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原名火秀，后更名为仁坤，是洪秀全的族弟。他出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的一个农家，自幼勤奋好学，熟读儒家经典和历史书籍。

1843年，洪仁玕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未能考中秀才。同年，在洪秀全的影响下，他开始信仰基督教，并加入拜上帝会。期间有八年时间流亡于香港等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1859年4月22日，终于回到天京与洪秀全团聚。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洪仁玕在江西被清军俘获。1864年11月，洪仁玕在南昌被清政府处死，享年42岁。

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洪仁玕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田起义时，洪仁玕并未参与，后也未加入太平军。也未进入天京，而是在各地流落。他曾接触了一些新的思想。从1851年4月到1859年4月，洪仁玕经历了八年的流亡生活。

这八年成为洪仁玕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在这段时间内接受了系统的基督教训练，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除了游历上海、广州等商埠，他还曾在香港教会任职多年，与西方教士频繁交流。在《资政新篇》中，他列出了与他友好的外国人名字，总计23人，其中包括英国外交官“米士”和“威大人”。在香港，他还结识了一批有留学经历的华人精英，如黄胜、黄宽和容闳等。这些经历促使他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入考察，而香港的变化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启示。

洪仁玕对世界的认识远比洪秀全深刻。《资政新篇》的内容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无直接关联，其新颖之处主要源于作者在流亡期间所接触的新事物和新思想。洪秀全之所以赞同《资政新篇》，主要是因为洪仁玕想让洪秀全了解更多外部世界。此时，洪仁玕对西学的认识影响了洪秀全，容闳称赞洪仁玕对欧美国家的了解超过其他人，甚至超过洪秀全。英国外交官富礼赐也认为洪仁玕是中国最开明的领袖之一，如果他这样的人主导太平天国，中国可能会迅速强大。但遗憾的是，洪仁玕在南京的王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洪仁玕虽然认识到了西学的先进和学习西方的必要性，但却未能洞察列强在华的险恶用心。作为近代外交新思维的首倡者和实践者，洪仁玕从洋人那里接受了近代国际观念。他原本以为在太平天国摈弃天朝大国的观念并主动示好后，会赢得列强的好感和外交承认。然而，一连串惨痛的事实让他如梦初醒，逐渐看清这些“文明”国家野蛮虚诈的另一面。

在被俘后所写的亲笔供词中，洪仁玕将太平天国败亡的原因之一归结为“鞑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可谓字字血泪。在近代中国，认清列强贪婪阴险的一面并不容易，而洪仁玕以其个人经历昭示了近代国人滞重而又曲折的认识西方过程。

此外，由于缺乏艰苦卓绝的起义立国过程的洗礼和军旅生活的锤炼，洪仁玕的思想流于迂阔。他所渲染的耶稣登山宝训和第六天条“勿杀”与当时残酷斗争形势明显不相协调。相比之下，洪秀全对此有着清醒认识。

就见识和节操而言，洪仁玕无疑是太平天国一流的人才。他的到来给沉闷的政局带来了生气，为这场旧式农民运动注入了新的观念和意识。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先进思想逐渐被岁月所磨钝，未能充分发挥其价值。

洪仁玕在初到南京时被委以总理朝政的重任，位列群臣之首。出于对族兄洪秀全的知遇之恩和血缘亲情的因素，他对洪秀全竭尽愚忠。尽管在阔别十年后再度聚首时，彼此的志趣已有明显区别，但为了维护洪秀全的地位和权威，每当自己的思想与洪秀全相左时，他总是服从、迁就对方，从而阻碍了自己思想的发展。同时，由于资历较浅，他时常受到一些功臣宿将的掣肘。虽然名为首辅大臣，但远不能与当年的杨秀清同日而语，并不握有实权，这使得他在后来的著述中仅剩下一个明确但又笼统的主题——攘夷，即推翻满人统治。在《四十千秋自咏》一诗中，他感叹“不惑之年惑转滋”，流露出些许怅惘和困惑，隐约反映了其内心的苦闷。

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南京，不仅地点的改变意味着文化环境的改变，更标志着他人生主旨的转变。这一转变直接导致了他的新旧观念此消彼长。在被捕后，他在南昌曾谈到洪秀全当初拜上帝的缘起，表示天王“后来得到九本书，名为《劝世良言》，书中阐述了拜上帝的道理。他天生聪明，从此大彻大悟。”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洪秀全的思想对洪仁玕的影响之深。而在他临终前所写的绝命诗中，他并未提及宗教和近代化方案，而是满怀激情地表达了他的壮志未酬，以“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的誓言，用正值英年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