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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张耀宗，1959年生在四川赤水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家里算是普通人家，日子不穷也不算富裕。

我是家里的长子，还是长孙，从小就在一堆弟弟妹妹里头被爷爷宠着长大。爷爷说，我是我们这一支的“顶梁柱”，名字也是他取的——“耀宗”，意思就是希望我能光耀家门。

那时候，这名字听得我心里发热，总想着将来能干出点名堂来，不辜负老人家的期望。

可惜我脑子不算太灵光，书读到初中，成绩平平，家里也没多大能力供我继续念下去。

1974年，我十六岁，扛起锄头跟着家里人下地干活。种地的日子枯燥又辛苦，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总想着能跳出这小村子，干点不一样的事儿。

机会来了，1976年冬天，村里贴出了征兵的通知。爷爷一拍大腿说：“就是它！去当兵，耀宗，这条路好！”

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冬天，我揣着《入伍通知书》，坐着火车一路向北，心里头全是新奇和热血。

却不知，这一走，就是七年，这七年不仅改变了我，也让我对人生有了说不出的感慨。

到了部队，我才发现，这里比我想的更苦，但也比我想的更有干劲儿。

我们新兵连在内蒙古边境，天寒地冻，我这个南方娃第一次见雪，刚开始还觉得稀奇，可没几天，就知道这玩意儿可真折磨人。

每天训练，手冻得麻木，脚也没感觉，但谁都不敢偷懒。教官说：“部队里能留下来的，都是扛得住苦的人。”

我听了暗暗下决心：一定不能丢爷爷和家人的脸。

新兵连结束后，我被分到了一支边防连，条件更艰苦，吃得差，住得冷。可是我觉得，年轻人嘛，就得有点骨气，既然来了，就得干出点样子。

于是，无论是拉练、站岗，还是学习军事技能，我都抢着上。

慢慢地，连里的老兵对我另眼相看，连长还夸我说：“小张子，脑子活，手脚麻利，是个好苗子。”

1978年，我提了副班长，当时我高兴得一宿没睡，觉得自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同年底，我因为抓住一次营救边民的机会，立了个人三等功。

那天颁奖时，我站在连队前，听着宣读我的名字，感觉腰板都硬了。

后来，连里还把我提拔成了文书，说我有文化、能写会算，这可是升职的好机会。

说实话，文书的工作不轻松，天天和文件、报表打交道，别的战友训练，我得写材料，熬夜更是家常便饭。

可我心里高兴啊，想着只要好好干，这提干就八九不离十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1979年底，上头下了通知：战士提干的政策取消了，改成军考，而且得是高中毕业才行。我们这些文化低的老兵，直接断了路子。

我听到消息的那天，心里空得很，觉得多年的努力白费了。我们连里好多老兵都愁得不行，有人气不过，偷偷抹眼泪。

我却咬牙对自己说，没关系，还有转志愿兵的机会！

接下来的几年，我愈发努力，心里只有一个目标——争取转志愿兵。志愿兵虽然不是干部，但复员后国家也给安排工作。

对咱农村兵来说，这就是一条跳出农门的好路子。

1982年，机会终于来了。年底连里要向上报一个志愿兵名额，大家都在猜这个名额会落到谁头上。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生怕表现不好，最后名额没了。我觉得自己有优势，毕竟我是老兵，业务能力又强，还有个个人三等功，怎么想也该轮到我了。

可是结果却出乎意料，名额给了给养员吴德志。他资历比我浅一年，荣誉上也差点，只有一个集体三等功。

听到消息的那天，我心里那叫一个堵得慌，觉得连长和指导员肯定有私心。气不过，我跑去找连长问个明白。

连长只说了句：“组织决定的事，你必须服从！”

说完，他就不再理我。我越想越不甘，觉得他们根本没拿我当回事。

连里关系好的老魏指导员过来劝我：“小张，别太执着，明年还有机会。”

可我哪听得进去，当时心里只想着离开这个地方。

到了年底，部队通知退伍，我没犹豫就交了申请。

办手续那天，战友们来送我，有人红了眼圈，我心里其实也难受，但还是故作轻松地说：“不就是换个地方干活嘛，咱回去一样有出路！”

可心里那股委屈和怨气，却怎么都压不下去。

退伍回到家，日子平静下来，可我心里头一直堵着这事儿。爷爷看出我的心思，只说了一句：“人活一辈子，凡事得看开些，强求不得。”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暗暗较劲儿，想着一定要出人头地，证明给他们看。

退伍回乡以后，生活说不上好，但还算过得去。家里虽然对我在部队没混出个“干部”身份有点失望，但到底是自己的儿子，总不能再给脸色看。

爷爷倒是看得开，他劝我说：“耀宗，回来了也好，部队那条路走不通，回家还能干别的事，咱男子汉有的是办法活出样子！”

我听着，表面点头，心里却憋着一口气，总想着得干点什么证明自己。还真让我碰上了个机会。

1984年初，家里镇上的酒厂开始招保卫，说是要招退伍兵。父亲跑来问我：“这活你干不干？听说酒厂是个肥差事。”

我一听就答应了，心想，这是个立足的机会。

进了酒厂，我被分到了保卫科，主要工作就是巡逻、看守仓库，还有跟车押运。工资不高，但稳定。

每天穿着制服在厂区转悠，偶尔押送一趟货回来，兜里还能多几个补贴。虽然这日子比不上部队上那种热血劲儿，但起码安稳。

刚上班没多久，我就遇到了老家媒人给介绍的一个姑娘。说起来也巧，这姑娘的父亲正好在我们酒厂当车间主任。

媒人话说得好听：“人家姑娘心细贤惠，你在厂里也算一条路，结了婚少不得有人照应。”

我倒是没多想，见了面聊了几次，觉得她人不错，性格也温和，就这么定下了婚事。

婚期定在1985年的“五一”，眼看日子近了，我开始忙着发请帖。

家里村里的亲戚朋友自然少不了，之前在部队一起退伍的几个战友，我也挨个写了信，问他们能不能来。

至于还在服役的战友，我只给炊事班的老胡写了一封信。一来老胡和我关系好，二来也没想其他人会有时间搭理我。

没想到，老胡的回信挺快的。信里除了祝福我，还提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他说连长和指导员特地找他聊了我的情况，还问了我结婚的事。

老胡开玩笑说：“张子，说不定他们还会给你寄个大红包！”

我看着信，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有些感动，觉得连长和指导员没把我忘了；另一方面又有些不信。

毕竟，当初因为志愿兵的事，我心里对他们还是有怨气的。可是转念一想，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人家关心我，总不能还揣着别扭吧？

就在婚礼前几天，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收到了一封从部队寄来的信，寄件人正是当年的魏指导员。

信封不厚，里面只有一张纸和一张汇款单。我捧着信，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似的，砰砰直跳。

拆开信后，我仔细看了起来。魏指导员在信里先是祝贺我结婚，说听说了我的婚事，特别高兴。

他还说，部队里很多战友都记得我，连长更是一直惦记着我。说到这儿，我心里一热，之前那些怨气似乎淡了几分。

可是接下来的内容，却让我瞬间愣住了。魏指导员解释了当年志愿兵的事，说名额是团部点了吴德志的名字，原因是他的哥哥在战场上牺牲，是一名烈士。

部队为了照顾烈士家属，特批了他转志愿兵的资格。而这一切，连长和指导员当年是没办法对我直说的。

我看着这段话，手有些发抖，心里像是被什么狠狠揪了一下。

原来，我一直以为的“偏心”和“打压”，竟然是这样一个沉甸甸的原因。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当时的感受，更多的是一种羞愧。

信的最后，魏指导员还说，他们两个凑了一笔钱，算是对我的婚礼贺礼，并特别嘱咐：“耀宗，这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要不然我们可真过意不去了。”

看完信，我脑子里全是乱的，一时间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难过。这封信，像是一场迟来的告白，把我埋在心里几年的那些怨念，一下子都冲散了。

信读完了，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发了半天愣。那时候心里翻江倒海的，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原来，我这些年心里藏着的那点怨气，那点不甘，全都不过是自己胡乱猜测的产物。可最让我难过的，不是误会了连长和指导员，而是吴德志背后的故事。

吴德志的哥哥，我是知道的。那人长得高高瘦瘦，话不多，总是带着笑。听说他是炮兵营的排长，打仗的时候总是冲在前头，谁能想到，后来竟然牺牲了。

我能想象吴德志母亲一个人拉扯两个儿子有多不容易，现在大儿子没了，部队肯定要给人家一个交代。

想到这儿，我心里那点不平早就烟消云散了，只剩下说不出的愧疚。

当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这些事儿。后来，我爬起来，开了灯，写了一封信给魏指导员和张连长。

信上我把这几年的误会都道了个清，还感谢他们的培养，说我在部队的这些年，是我一辈子最难忘的经历。

我还特别提到那张汇款单，说他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收，得还回去。

第二天，我把信寄了出去，心里也轻松了不少。可谁能想到，一个月后，部队又回了一封信，这回是连长亲自写的。

他在信里写：“耀宗，这份钱你一定得收下，不是咱们讲究什么面子，而是我们真心为你高兴。再说了，这是你值得的，我们做领导的，欠你这么多年的解释，这点心意不算啥。”

信里还说，如果我不收，就算是没原谅他们，这句话把我看得眼眶发热。

张连长那人，我太了解了，平时一板一眼，做事从来不带半点情绪，能在信里写这些话，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哪还能坚持，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把钱收了下来。

婚礼那天，虽然部队里没人到场，但我总觉得他们其实在远处祝福着我。后来，每年过年，我都会给老连长和指导员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我的近况。

无论是升职、调岗，还是我妻子生孩子，我都要写信告诉他们。他们也总是耐心地回信，叮嘱我踏实做人，努力生活。这些信件成了我家柜子里最珍贵的东西。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四十多年了。如今我早已退休，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日子过得红火，家里也添了孙子，我这心里满是踏实和满足。可每当我翻出那些老信件，心里总会泛起一阵阵涟漪。

2013年的一次老战友聚会，我终于见到了张连长和魏指导员。三个人坐在一起，聊起那些年的事儿，我一边听一边红了眼眶。

张连长拍拍我的肩膀，说：“耀宗，你小子现在有出息了，我们没白惦记。”

我赶忙回了一句：“连长，当年我误会你们的事，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魏指导员摆摆手，笑着说：“年轻人谁没点脾气？重要的是你后来活明白了，这就够了。”

现在回头看，我在部队的那些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它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坚持，什么是担当。

如果有来世，我还是愿意再穿一次军装，再敬一次军礼，再和那些可敬的战友并肩作战。

因为部队，不仅成就了我，也让我学会了真正的做人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