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剧照

宋太祖为何不用陶谷？

文/墨 扬

《宋史 · 本纪 · 卷一》记载了一个颇有意思的历史片段：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威逼年仅7岁的周恭帝禅位。为了给自己篡位当皇帝“正名”，赵匡胤亲自导演了一出禅让戏，企图堵住天下百姓悠悠之口。可是，由于行事仓促，在举行禅位大礼时未来得及撰写禅文，而这禅文却又是缺少了不行、粗糙了会丢面子的要件。

就在这情急关头，翰林承旨陶谷站了出来，弄出了一档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出周恭帝禅位制书于袖中”，亦即打袖中掏出了一份事先拟好的周恭帝禅让书。书中引经据典，妙笔生花，活脱脱地把一个逼宫篡位之为，倾诉成了周恭帝畏天命、顺天意、识大贤、效圣尧的竭诚之举。同时，对赵匡胤歌功颂德，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经这一神操作，一下子让赵匡胤黄袍加身篡位，摆脱了一个可以称得上历史性的尴尬。

陈桥兵变剧照

禅让大礼仓促而行，却能圆满而成，陶谷的这个事先有备，远胜上楼给梯、雪中送炭、瞌睡给枕头，可谓立了奇功。按照众臣思维，宋太祖必报以厚奖，委以重任。

可是，事实并未如群臣所想。赵匡胤坐上龙墩之后，只是物质上重赏了陶谷，在官位上却仍然让他担任虚职——翰林学士。赵匡胤这是为何？这里面有几个意思？满朝文武一时有点头懵。

这陶谷，在北宋初年算上是一位绝顶聪明的文人，博通经史，文章过人。从五代后晋开始，他就在朝中起草文书，历仕后汉、后周，到宋代依然在翰林院当老资格学士。宋人称其“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赵匡胤陈桥兵变之时，陶谷并未参与兵变密谋，而只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揣摩，就事先起草好了后周的禅让文告。就这股聪明机灵劲儿，让谁都得目瞪口呆。

那么，宋太祖为何不用陶谷？

对于宋太祖来说，当陶谷从袖筒中拿出禅位诏书来时，相信他也会被“惊呆了”：啊呀，一次绝密的政变，竟然被一个局外的文人猜中，且还料想到了政变发起人没有想到的细节，事先安排了预案，这先棋一着的准备，需要绞多少脑汁啊？！

但是，这种令人“惊呆了”也是双面的：一个前朝的大臣，当政权易手之时，不是去想着怎样辅佐幼主，而是提前窥测风向卖身投靠，这需要多么无耻的心态啊！所以，赵匡胤虽然受益于陶谷关键时刻搬来了“梯子”，但作为开创大宋基业、在历史上还算得上明君的“宋祖”，内心里却极其鄙视这种有奶便是娘的小人。尤其是基于对立国之初重用一“小人”，往往群“小”蜂拥的可能考量，硬是不用陶谷。这一“硬是”固然超出群臣意外，更让陶谷失望，却令后世称颂。

历朝各代，无论是江湖还是庙堂，姓名不同、行径各异，趋炎附势、阿谀奉迎、投机钻营、卖身求荣的陶谷之辈，总是不乏其人，可以说这是官场及权力社会必然的寄生物。但是陶谷之辈能否得逞，却是不尽相同的。

平实而论，陶谷之辈都是有本事有心眼儿的人。没有本事到不了领导身边晃悠，没有心眼儿发现不了机会，自然遑论什么奉迎、钻营。问题在于，太多太多的教训是——抬轿子目的在坐轿子。一旦稍有得逞，他们往往便按捺不住内心的猖狂，抑制不了行为上的嘚瑟，暴露其“子系中心狼”的本来面目，以致形成了一个大致相同的历史规律。

这就是：陶谷之辈得势，小人逞强，民众遭殃；贤达之士显能，小人隐行，事业兴旺。宋徽宗用倡奢乱政的蔡京、明世宗用奸诈狠毒的严蒿父子、明熹宗用擅权误国的魏忠贤、乾隆用八面玲珑的和珅……似乎都可作为前者的佐证；而平原君不计前怨荐赵奢、刘邦用出身不好的韩信，曹操用以檄言恶毒咒骂自己的东琳，唐太宗用犯颜直谏的魏征，正是后者的史册亮点。

仔细观察一下，现实社会中或许就在你的身边、你的周围，也不无陶谷遗风，不乏陶谷之辈，有的地方和单位甚至此风盛行、颇有市场，且不乏得逞之徒。因此不能不引起领导者们的重视。于是，宋太祖不用居心叵测的陶谷便成了史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