员又从写字台柜门里、抽屉里,发现了一封来自香港的信和一张汇单。同时发现了一本林淑贞的日记。这个意外的发现。使办案人员相视微笑,从他们惊异的目光中可以看出,这些物证的分量。

对重大刑事犯人,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进行审讯是困难的,有时是徒劳的。必须先从于惠娟身上打开缺口,获取被害人尸体的下落。

晚上八时,夜审开始。目光呆滞,精神萎靡,头发散乱的于惠娟,坐在审讯室,一言不发,对预审员的几次问话都摇头不答。攻心为上。这是预审员的基本功。

“于惠娟,你应该知道,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在生活上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失去丈夫的信任,受了丈夫的欺骗……你对姚雨生,一片真心,可他,另求新欢,犯了重婚罪.....他对得起你吗?”一位中年女预审员在循循善诱地开导她。

她开始哽咽。看来“钥匙”对上了“簧”。

“他在继续犯更大的罪时,却把你拉上当垫背的?对你是真心吗?你有什么必要替他掩盖呢?”

她放声大哭,看来“锁”快开了。

“今天,我们没有充分证据,能把你叫到这儿来吗?有话慢慢讲,你先回答一个问题:四天前的晚上,在三才里,你都干了什么事?”一位三十多岁的男预审员问。

她噗嗵跪在地上连连叩头:我可没杀人,我冤死啦!”

“你快起来,照实说,现在惟一的出路是坦白、揭发,争取从宽处理。任何的幻想都是不现实的!”

“姚雨生,这个混蛋,把我害苦啦,他骗了我好几年,最后临死,还把我拽上了……我说,我说,那天晚上,十点半,他骑自行车到了我们家,二话没说,拉着我就走,两个人骑上自行车,不到半小时,就进了他那个家,我一看,地板上全是血,用被单盖着一堆东西,吓的我没魂了。他给我跪下说,我去年鬼迷心窍,上了这个女人的当和她同居,以后,我后悔了,提出断绝关系,咱俩和好她不干。我今天一气之下,把她宰了,你赶快帮我收拾。你要不干,咱俩一块死……我当时迷了魂,就帮他把卸了尸的那个女人,分装在两个提包和一个包袱里。我分两次扔到离那儿不远的大水坑里。他把地上的血擦干后,都快三点了,把我送回家中,嘱咐我:你要说出去,咱俩都得枪毙……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啦。”

“扔的地方,你还能找到吗?”

“能,不过当时我又害怕,又紧张,怕是记不准了……”

“你先回去吧,以后再找你。”

市局、处、分局的有关领导经过暂短的研究,集合了十几名干警、技术人员,带着必要装备,快速赶到大水坑边,挑灯打捞碎尸。

今夜,残月昏暗,冷风习习,树丛摇曳,水坑边,静的怕人。

在坑的四周架起了四尊照明灯。附近的几幢楼房纷纷亮起了灯光。一会儿又都全部熄灭,谁都能想到,无数只眼睛都在盯着水坑边的举动。十几名公安干警,穿上捞鱼裤和潜水衣,按照于惠娟指的位置下到冰凉的臭水里搜寻。一小时后,初战告捷,获得一个提包,里面是下肢……

两小时后,又在另一位置,获得了小提包中的上肢……

又过了一小时,两名干警才在坑南端捞上一个死沉的包袱,是头颈和胸腔。颈上还挂着项链……

直到鸡叫头遍,才胜利地返“航”。坑边的楼群内,几乎全部开了灯。几百户的群众,都用钦佩的目光,目送着为履行天职而付出千辛万苦的公安干警。

姚雨生进号后,像其他重刑犯一样,一夜没睡。他犹如芒刺在身。看守所里外每个脚步声、查号声、窗外的哨声、远处的警车声……都震撼着他的神经。

由这些声音引起的联想,使他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

他恐慌、后悔、自责、内疚、绝望,各种复杂的心理交织在一起,使他极度紧张。他恨自己不该走重婚这一步;他又骂自己是混蛋,不该对善良的女人下此毒手;他又骂自己是笨蛋,不该叫于惠娟知道,更不该擦地不净留下后患。特别是想到“表叔”那封信和地上的血迹被警察发现,等于两道“催命符”……

想到这里他一会儿出汗,一会儿发冷,好像得了疟疾病。他一闭眼,就恍惚跪在了刑场,难忘的往事和近来的现实,如同电影一样,反复在脑海中出现……

他最难忘的是三年前夏日的一天下午,他在路上行走,被一个骑坤车的女青年撞倒,擦伤了腿,这个女青年很有礼貌地用自己的花手帕给他包扎,连声说,要扶他去医院。当他们双目相视时,他被迷住了,顿时说:“我就是外科医师,不用了,不要紧,你走吧!”她留下了单位电话和姓名——林淑贞。

从此他起了邪念,使用了男人追女人所用的各种“招数”,取得了对方的信任,达到了卑劣的目的。

婚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事。他有个表叔,解放前夕逃往香港,突然以观光的身份回大陆,找到了他,请他吃了一顿饭,问了他许多情况,他如实回答。结果表叔给了他两千元人民币。事后他很害怕,“如果他当了特务,我说的话成了情报,我有十张嘴也说不清,非蹲监狱不可!”他怕被林淑贞发现,没有和她谈及此事。

在前一个月表叔又来了一封信,说他最近还要来大陆并寄来两千元的汇票。他心慌意乱,把信和汇票一起藏在了笔记本内,锁在柜中。

5月21日,他在林淑贞的提包里发现了她的日记。他翻开一看,大吃一惊:“他不断在外面过夜,可能有了外心。使我想不到的是,他居然接到了香港的来信,还有钱!还瞒着我过几天我跟他谈话,如果有问题……”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经过反复思考,他下狠心制订了杀害林淑贞的计划……于是,就发生了所谓林淑贞“失踪”的事件。

一个月以后,日报登了一段新闻:“杀人犯姚雨生,昨日伏法,从犯于惠娟判处十五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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