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芹十论》是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26岁时所作，此书从第一论以至于第十论，无一不是精辟之论。同时，这也是一部很好的军事论著，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辛弃疾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已被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

臣闻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于；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虏人凭陵中夏，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尝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大父臣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留京师，历宿毫，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常令臣两随计利抵燕山，谛观形势，谋未及遂，大父臣赞下世。粤辛巳岁，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常鸠众二千，逮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夏，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不幸变生肘腋，事乃大谬。负抱愚忠，填郁肠肺。官闲心定，窃伏思念：今日之事，朝廷一于持重以为成谋，虏人利于尝试以为得计，故和战之权常出于敌，而我特从而应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几而京城之围急，城下之盟方成而两宫之狩远。秦桧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则战，倦则和，诡谲狙诈，我实何有。惟是张浚符离之师粗有生气，虽胜不虑败，事非十全，然计其所丧，方诸既和之后，投闲蹂躏，由未若是之酷。而不识兵者，徒见胜不可保之为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为膏肓之大病，亟遂[齿乍]舌以为深戒。臣窃谓恢复自有定谋，非符离小胜负之可惩，而朝廷公卿过虑、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计，正以此耳。

恭惟皇帝陛下。聪明神武，灼见事机，虽光武明谋，宪宗果断，所难比拟。一介丑虏尚劳宵旰，此正天下之士献谋效命之秋。臣虽至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愤所激，不能自已。以为今日虏人实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预备乃为无患。故罄竭精恳，不自忖量，撰成御戎十论，名曰美芹。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先审其势，次察其情，复观其衅，则敌人之虚实吾既详之矣；然后以其七说次第而用之，虏故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臣先物之机，志在必行，无惑群议，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烈无逊于唐太宗。典冠举衣以复韩侯，虽越职之罪难逃；野人美芹而献于君，亦爱主之诚可取。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怜其愚忠，斧质余生实不胜万幸万幸之至。

用兵之道，形与势二。不知而一之，则沮于形、昡于势，而胜不可图，且坐受毙矣。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土地之广，财赋之多，士马之众，此形也，非势也。形可举以示威，不可用以必胜。譬如转嵌岩于千仞之山，轰然其声，巍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堑留木柜，未容于直，遂有能迂回而避御之，至力杀形禁，则人得跨而逾之矣。若夫势则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济。譬如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纵自我，不系于人，有轶而过者，抨击中射惟意所向，此实之可虑也。自今论之：虏人虽有嵌岩可畏之形，而无矢石必可用之势，其举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未欲用以求胜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为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亦未详夫形、势之辨耳。臣请得而条陈之：

虏人之地，东薄于海，西控于夏，南抵于淮，北极于蒙，地非不广也；虏人之财，签兵于民而无养兵之费，靳恩于郊而无泛恩之赏，又辅之以岁币之相仍，横敛之不恤，则财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马所生焉；射御长技，人皆习焉，则其兵又可谓之众矣。以此之形，时出而震我，亦在所可虑，而臣独以为不足恤者，盖虏人之地虽名为广，其实易攻，惟其无事，兵劫形制，若可纠合，一有惊扰，则忿怒纷争，割据蜂起。辛巳之变，萧鹧巴反于辽，开赵反于密，魏胜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齐、鲁，亲而葛王反于燕，其余纷纷所在而是，此则已然之明验，是一不足虑也。

虏人之财虽名为多，其实难恃，得吾岁币惟金与帛，可以备赏而不可以养士；中原廪窖，可以养士，而不能保其无失。盖虏政庞而官吏横，常赋供亿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实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则财不可得而反丧其资，是二不足虑也。

若其为兵，名之曰多，又实难调而易溃。且如中原所签，谓之大汉军者，皆其父祖残于蹂践之余，田宅罄于捶剥之酷，怨忿所积，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签者越在万里之外，虽其数可以百万计，而道里辽绝，资粮器甲一切取办于民，赋输调发非一岁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时，皆是诛胁酋长、破灭资产，人乃肯从，未几中道窜归者已不容制，则又三不足虑也。

又况虏廷今日用事之人，杂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议论龃龉，非如前日粘军、兀朮辈之叶。且骨肉间僭杀成风，如闻伪许王以庶长出守于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尝暴之于其父，此岂能终以无事者哉。我有三不足虑，彼有三无能为，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谋人？

臣亦闻古之善觇人国者，如良医之切脉，知其受病之处而逆其必殒之期，初不为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师，袁绍未遽弱也，曹操见之以为终且自毙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也。咸阳之都，会稽之游，秦尚自强也，高祖见之以为当如是矣，项籍见之以为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酷，虏今并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与势异”。为陛下实深察之。

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我欲胜彼，彼亦志于胜，谁肯处其败？胜败之情战于中，而胜败之机未有所决。彼或以兵来，吾敢谓其非张虚声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谓其非匿形以诱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则如之何？曰：“权然后知轻重，度而后知长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与忖度之”，审故也。能定而审，敌情虽万里之远可定察矣。今吾藏战于守，未战而长为必战之待；寓胜于战，未胜而常有必胜之理。彼诚虚声以耀我，我以静应而不轻动；彼诚匿形以诱我，我有素备而不可乘；胜败既不能为吾乱，则故神闲而气定矣。然后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犹是彼亦犹是，南北虽有异虑，休戚岂有异趣哉！

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狩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不则吠，吠而后却；呼之则驯，驯必致啮。盖吠我者忌我也，驯我者狎我也。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为其实欲战而乃以和狎我，为其实欲和而乃以战要我，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犹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朮之死，固尝嘱其徒使入我和，曰：“韩、张、刘、岳，近皆习兵，恐非若辈所敌。”则是其情意欲和矣。然而未尝不进而求战者，计出于忌我而要我也。刘豫之废，亶尝虑无以守中原，则请割三京；亶之弒，亮尝惧我有问罪之师，则又谋割三京而还梓宫；亮之殒，褒又尝缓我追北之师，则复谋割白沟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诈也。未几，亶之所割，视我守之人非其敌，则不旋踵而复取之；亮之所谋，窥我遣贺之使，知其无能为，则中辍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谋，悟吾有班师之失，无意于袭，则反复而有意外之请。夫既云和矣而复中辍者，盖用其狎而谋胜于我也。

今日之事，揆诸虏情，是有三不敢必战，二必欲尝试。何以言之？空国之师，商鉴不远，彼必不肯再用危道，万一猖獗，特不过调沿边戍卒而已，戍卒岂能必其胜，此一不敢必战也。海、泗、唐、邓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兵三年而无成，则我有攻守之士，而虏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战也。契丹诸胡侧目于其后，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虽不得不从，从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战也。

有三不敢必战之形，惧吾之窥其弱而绝岁币，则其势不得不张大以要我，此一欲尝试也。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务干侥幸，谋不暇于万全，此二欲尝试也。

且彼诚欲战耶，则必不肯张皇以速我之备。且如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露机也。今诚必战，岂欲人遂知之乎！彼诚不敢必战耶，贪残无义，忿不顾败，彼何所恤？以母之亲、兄之长，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犹弒之，何有于我？况今沿海造舰，沿淮治具，包藏祸心，有隙皆可投，敢谓之终遂不战乎？大抵今彼虽无必敢战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尝试之举。彼于高丽、西夏，气足以吞之，故于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无他；惟吾使命之去，则多方腆鲜，曲意防备。如人见牛羊未尝作色，而遇虎豹则厉声奋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见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独无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虏欲必战，而在于虏幸胜以逾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则吾受其疾矣。(御之之术，臣具于《守淮》篇。)

昔者，黥布之心，为身而不顾后，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汉而疑罕幵，解仇结约，充国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败。薛公、充国非有风角写占之胜、枯茎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虑审耳。朝廷心定而虑审，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敌情之知，而观彼虚声诡势以为进退者，非特在困吾力，且失夫致胜之机为可惜。臣故曰：“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余矣。”

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实基于喜怒。喜怒之方形，视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积，离合始决而不可制矣。何则？喜怒之情有血气者皆有之：饱而愉，暖而适，遽使之饥寒则怨；仰而事，俯而育，遽使之捐弃则痛；冤而求伸，愤而求泄，至于无所控告则怒；怨深痛巨而怒盈，服则合，叛则离。秦汉之际，离合之变，于此可以观矣。秦人之法惨刻凝密，而汉则破觚为圜，与民休息，天下不得不喜汉而怒秦。怒之方形，秦自若也；怒之既积，则喜而有所属，秦始不得自保，遂离而合于汉矣。

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为朝廷赤子，耕而食，蚕而衣，富者安，贫者济，赋轻役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膻，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爱憎自殊，不复顾惜。方僭割之时，彼守未固，此讻未定，犹勉强姑息以示恩，时肆诛戮以贾威；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县，半是胡奴，分朋植党，仇灭中华。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田畴相邻，胡人则强而夺之；孽畜相杂，胡人则盗而有之；民之至爱者子孙，签军之令下，则贫富不问而丁壮必行；民之所惜者财力，营筑馈饷之役兴则空室以往而休息无期；有常产者困寠，无置锥者冻馁。民初未敢遽叛者，犹徇于苟且之安，而訹于积威之末。辛巳之岁相挺以兴，矫首南望、思恋旧主者，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也。逆亮自知形禁势格，巢穴迥遥，恐狂谋无成窜身无所，故疾趣淮上，侥幸一胜，以谋溃中原之心而求归也。此机不一再，而朝廷虑不及此，中原义兵寻亦溃散。吁！甚可追惜也。

今而观之，中原之民业尝叛虏，虏人必不能释然于其心，而无民意岂能自安而无疑乎！疑则臣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动而轻叛。朝廷未有意于恢复则已；诚有意焉，莫若于其无事之时，张大声势以耸之，使知朝廷偃然有可恃之资；存抚新附以诱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则一旦缓急。彼将转相告谕，翕然而起，争为吾之应矣。

又况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曩者民习于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祸如蜂虿作于杯袖，智者不暇谋，勇者不及怒。自乱离以来，心安于斩伐而力闲于攻守，虏人虽暴，有王师为之援，民心坚矣。冯妇虽攮臂，其为士笑之。孟子曰：“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臣亦谓今之中原离合之衅已开，虏人不动则已，诚动焉，是特为陛下驱民而已。惟静以待之，彼不亡何待！

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以久安于华夏。”

夫所谓南北定势者，粤自汉鼎之亡，天下离而为南北，吴不能以取魏，而晋足以并吴；晋不能以取中原，而陈亦终于毙于隋；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固至于此。而蔡谟亦谓：“度今诸人，必不能辨此。吾见韩庐东郭踆俱毙而已。”

臣亦谓吴不能以取魏者，盖孙氏之割据，曹氏之猜雄，其德本无以相过，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刘备，虽愿以兵窥魏，势不可得也。晋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时诸戎皆有豪杰之风，晋之强臣方内自专制，拥兵上流，动辄问鼎，自治如此，何暇谋人？宋、齐、梁、陈之间其君臣又皆以一战之胜蔑其君而夺之位，其心盖侥幸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也。至于南唐吴越之时，适当圣人之兴，理固应耳，无足怪者。由此观之，所遭者然，非定势也。

且方今南北之势，较之彼时亦大异矣。地方万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国大而上下交征，政庞而华夷相怨，平居无事，亦规规然模仿古圣贤太平之事以诳乱其耳目，事以其国可以言静而不可以言动，其民可与共安而不可与共危，非如晋末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战国，唐季之藩镇，皆家自为国，国自为敌，而贪残吞噬、剽悍劲勇之习纯用而不杂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泽涵养浸渍之难忘，而中原民心眷恋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为今日比。臣故曰：“较之彼时，南北之势大异矣。”

当秦之时，关东强国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动以数十万之众见屠于秦，君为秦虏而地为秦虚。自当时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敌之明验，而项梁乃能以吴楚子弟驱而之赵，就钜鹿，破章邯，诸侯之军十余壁者皆莫敢动。观楚之战士无不一当十，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坑秦军，入函谷，焚咸阳，杀子婴，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论哉？

方怀王入秦时，楚人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夫岂彼能逆知其势之必至于此耶？盖天道好还，亦以其理而推之耳。固臣直取古今常理而论之。夫所谓古今常理者：逆顺之相形，盛衰之相寻，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顺居盛，犹有衰焉；以逆居盛，固为衰乎？臣之所谓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长而据有中夏，子孙有泰山万世之安，古今岂有是事哉！今之议者皆痛惩往者之事，而劫于积威之后，不推项籍之亡秦，而威以蔡谟之论晋者以借口，是犹怀千金之璧，不能斡营低昂，而摇尾于贩夫；惩蝮蛇之毒，不能祥核真伪，而褫魄于雕弓。亦已过矣。故臣愿陛下姑以光复旧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势而自卑，精心强力，日语二三大臣讲求古今南北之势，知其不侔而不为之惑，则臣固当为陛下言自治之策。

今之所以自治者不胜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优困，财用之半耗，士卒之强弱，器械之良窳，边备之废置，此数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举也。顾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难之而不敢发者，一曰：绝岁币，二曰都金陵。臣闻今之所以待虏，以缗计者二百余万，以天下之大而为生灵社稷计，曾何二百余万之足云，臣不为二百余万缗惜也。钱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势相去亦无几矣，岂以为是数百里之远而遽有强弱之辨哉！臣不为数百里计也。然而绝岁币则财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则中原未可以遽复，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区区以是为言者，盖古之英雄拨乱之君，必先内有以作三军之气，外有以破敌人之心，故曰：“未战，养其气。”又曰：“先人有夺人之心”。今则不然：待敌则恃欢好于金帛之间，立国则借形势于山湖之险，望实俱丧，莫此为甚。使吾内之三军习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为夷狄必不可敌，战守必不可恃，虽有刚心勇气亦销铄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缓急将谁使之战哉！借使战，其能必胜乎？外之中原民心以为朝廷置我于度外，谓吾无事则知自备而已，有事则将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毙、为吾响应者，它日必无若是之捷也。如是则敌人将安意肆志而为吾患。今绝岁币、都金陵，其形必至于战。天下有战形矣，然后三军有所怒而思奋，中原有所恃而思乱，陛下间取其二百余万缗者以资吾养兵赏劳之费，岂不为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观虏人之情，玩吾之重战，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过一二年必以战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遂绝之，则彼亦将自沮，而权固在我矣。

议者必曰：“朝廷全盛时，西、北二虏亦不免于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虏倍西、北之势，虽欲不赂，得乎？”臣应之曰：“是赵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郸而去，赵将割六县而与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赵也，倦而归乎？抑其力尚能进，且爱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余力矣。必以倦而归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资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为虞卿之所以谋赵者，是今日之势也。且今日之势，议者固以东晋自卑矣。求之于晋，彼亦何尝退金陵、输岁币乎？

臣窃观陛下圣文神武同符祖宗，必将凌跨汉唐、鞭笞异类，然后为称，岂能郁郁久居此者乎？臣愿陛下酌古以御今，无惑于纷纭之论，则恢复之功可必其有成。

古人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又曰：“作屋道边，三年不成。”盖谋贵众、断贵独，惟陛下深察之。

臣闻用兵之道，无所不备则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备。何则？精兵骁骑，十万之屯，山峙雷动，其势自雄，以此为备则其谁敢乘？离屯为十，屯不过万，力寡气沮，以此为备则备不足恃。此聚屯分屯之利害也。臣尝观两淮之战，皆以备多而力寡，兵慑而气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撄虏人远斗之锋，故十战而九败。其所以得画江而守者，幸也。且今虏人之情，臣固以论之矣，要不过以戍兵而入寇，幸成功而无内祸；使之逾淮，将有民而扰之，有城而守之，则始足以为吾患。夫守江而丧淮，吴、陈、南唐之事可见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况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朮之将曰韩常，刘豫之相曰冯长宁者，皆尝以是导之，讵知其它日之计终不出于此乎？故臣以为守淮之道，无惧其必来，当使之兵交而亟去；无幸其必去，当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为是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战；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非备寡力专则不能也。

且环淮为郡凡几？为郡之屯又几？退淮而江为重镇，曰鄂渚、曰金陵、曰京口，以至于行都扈跸之兵，其将皆有定营，其营皆有定数，此不可省也。环淮必欲皆备，则是以有限之兵而用无所不备之策。兵分势弱，必不可以折其冲。以臣策之，不若聚兵为屯，以守为战，庶乎虏来不足以为吾忧，而我进乃可以为彼患也。

聚兵之说如何？虏人之来，自淮而东必道楚以趣扬；自淮而悉必道濠以趣真，与道寿以趣和；自荆襄而来，必道襄阳以趣荆。今吾择精骑十万，分屯于山阳、濠梁、襄阳三处，而于扬或和置一大府以督之。虏攻山阳，则坚壁勿战，而虚盱眙高邮以饵之，使濠梁分其半与督府之兵横击之，或绝饷道，或要归途。虏并力于山阳，则襄阳之师出唐、邓以扰之。虏攻濠梁，则坚壁勿战，而虚庐寿以饵之，使山阳分其半与督府之兵亦横击之。虏并力于濠梁，而襄阳之师亦然。虏攻襄阳，则坚壁勿战，而虚郢复以饵之，虏无所获，亦将聚淮北之兵以并力于此，我则以濠梁之兵制其归，而山阳之兵自沐阳以扰沂海。此政所谓：不恃敌之不敢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

臣窃谓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矣。昔人用兵多出于此，故魏赵相攻，齐师救赵，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则魏兵释赵而自救，齐师因大破之于桂陵。后唐庄宗与梁相持于杨刘德胜之间，盖尝蹙而不胜，其后用郭崇韬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兵家形势，从古已然。议者必曰：“我如捣虚以进，彼亦将调兵以拒进；遇其实未见其虚。”是大不然。彼沿边为守，其兵不过数万，既已屯于三城之冲，其余不容复多。兵少而力不足，未能当我全师者，又非其所虑也。又况彼纵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为之阻，则犹未足以为利。我得中原，而箪壶迎降，民心自固，且将不为吾守乎？如此则在我者甚坚，而在彼者甚瑕。全吾所甚坚，攻彼所甚瑕，此臣所谓兵交而必亟去，兵去而不敢复犯者此也。呜呼！安得斯人而与之论天下之哉！

赵充国论备边之计曰：“湟中积榖三百万斛则羌人不敢动。”李广武为成安君谋曰：“要其辎重，十日不至，则二将之头可致者。”此言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转饷给军以通为利也。必欲使粮足而饷无间绝之忧，惟屯田为善。而屯田盖亦难行：国家经画，于今几年，而曾未睹夫实效者，所以驱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为之任其责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万矣。名曰屯田，其实重费以敛怨也。何以言之？市井无赖小人，为其懒而不事事，而迫于饥寒，故甘捐躯于军伍，以就衣食而苟闲纵，一旦警急，擐甲操戈以当矢石，其心固偃然自分曰：“向者吾无事而幸饱暖于官，今焉官有事而责死力于我。”且战胜犹有累资补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辞；今遽而使之屯田，是则无事而不免耕耘之苦，有事而又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岂不能从富民租佃以为生，而轻失身于黥戮？上驱我于万死，岂不能捐榖帛以养我，而重役我以辛勤？”不平之气无所发泄，再畎亩则邀夺民田、胁掠酒肉，以肆无稽，践行阵则呼愤扼腕、疾视长上，而不可为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用我焉。”是诚未睹夫享成之利也。鲁莽灭裂，徒费粮种，只见有害，未闻获利，此未为策之善。

如臣之说则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尽力，向者之吏苟且而应故事。不如籍归正军民厘为保伍，则归正不厘务官擢为长贰，使之专董其事。且彼自虏中被签而来，耒耨之事盖所素习。且其生同乡井，其情相得，上令下从，不至生事。惟官为之计其闲田顷亩之数、与夫归正军民之目，土人以占之田不更动摇，以重惊扰。归正之人家给百亩而分为二等；为之兵者，田之所以尽以予之；危之民者，十分税一则以为凶荒赈济之储。室庐、器具、粮种之法一切遵旧，使得植桑麻、蓄鸡豚，以为岁时伏腊婚嫁之资。彼必忘其流徙，便于生养。无事则长贰为劝农之官，有事则长贰为主兵之将，许其理为资考，久于其任，使得悉心于教劝。而委守臣监司核其劳绩，奏与迁秩而不限举主。人熟不更相劝勉以赴功名之会哉。且今归正军民散在江淮，而此方之人例以异壤视之。不幸而主将亦以其归正，则求自释于庙堂，又痛事行迹，愈不加恤。间有挟不平，出怨语，重典已絷其足矣。所谓小名目者仰俸给为话，胥吏泪抑，何尝以时得？呜呼！此诚可悯也，诚非朝廷所以怀诱中原忠义之术也。

闻之曰：“因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五而恩逾九、十。”此正屯田非特为国家便，而且亦为归正军民之福。议者必曰：“归正之人常怀异心，群而聚之，虑复生变。”是大不然也。且和亲之后沿江归正军民，官吏失所以抚摩之惠，相扳北归者莫计，当时边吏亦皆听之而莫为制，此岂独归正军人之罪？今之留者既少安矣，更为屯田以处之，则人有常产而上无重敛，彼何苦叛去以甘虏人横暴之诛求哉！若又曰：“恐其窃发”，且人惟不自聊赖乃攮夺以苟生，诚丰沃矣！何苦如是？饥者易为食，必不然也。诚使果耳，疏而远之于江外，不犹愈于聚乎内而重惊扰乎？且天下之事，逆虑其害而不敢求其利，亦不可言智矣。

盖今所谓御前诸军者，待之素厚而仰之素优，故骄。骄则不可复使，此甚易晓也。若夫州郡之卒异于是。彼非天子爪牙之故，可以劳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于农桑失业之徒，故狎于野而不怨。往年尝猎其丁壮劲勇者为一军矣，臣以为可辈徒此军，视归正军民之数倍而发之，使阡陌相连，庐舍相望，并耕乎两淮之间。彼其名素贱，必不敢倨视归正军民而媒怨；而归正军民视之，犹江南之兵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势足以禁归正军民之变，力足以禁屯田之利，计有出于此者乎？

昔商之顽民相率为乱，周公不诛而迁之洛邑，曰：“商之臣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其后康王命毕公，又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劝。”始则迁其顽而教之，终则择其善而用之。圣人治天下未尝绝物固如此。今归正军人聚于两淮而屯田以居之，核其劳绩而禄秩以诱之，内以节冗食之费，外以省转饷之劳，以销桀骜之变，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使人自为战之术，而井田兵农之遗制也。况皆吾旧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异念，术而使之，天下岂有不济之事哉！

臣闻行阵无死命之士则将虽勇而战不能必胜，边陲无死事之将则相虽贤而功不能必成。将骄卒惰，无事则已，有事而其弊犹耳，则望贼先遁，临敌遂奔，几何而不败国家事。人君责成于宰相，宰相身任乎天下，可不有以深探其情而逆为之处乎！盖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则惰者奋、骄者耸，而死有所不敢避。呜呼！此正鼓舞天下之至术也。致之如何？曰：“将帅之情与士卒之情异，而所以致之之术亦不可得而同。”和则？致将帅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忌，贵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纾其不平，素赏而恤其已亡。臣请得而备陈之：

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阃外之事朝廷所知者胜与负而已，所谓当进而退、可攻而守者，则朝廷有不及知也。彼其意盖曰：“平时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扰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贵矣。岂不能逡巡自爱而留贼以固位乎！”向者淮上之师有迁延而避虏者，是其事也。臣今欲乞朝廷于文臣之中择其廉重通敏者，每军置参谋一员，使之得以陪计议、观形势而不相统摄。非如唐所谓监军之比。彼为将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识行阵、谙战守，缓急均可以备边城之寄；而将帅临敌，有可进而攻之之便，彼知缙绅之士亦识兵家利害，必不敢依违养贼以自封而遗国家之患。此之谓均任而投其所忌。

凡人之情，未得志则冒死以求富贵，已得志则保富贵而重其生。古人论御将者以才之大小为辨，谓御大才者如养骐骥，御小才者如养鹰犬。然今之将帅岂皆其才大者，要之饱则飞去亦有如鹰者焉！向者虹县海道之师，有得一邑、破数舰而遽以节钺，使相与之者，是其事也。臣欲乞朝廷靳重爵命，齐量其功，等第而予之。非谓无予之谓，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舋舋然，有歆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后效。而戒谕文吏，非有节制相临者必以资级为礼，予左选人均，无使如正使遥郡者间有趋伏堂下之辱，如唐以金紫而执役之类。彼被介胄者知一爵一命之可重，而朝廷无左右选贵贱之别，则亦矜持奋励、尽心于朝廷而希尊容之宠。此之谓贵爵而激其所慕。

营幕之间饱暖有不充，而主将歌舞无休时，锋镝之下肝脑不敢保，而主将雍容于帐中，此亦危且勚矣。而平时又不予之休息以养其力，至使于舁土运甓以营私室而肆鞭鞑，彼之心怀愤挟怨，惟恐天下之无事、以求所谓快意肆志者而邀其上，谁肯挺身效命以求胜敌哉！兵法曰：“视卒如爱子”，故古之贤将有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而分劳苦。臣今欲乞朝廷明敕将帅，自教阅外，非修营治栅、名公家事者不得私有役使，以收士卒之心。此之谓寡使而纾其不平。

人莫不恶死，亦莫不有父母妻拿之爱，冒万死、幸一生，所谓奇功斩获者有一资半级之望，朝廷较其毫厘而裁抑之，赏定而付之于军，则胥吏轧之、主将邀之，不得利不与。敌去师捷，主将享大富贵，而士卒有一命又复沮格如此，不幸而死，妻离子散，香火萧然，万事瓦解；未死者见之，谁不生心？兵法曰：“军赏不逾时”，而古之贤将盖有为士卒裹创恤孤者。臣今欲乞朝廷遇有赏命，特与差官携至军中，呼名给付；而死事之家，申敕主将曲加抚劳，以结士卒之欢。此之谓速赏而恤其已亡。如此则骄者化而为锐，惰者化而为力。有不守矣，守之而无不固；有不攻矣，攻之而无不克。

凡兹数事，非有难行重费，朝廷何惜而不举、已收将卒他日之用哉！臣窃观陛下向尝训百官以宠武臣，隆恩数以优战伐，是诚有意于激励将卒矣，然其间尚有行之而未及详，已行而旋复驰之事。欲望陛下察臣所以得于行伍之说如此，而明付之宰相，使之审处而力行之，庶几有以得上下之欢心，而急难不至于误国，此实天下之至计也。

古之为国者，其虑敌深，其防患密。故常不吝爵赏以笼络天下智勇辩力之士，而不欲一夫有忧愁怨怼亡聊不平之心以败吾事。盖人之有智勇辩力者，士皆天民之秀杰者，类不肯自己，大而不得见用于世，小而又饥寒于其身，则其求逞之志果于毁名败节，凡可以纾忿充欲者无所不至矣。是以敌国相持，胜负未决；一夫不平，输情于敌，则吾之所忌彼知而投之，吾之所长彼习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长，是殆益敌资而遗敌胜耳，不可不察。传曰：“谨备于其外，患生于其内。”正圣人所以深致意而庸人以为不足虑也。

昔者，楚公子巫臣尝教吴乘车射御，而吴得以逞。汉中行说尝教单于无爱汉物，而汉有匈奴之忧。史传所载，此类甚多。臣之为今日虑者，非以匹夫去就可以为朝廷重轻，盖以为泄吾之机足以增虏人之颉颃耳。何则？科举不足以尽笼天下之士，而爵赏亦不足以尽縻归附之人，与夫逋寇穷民之所归、茹冤抱恨之无所泄者，天下亦不能尽无，窃计其中亦有杰然自异而不徇小节者矣，彼将甘心俯首、守死于吾土地乎？抑亦坏垣越栅而求释于他域乎？是未可知也。臣之为是说者，非欲以耸陛下之听而行己之言，盖亦有见焉耳。请试言其大者：

逆亮之南寇也，海道舟楫则平江之匠实为之；淮南惟秋之防，而盛夏入寇，则无锡之士实惎之；克敌弓努虏兵所不支，今已为之；殿司之兵比他卒为骄，今已知之。此数者岂小事哉！如闻皆其非归之人、叛军之长教之使然。且归正军民，或激于忠义，或迫于虐政，故相扳来归，其心诚有所慕也，前此陛下尝许以不遣矣。自去年以来，虏人间以文牒请索，朝廷亦时有曲从，其间有知诗书识义分者，如解元振辈，上章请留，陛下既已旌赏之矣。若俗所谓泗州王等辈既行之后，得之道理，皆言阴通伪地，教其亲戚诉诸虏庭移牒来请，此必其心有所不乐于朝廷者。若此槽虽阘[冗辱]无能，累千百万举发以归之固不足恤，然人之度量相越、智愚不同，或其中亦有所谓杰然自异者。患生所忽，渐不可长。臣愿陛下广含弘之量，开言事之路，许之陈说利害，官其可采，以收拾江南之士；明昭有司，时散俸廪，以优恤归明归正之人。外而敕州县吏，使之蠲除科敛，平亭狱讼，以抒其逃死蓄愤无所伸诉之心。其归正军民，或有再索而犹言愿行者，此必阴通伪地，情不可测。朝廷既无负于此辈，而犹反复若是，陛下赫然诛其一、二，亦可以绝其奸望。不然，则纵之而不加制，玩之而不加恤，恐他日万一有如先朝张源、吴昊之西奔，近日施宜生之北走，或能驯致边陲意外之扰，不可不加意焉！

臣闻之：鲁公甫文伯死，有妇人自杀于房者二人，其母闻之不哭，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不随，今死而妇人为自杀，是必于其长者薄、于其妇人厚。”议者曰：“从母之言则是为贤母，从妻之言则不免为妒妻。”今臣之论归正归明军民，诚恐不悦臣之说者以臣为妒妻也。惟陛下深察之。

臣闻天下无难能不可为之事，而有能为必可成之人。人诚能也，任之不专则不可以有成。故孟子曰：“五谷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稊稗。”何则？事有操纵自我，而谋之已审，则一举而可以遂成；事有服叛在人，而谋之虽审，亦必持久而后可就。盖自古夷狄为中国患，彼皆有争胜之心，圣人方调兵以正天诛，任宰相以责成功，非如政刑礼乐发之自己，收之亦自己之易也。朝而用兵，夕而遂胜，公卿大夫交口归之，曰：“此宰相之贤也。”明日而临敌，后日而闻不利，则群起而媒孽之，曰：“宰相不足与折冲也。”乍贤乍佞，其说不一，于是人君亦不能自信，欲求之立事，难矣哉！

臣读史，尝窃深加越句践、汉高祖之能任人，而种、蠡、良、平之能处事：骤而胜，遽而败，皆不足以动其心，而信之专，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观夫公稽之栖，五年而吴伐齐，虚可乘也，种、蠡如不闻；又四年，吴伐齐，虚可乘也，种、蠡反发兵助之；又二年，吴伐齐不胜，而种、蠡始袭破之，可以取之，种、蠡不取；又九年而始一举灭之。盖历二十又三年，而句践未尝以为迟而夺其权。丰沛之兴，秦二年，汉败于薛；汉元年，高帝厄于鸿门；又二年衅于彭城；又三年，困于荥阳；又五年不利于夏南。良、平何尝一日不从之计议，然未免于龃龉者，盖历五年而始蹶项立刘，高帝亦未尝以为疏而夺其权。诚以一胜一败兵家常势，惩败狃胜，非策之上。故古之人君，其信任大臣也，不间于谗说；其图回大功也，不恤于小节；所以能责难能不可为之事于能为必可成之人而收其效也。

虏人为朝廷患，如病疽焉。病根不去，终不可以为身安。然其决之也，必加炷刃，则痛亟而无后悔；而其销之也，止于傅饵，则痛迟而终为大患。病而用医，不一其言，至炷刃方施而传饵移之，傅饵未几而炷刃夺之；病不已而乃咎医。吁！亦自惑也。

且御戎有二道，惟和与战。和固非常策，然太上皇帝用秦桧一十九年而无异论者，太上皇帝信之之笃而秦桧守之之坚也。今日之事，以和为可以安，而臣不敢必其盟之可保；以为战为不可讲，而臣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诚，疏谗慝，以天下之事尽付之宰相，使得优游无疑以悉力于图回，则可和与战之机宰相其任之矣。

唐人视相府如传舍，其所成者果何事？淮蔡之功，裴度用而李师道遣刺客以缓师，高霞寓败而钱微萧俯以为言，宪宗信之深、任之笃，令狐楚之罢为中舍，李逢吉之出为节度，皆以沮谋而见疏。故君以断、臣以忠，而能成中兴之功。

而顷者张浚虽未有大捷，亦未至大败，符离一挫，召还揆路，遂以罪去，恐非越句践、汉高帝、唐宪宗所以任宰相之道。非特此也，内而户部出纳之源，外而全曹总司之计，与夫边郡守臣、屯戍守将，皆非朝夕可以责其成功者。臣愿陛下要成功于宰相，而使宰相责成功于计臣、守将，俾其各得专于职治，而以禄秩旌其劳绩，不必轻移遽迁，则人无苟且之心，乐于奋激以自见其才。一网既举，众目自张，天下之事犹有不办者，臣不敢信其然也。

臣闻鸱枭不鸣，要非祥禽；豺狼不噬，要非仁兽。此虏人吴未动而臣固将以论战。何则？我无尔诈，尔无我虞。然后两国可恃以定盟，而生灵可恃以弭兵。今彼尝有诈我之情，而我亦有虞彼之备，一诈一虞，谓天下不至于战者，惑也。明知天下之必战，则出兵以攻人与坐而待人之攻也，孰为利？战人之地与退而自战其地者，孰为得？均之不免于战，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权、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妄论也。

详战之说奈何？详其所战之地也。兵法有九地，皆因地而为之势。不详其地、不知其势者谓之“浪战”。故地有险易、有轻重。先其易者，险有所不攻；破其重者，轻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势重者，果安在哉？曰：山东是也。不得山东则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则中原不可复。此定势，非臆说也。古人谓用兵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臣窃笑之，夫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固也；若击其首则死矣，尾虽应，其庸有济乎？方今山东者，虏人之首，而京洛关陜则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虏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无浊流之阻，所谓千二百里者从枕席上过师也。山东之民劲勇而喜乱，虏人有事常先穷山东之民，天下有变而山东亦常首天下之祸。至其所谓备边之兵，较之他处，山东号为简略。且其地于燕为近，而其民素喜乱，彼方穷其民、简其备，岂真识天下之势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其心则手足无强力；两阵相持，噪其营则士卒无斗心。固臣以为兵出沐阳(海州属县)则山东指日可下，山东已下则河朔必望风而震，河朔已震则燕山者臣将使之塞南门而守。请试言其说：

虏人列屯置戍，自淮阳以西，至于汧陇(海州防御去处，故此不论)，杂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满十万。关中、洛阳、京师三处，彼以为形势最重之地。防之为甚深，备之不甚密，可因其为重，大为之名以信之。扬兵于川蜀，则曰：“关陇秦汉故都，百二之险。吾不可以不争。”扬兵于襄阳，则曰：“洛阳吾祖宗陵寝之旧，废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扬兵于淮西，则曰：“京师吾宗庙社稷基本于此，吾不可以不复。”多为旌旗金鼓之形，佯为志在必取之势，已震关中，又骇洛阳；以骇洛阳，又声京师。彼见吾形、忌吾势，必以十万之兵而聚三地，且沿边郡县亦必皆守而后可，是谓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如此则燕山之卫兵、山东之户民(女真山东之屯田者不满三万，此兵不俱可用。)、中原之签军，精甲锐兵必举以至，吾乃以形耸之使不得遽去，以势留之使不得遂休，则山东之地固虚邑也。山东虽虚，切计青、密、沂、海之兵犹有数千，我以沿海战舰驰突于登莱沂密淄淮之境，彼数千兵者尽分于屯守矣。山东诚虚，盗贼必起，吾诱群盗之兵使之溃裂皿出；而陛下徐择一骁将，以兵五万，步骑相半，鼓形而前，不三日而至兖郓之郊，臣不知山东诸郡将谁为王师敌哉！山东已定，则休士秣马，号召忠义，教以战守，然后传檄河朔诸郡，徐以兵蹑其后，此乃韩信所以破赵而举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师恢复之意坚，虏人破灭之形着，则契丹诸国如窝斡、鹧巴之事必有相轧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门而守也。彼虏人三路备边之兵将北归以自卫耶？吾已制其归路，彼又虞淮西、襄阳、川蜀之兵，未可释而去也。抑为战与守耶？腹心已溃，人自解体，吾又半途出其背而夹击之。当此之时，陛下筑城而降其兵亦可；驱而之北，反用其锋亦可；纵之使归，不虞，而后击之亦可。臣知天下不足定也。

然海道与三路之兵，将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锐。盖臣将以海道三路之兵为正，而以山东为奇；奇者以强，正者以弱；弱者牵制之师，而强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尝曰：“吾观行阵形势，每战必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敌遇吾弱，追奔不过数十百步；吾击敌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胜。”然此特太宗用之于一阵间耳。臣以为天下之势，避实击虚，不过如是。苟曰不然，以将驱坚悉锐由三路以进，寸攮尺取为恢复之谋，则吾兵为虏弱久矣，骤而用之未尝不败。近日符离之战是也。假设陛下一举而取京洛，再举而复关陜，彼将南绝大河下燕蓟之甲，东于泗水漕山东之粟，陛下之将帅谁与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则河北犹未病；河北未病，则雌雄犹未决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

昔韩信请于高祖，愿以三万人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弇言于光武，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皆越人之都而谋人之国，二子不以为难能，而高祖光武不以为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见之明而策之熟也。由今观之，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则二子未免为狂。何者？落落而难合也。如臣之论，焉知不有谓臣为狂者乎！虽然，臣又有一说焉。为陛下终言之：

臣前所谓兵出山东则山东之民必叛虏以为我应，是不战而可定也。议者必曰：“辛巳之岁，山东之变已大矣，然终无一人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兴者，何也？”臣之说曰：“北方郡县，可使为兵者皆锄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军府之黥卒则县邑之弓兵也。”何则？锄犁之民，寡谋而易聚，惧败而轻敌，使之坚战而持久则败矣。若夫黥卒之与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指呼号令之不可犯，而为之长者更战守，其部曲亦稔熟于其赏罚进退之权。建炎之初，如孔彦舟、李成辈，杀长吏，驱良民，胶固而不散者皆此辈也。然辛巳之岁何以不变？曰：“东北之俗尚气而耻下人。当是时，耿京王友直辈奋臂陇亩，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俯首听命以为农夫下，故宁撄城而守，以须王师而自为功也。”臣常揣量此曹间有豪杰可与立事者，然虏人薄之而不以战，自非土木之兴筑、官吏之呵卫，皆不复用。彼其思一旦之变以逞夫平昔悒快勇悍之气，抑甚于锄犁之民。然而计深虑远，非见王师则未肯轻发。陛下诚以兵入其境，彼将开门迎降，惟恐后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将，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于此焉择之，未见其可也。故臣于详战之未而备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