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慕丰韵
来到晋绥解放区
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率领前委机关和警卫部队，渡过黄河，来到晋绥解放区，经碛口镇到达寨则山。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到山西省临县的双塔村住下了。中央后委机关住在这里。
中央社会部住在刘王沟，距双塔村不远。我把警卫工作布置好后，请假去社会部机关看看老战友，顺便问问晋绥评剧院住在哪里？去看看爱人冀步芳。到了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二室主任方志纯，要我给机关的同志讲讲在战争环境中是怎样执行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安全的任务的。我稍微准备了一下，在一个农民打麦场上给同志们讲了一个多钟头。大意是，毛主席率领前委机关，在陕北战场上同胡宗南23万敌军周旋了一年多的时间，生活十分艰苦，所处的环境十分危险。毛主席和党中央能够在这样艰险的环境里，安然无恙，运用他的智慧调动敌军，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敌人，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陕北群众好，他们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我介绍的情况，受到了欢迎和好评。
天色已晚，在返回双塔村住地时，路过晋绥评剧院，我去看了妻子冀步芳。她已怀孕，身体健壮，脸颊依然红红的，两个小辫子已盘在头的后边，更显得文雅大方。我们沿着山沟小路，并肩挽臂而行，边走边谈。夜幕渐渐降临。重任在身，不能在外时间太长，我们依依不舍地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之后，她随中央社会部向石家庄转移，我仍跟随毛主席、党中央向河北省的西柏坡村行进。一别又是几个月。
1948年3月26日，毛主席决定到晋绥军区所在地﹣﹣兴县蔡家崖村宿营。参谋长叶子龙、副参谋长汪东兴命我先行，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安排住地，布置警戒。晋绥军区司令部早已做好准备。司令员贺龙、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当日夜晚，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住进贺司令员、李井泉政委的房子里。
这里条件比双塔村要好些。主席和中央首长本来可以在这里舒舒服服休息几日，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每天都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1948年4月1日，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出席晋绥干部会议。会址在司令部住地附近，是一个比较宽敞的大房子。我先同晋绥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去现场做了调查。当时，兴县正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阶级斗争很尖锐。晋绥公安局的同志，详细地介绍了兴县的社情和敌情。我心中有了数，本着毛主席在佳县时对警卫工作的两点指示，既要保卫首长的绝对安全，又不能让首长脱离群众的原则，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对首长行动保密，在会场周围的路上布置隐蔽便衣哨，内紧外松。
上午10时左右，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来到开会的地方，全体人员起立，热烈鼓掌。屋里坐满了人，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到会的人鸦雀无声，一个个聚精会神地瞅着台上讲话的毛主席，低头记着笔记，有时笑出声来，有时使劲鼓掌。毛主席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同时也指出，在一些地方土改中犯有"左"倾错误。他说："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党和群众关系的问题，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
在这次讲话中，毛主席详细地、透彻地阐述了土地改革在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说："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
讲话快结束了，他告诫全党："我们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工作路线的各项具体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二天，晋绥军区宣传部和晋绥日报编辑部的同志，又邀请毛主席去给报社的同志讲话。毛主席同意。1948年4月2日，毛主席在李井泉政委的陪同下，一起来到晋绥日报编辑部，同大家座谈报纸的宣传报导工作。毛主席又做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的政策，不光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上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这和打仗一样，要打好仗，不光要干部齐心，还要战士齐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又说："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我们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但是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群众路线不能贯彻，他们还是只依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毛主席还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当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群众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使不懂的变成懂的，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
毛主席最后要求编辑部的同志要认真办报，把报纸办好。他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的。这是我们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群众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风格。"
向晋察冀解放区前进
1948年4月4日，毛主席和党中央率领前委机关离开晋绥军区所在地蔡家岩，继续踏上移驻西柏坡村的路程。我们这支900多人的队伍，一直朝着东北方向前进。经兴县、苛岚、神池，6日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管辖的代县城。在这里，遇到前来迎接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晋察冀军区保卫部长许建国同志。当晚，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同许建国同志进行了座谈，了解晋察冀解放区的情况。第二天的清早，汪东兴和我把毛主席和各位中央首长的生活习惯，毛主席对警卫工作的两条指示，向许建国同志做了介绍。
1948年4月7日，毛主席和中央前委机关继续前进。我遵照司令部的部署，先行打前站，目的地是繁峙县的坝墙子村（现改名白强村）。毛主席和中央前委要经过五台山到晋察冀解放区所在地阜平县的城南庄村。
我带着一个通讯员吃过早饭，骑着马走了将近一个上午，来到坝墙子村。这个村地处五台山的山脚下，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我先找到村长，向他说明来意。
当时，前委机关和警卫部队的番号，已改为"教导旅"。我对老村长说："我是教导旅的，今晚有部队在此路过宿营，请帮助安排住地。"
这个小山村，人家不多，住房也少。村长听了有些为难。问我："你们有多少部队？"
部队数字是军事机密，我不能如实地告诉村长，但又不能不说。低头想了想：随司令部住在坝墙村的只有警卫科、机要科、总务科和一个步兵连，大约有300多人。遂对村长说："在坝墙子村宿营的有300多人，其他部队住在周围村庄。"村长似乎松了一口气，同我拉起话来，问我："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河西过来的人民解放军。"村长高兴了。拉着我的手说："走，咱们去看房子。"消息很快传到全村。老百姓听说是从黄河西面过来的人民解放军，主动腾房子。一家合住一个屋，两家合在一个院。小山村沸腾起来了。
在腾出的房子里，我为毛主席和司令部专门选了两个住处。毛主席办公、休息需要安静，我看好民兵队部存放地雷的房子，地势好，房屋靠山，房前有一条小河，离大道也较远，地势隐蔽，便于警戒，只是里面存放了些土造地雷。我让村长动员民兵把地雷搬到离住地有700多米远的一个山洞里存放。同时勘察了地形，选定了哨位，我叫通讯员，把屋子打扫的干干净净。
刚刚安排好，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率领前委机关和警卫部队来到了。我把毛主席引进安排好的院子里。毛主席看看周围环境清静，满意地问："就住在这里吗？"我说："是"。卫士班的同志很快把行李搬进去，用两扇门板搭了个床铺，用随带的装书木箱子搭了个桌子，把带来的布躺椅放在书箱子旁边，供毛主席办公、休息用。毛主席没有进到房间，在院子里散步。
司令部、警卫科、机要科、总务科和连队，也都住下了，开始工作。
周副主席要亲自察看毛主席的住地，命他的卫士长把我叫去问："毛主席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没有？住在什么地方？"我用手一指说："就在那边的山脚下，主席正在外面散步。"周副主席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担心，说："走，去看看。"我引着周副主席沿着山村小道向毛主席住的地方走去。
毛主席已进房子里办公。周副主席在外面看了看，也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安静，房子也比较宽敞，遂问："房主都搬到哪里去了？"
我说："这里是个空房子，民兵放地雷的地方。"周副主席听说是放地雷的地方，脸色立即严肃起来："地雷还在里面吗？""都已转移到附近的山洞里。""距这里（指主席住的地方）有多远？""大约有700多米。""万一响了，会危及主席安全吗？"我肯定地回答"不会。"
周副主席的问话像连珠炮似地，一个接一个。我一一做了回答，周副主席仍不放心："走，我们去看看！"到了放地雷的山洞子前面，他又用步来量距离，一步一步地走到毛主席的住处，算了一下，相距不是700米，而是将近1000米，他才放下了心。
入夜，一场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而来，一夜之间，山头、树梢、房屋、道路都落了厚厚一层白雪，不要说攀登五台山，就是在大马路上走也难行进。大雪仍然下个不停。大雪封锁了山路，部队的指战员都在思索一个问题：何日才能翻过这太行山的屋脊呢？
过五台山
1948年4月11日，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大路上的积雪开始溶化。我们这支小部队要继续前进，司令部决定从坝墙子村出发上山，派我和警卫团参谋长古元兴带着警卫排和一个步兵连，沿着上山的大路清扫积雪。强烈的阳光和皑皑的白雪，刺激得眼睛睁不开，干了一会儿，我和一些同志的眼睛红肿起来，疼痛难忍。
吃了午饭，我和古元兴跟随周副主席及许建国同志带着一个连队先行出发，一是探路，布置沿路的警卫力量；二是先行上山做些安排，察看地形，安排住地警卫。目的地是杨林街，由北岳区主任张连奎和五台县县长周官带路。路很滑，因风大、天冷，人不能站在大道旁，更不能站在山顶的凹口上。警卫战士在积雪层里打了个雪窑洞钻到里面，既可以向前瞭望，执行警卫任务，又可以避风、避雪。到了杨林街，我为毛主席和前委机关安排好住处，勘察完地形，制定好警卫计划，又遵照周副主席的命令，返回山顶，迎接毛主席和前委机关。
毛主席、任弼时同志和前委机关是下午两点以后离开坝墙子村的。我带着通讯排的四位同志在毛主席和部队必经之地等着，寒风刺骨。五台山的气候，变化无常，队必经之地等着，寒风刺骨。五台山的气候，变化无常，时而晴天，时而雪片飞舞，时而阳光如火，时而北风呼啸。我们几人，躲在雪窑洞里避风，身上稍微暖和一点。大约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毛主席一行乘坐吉普车来到叶华岭的鸿门岩。我迎上前去，向毛主席和任弼时同志简单地讲了前面道路的情况。要下山了，车轮打滑，司机周西林把车轮子上绑了铁链子，稍微好一些。路旁是悬崖，为了安全，我建议毛主席下车步行。毛主席从车上走下来，警卫员顺手把事前准备好的一条木棍子递了过去。毛主席和我们一步一步地向山下走去，边走边同警卫战士讲起五台山的历史来了。他说：五台山原名清凉山，北齐以后才改叫五台山。我们顺着毛主席用棍子指的正前方，远远望去，掩映在白雪里有五座高耸的山峰，依稀可见，分布在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五座山峰像五朵正在开放的莲花，挺立在群山之中。每座山峰上面还用石头建筑一个台子，通称五台。
在路上我们问了几个喇嘛，他们说：山峰上面风大、雪大、气候寒冷，寺院和菩萨都是用石头修筑和雕刻的。常年没有人上山去。
从山上下来，天色已晚，已是掌灯时分。在山脊的凹口处有一个小山村，位于五个台的当中，名叫怀台。除了几家小饭馆外，没有人家，尽是一座座的喇嘛庙，组成一条很长的街道，名叫杨林街。《水浒传》讲的鲁智深醉打山门，就是从杨林街上山的。在街上看不到种地的农民，来来往往的多是穿长袍的喇嘛和身披袈裟的和尚和尼姑。
我安排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住在杨林街的塔院寺内。这是一座很大的寺庙，寺内有珍藏释加牟尼"舍利"的白塔，老百姓叫大白塔。据说，比北京城的北海的白塔还高，直冲云霄。是五台山的一景。
塔院寺的方丈，早把他的方丈院腾了出来，让给毛主席住。在方丈院的前面，还有二处院落，一处由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和陆定一同志以及司令部住，另一处由警卫科和警卫排住。山上气温低、潮湿，我要卫士班给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的屋内，各生了一盆炭火取暖、去潮。炭火刚生上，炭气大，过早的放在屋内，容易中煤气。为了以防万一，我叫警卫班先把炭火盆放在院里，待炭烧红，再搬到屋里。
1948年4月12日，这一天毛主席起来的比较早，吃完早饭，上午10点多钟，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由塔院寺走出来，出了山门，顺路参观了五台山的显通寺。这是五台山上最大的一所寺院，占地120亩，有七座大殿，四百余间殿堂。显通寺的正殿是用铜铸造的。造型优美，结构也很完整。周官同志介绍说：这个殿是明朝万历年间造的，用铜一百万斤，来自十三个省的一万之家。里面还有不少小型佛像是用纯金铸造的，土改运动中，被农民拿走一些。毛主席听到这些情况后说："在土地改革中，政府应该保护国家文物。"
由显通寺出来，到菩萨顶，也是很大的一个寺院。其特点是四百余间殿堂，全都建在山顶上。殿内有一口大铁锅，传说是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过腊八节时，喇嘛用来煮"腊八粥"的。刷锅时，和尚要下到锅底去洗刷，需把梯子放在锅里，刷锅的和尚足登着梯子才能爬上来。在这里，毛主席发现一些经书被毁坏了，很惋惜。
参观了显通寺、菩萨顶，回到塔院寺休息、吃饭。下午，毛主席率领前委机关又出发了，慢慢向山下走去。飘浮在人马周围的浮云，渐渐散去，脚底下的残雪有的溶化了，气候转暖，太阳压山的时候，来到五台山下的一个小村庄，叫下关还是龙泉关，我记不清了。人家很少，只有30多户，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和前委机关在这里和附近几个村庄住了一夜。这里已是晋察冀解放区了。
在城南庄
城南庄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位于河北省阜平县境内。
城南庄，距阜平县城三十多里地，距保定三百多里。周围山峦重叠，山路狭窄，耕地甚少。庄外是胭脂河，河滩绿树成林，显得宽敞些。这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1937年聂荣臻司令员，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命令率领115师的一部分来此开辟工作，到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解放区已直接威胁敌人统治的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等重要战略要地。
聂荣臻司令员和刘澜涛同志知道毛主席和前委机关要到这里来，把司令部院里的几处平房腾了出来，做为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临时休息的地方。院子很大，房后靠山，山中挖有防空洞。清静、安全。
1948年4月13日，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率领前委机关来到城南庄。晚上，在司令部大院里放电影，毛主席和大家一起坐在露天大院子里，看了一会儿。原定看完电影，听取晋察冀解放区政府关于土改情况汇报，罗瑞卿、肖克、赵尔陆等一些军事指挥员来到毛主席住处看望主席。毛主席、周副主席同他们打了招呼就谈起有关军事方面的一些事情，一谈就是几个钟头。接着，由聂荣臻司令员汇报晋察冀边区土改的情况，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都参加听取汇报。整整谈了一个通宵。
当时我才29岁，熬了一个通宵，身体觉得疲倦，而毛主席精神甚好，散会后，在院里散了一会儿步，吃了点饭，才去休息。
几天过后，中央前委机关决定到中央工委所在地平山县（当时叫建屏县）的西柏坡村与中央工委汇合。毛主席从重庆谈判回来，就感到有些疲劳，接着又在陕北坚持战争，同胡宗南的二十三万敌军周旋一年多，身体越来越弱。聂荣臻司令员建议毛主席留在城南庄多住几日。毛主席接受了聂司令员的建议，决定留在城南庄休息，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率领前委机关去建屏县西柏坡村，与刘少奇同志、朱总司令主持的工委机关汇合。由汪东兴同志率领一个警卫连和警卫排负责毛主席的警卫工作，我随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及前委机关来到西柏坡。
前委、工委汇合西柏坡
1948年4月23日，我随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率领的前委机关来到建屏县西柏坡村，经过长途拔涉的中央前委机关，终于与早在这里的少奇同志、朱总司令主持的工委机关汇合在一起。
西柏坡是个有一百多户人家比较富裕的小山村庄，在太行山的山脚下，清彻透底的滤沱河绕村而过，两岸滩地肥沃，一年四季种麦种稻，堪称鱼米之乡。东行60多公里，即是华北重镇石家庄。
西柏坡村，属晋察冀解放区建屏县管辖，是我党领导下的革命老根据地。1938年，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同志奉命率部队来到平山县开辟根据地，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扩大部队，抗击日寇，积劳成疾，于1938年6月13日在平山县小觉村病逝，享年48岁。当地党和政府为纪念他，将平山县的一部分村镇划出来，另成立一个县，定名建屏县。周建屏同志是我党的老党员、老红军，云南省宣威县人，1890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辛亥革命，南昌起义，历任红军的旅、师、军等重要职务。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的旅长，随聂荣臻司令员来到华北，开辟晋察冀根据地，被委任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1948年5月3日，我正在参加机关的一个会议，接到警卫排长阎长林同志由城南庄打来电话，说飞机轰炸城南庄。我的头轰的一下膨胀起来，忙问："毛主席怎么样？""主席安然无恙。"听了这句话，我的紧张神经，慢慢松弛下来。停了一会儿，我说："你把当时的情况说一说。"阎说："主席吃了安眠药，刚刚躺下，敌机就来了，聂司令员听到飞机声音，急忙来到主席住处，动员主席起来躲避躲避。主席很坦然，在警卫员的扶持下，进了防空洞，炸弹就爆炸了，房子没有炸坏，屋子里的东西都震坏了。""炸弹扔在什么地方？""投在主席住的院子里，真险呵！"
我身上出了一阵冷汗，慢慢地放下电话机。事后，阎长林同志告诉我：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聂司令员经过周密的选择和布署，将毛主席送到距城南庄10公里、曾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住过的、一个叫花山的小村庄，这里极偏僻，又严密，有山有水，环境幽静。
敌人轰炸城南庄，我心里一直纳闷：毛主席和党中央进驻城南庄，保密工作很严，知道的人甚少。敌人是怎么知道的，又怎么知道的那么具体？思前想后，我怀疑有内奸。
军区保卫部查了很久，没有头绪。以后保定解放，从缴获的敌伪档案里发现，是内奸给敌人送去的情报。军区保卫部顺线追踪，终于把隐藏在军区纸烟厂里的特务分子和被他收买过去的小伙房事务长挖出来了，全案真相大白。
敌人轰炸城南庄，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公开拿枪的敌人，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暗藏的敌人是看不见的，也是最危险的。西柏坡村增加了防空哨，加强了对空的监视力量；对住地周围环境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做了部署，建议地方政府把户口管理起来，切实把地方公安保卫工作做好，确保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
【慕丰韵（1919年7月17日～2012年12月17日)，汉族，山东蓬莱人。1938年1月，参加抗日革命组织，先后任战士、班长。1939年9月，在八路军山东纵队任宣传干事、代理副教导员。1938年到1940年，先后在胶东、山东纵队军政干部学院、延安八路军军政学院以及延安中央社会部保卫训练班学习。1942年，调中央社会部工作。1947年2月，任人民解放军总部直属支队中央警卫科长。1948年5月，任河北省建屏县（现平山县）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1949年2月起，先后任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局长和北京市公安局警卫科科长。1950年10月起，先后担任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警卫处副处长，五处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四人帮”的诬陷迫害，被关押、审查长达5年之久。1978年，调公安部边防保卫局担任领导工作。1980年1月，任边防保卫总局（正军职）局长。1983年7月离职休养。2012年12月1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