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鲁迅去世的第八年，10月15日的傍晚，三位不速之客突然造访了鲁迅北平的故居——北平西三条胡同21号。
当他们踏进院门的时候，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和佣人王妈正在吃饭。看见有人走了进来，两位老人放下碗。只见碗里都是汤水似的稀粥，上面漂着几片菜叶子，她们面前桌上的碟子里，只有几块酱萝卜。
过去的一年时间，这就是朱安和佣人王妈填饱肚子的晚餐，甚至连一滴油都没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朱安看上去矮小而瘦弱，头上裹着南方中年妇女常用的黑丝绒包头，神色凄清。
见此情状，三位来客心中都有些酸楚，不知如何开口了。
其中有一位宋紫佩女士曾与朱安相熟，她率先说明来意。来人中的另外两位：一个叫唐弢，一个叫刘哲民，都是鲁迅的弟子。他们此番来北平是受许广平之托，与朱安商量如何处理鲁迅遗物的事情。
然而朱安听说他们来自上海，并且是为了鲁迅遗物，脸色当即阴沉下来。她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才情绪激动地说道：“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在困顿的岁月里，朱安作为“鲁迅的遗物”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
朱安无儿无女、无依无靠，长期贫穷窘迫的生活，让她不得不选择“登报变卖鲁迅遗物”。许广平托人前来制止她，带有明显的责难意味，因此朱安心里十分抵触，更加增添了对许广平的怨气。
1926年8月，鲁迅携许广平南下，离开北平。此时朱安47岁，直到1947年去世，朱安在西三条21号孤独地度过了20余年的岁月。
鲁迅离开，朱安没有表露出任何不满，但其内心的落寞可想而知。
当邻家女孩俞芳问及此事，朱安神情沮丧地说：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很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
朱安明白：“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鲁迅只是将她视为“母亲的礼物”，供养她到老的那一天罢了。至于夫妻名分，鲁迅从未承认过。鲁迅与许广平组建家庭，可以想象朱安内心的凄苦与无奈。
鲁迅南下后，朱安留在西三条21号，照顾婆婆每日的生活起居。
后来海婴出生，朱安得知消息很高兴。她已经五十多岁，此生不可能有孩子了。她天真地以为，海婴是鲁迅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
将来自己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寒衣，阎王也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精神上得到安慰，所以很高兴。
朱安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然而事与愿违，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
消息传来，朱安悲痛不已。
朱安曾打算南下奔丧，名义上她还是“周夫人”。在她心目中，理应由她这个“正室”出面料理丧事，可事实上却不能做到。
鲁老太太年逾八十，残年风烛，得知长子去世，更添悲伤，身边不能无人照顾。朱安南下奔丧之意，难以成行。
朱安于是在西三条21号设置灵堂，为丈夫守灵。她一身素白，接待起来吊唁的亲友，“眼泪盈眶，哀痛之情流露无遗”。
鲁迅去世后，朱安与婆婆二人相依为命。她们的生活来源，只能依靠周作人和远在上海的许广平。
鲁老太太曾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无奈地摊摊手：“我苦哉，我苦哉。”当时老太太心里不太高兴，觉得“老二不会说话”。
其实，周作人说“我苦哉”，也未尝不是一句大实话。周作人拖着一大家子要养活，日本妻子花钱大手大脚，让他苦不堪言。
先前母亲的生活几乎都是由鲁迅承担，他只是偶尔给点零用钱。鲁迅一死，周作人总不能袖手旁观，何况还有寡嫂也需他的周济。
许广平在上海也过得“捉襟见肘”，适逢战乱，出版萧条，鲁迅著作的版税经常延误。许广平每月寄来50元，委托李霁野设法转交，加上周作人每月负担50元，两个老人勉强度日。
然而时局险恶，北平在沦陷后，物价日涨，百姓日子十分艰难。积蓄已经用尽，两个老人的生活陷入了窘境。这一时期，鲁老太太、朱安写给许广平的信，都是在抱怨物价飞涨，入不敷出。
“此间现尚安静，惟物价日涨，米煤几涨一倍。”“平寓用费因现在百物奇贵，米煤蔬菜均较前涨两三倍。纵极力节省，每月约非八十元不可。”
为了筹钱，朱安也顾不得一双小脚，到处奔波了。
1941年，日军宪兵队在上海大肆逮捕文化界进步人士，许广平也在12月15日被捕，在监狱里关了三个月。北平西三条21号与许广平的通信就此中断。
在艰难的世道中，鲁瑞度过了一个忧心忡忡的晚年。
她痛失了长子，惦记着远在上海的老三周建人，惦记着在上海的儿媳和孙儿，也目睹周作人拖着沉重的家累，一步步陷入泥淖中而无可奈何。
更让鲁瑞担心的是儿媳朱安，她为鲁迅娶的媳妇。在困顿之中，她写信给许寿裳说：“豫才夫人侍我二十余年，老妇目睹困苦能不惨然？”
鲁瑞尚在人世，周家人对朱安就不能置之不顾。
但是鲁瑞一死，朱安的处境就更加窘迫。1943年4月，鲁瑞带着内心的忧患离开了人世，享年87岁。
鲁瑞去世前叮嘱周作人，要他把每月给自己的零花钱，在她死后继续付给终身服侍她的贤媳，并嘱咐朱安一定要收下。
鲁瑞担心朱安今后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想在生命的最后帮她安排安排，算是弥补这些年来她的付出。
可这样的“安排”未免有些苍白。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由于出任伪职，自身难保，哪里还顾得上朱安？
大先生走了，如今婆婆也走了。西三条21号只剩下朱安一个孤单的身影，仿佛一叶孤舟，飘荡在无依无靠的人世间。
在周作人出事之前，他还是每月照例给朱安送来100元，后来加到150元、200元，然而随着北平物价飞涨，这些钱不过是杯水车薪。就算有周作人的周济，朱安也欠下了4000元的债务。
1943年春天，许广平出狱后，并没有再与北平西三条21号联系。
鲁瑞过八十大寿，以及后来鲁瑞去世，从周建人处得知消息的许广平也没有去北平。适逢乱世，她带着海婴，孤儿寡母在上海也同样生活艰难。
不知出于何种缘故，许广平中断了对朱安的汇款。鲁瑞去世后，朱安独自留在西三条21号，她和女佣王妈的生活成了问题。
1944年8月，生活困顿的朱安在周作人的建议下，打算出售鲁迅藏书以维持生计。许广平在报纸上看到消息，忧心如焚。
许广平当即给朱安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件，告诉她保存鲁迅遗物的重要性，以及解释汇款中断的原委：北平与上海的邮路中断，无法汇款。
但是朱安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甚至都没有回信。
许广平一面委托律师在上海《申报》上发表声明“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决不承认”，同时又委派唐弢和刘哲民从上海赶到北京，劝说朱安。
许广平将近三年的不闻不问，让朱安心里积攒了一肚子的怨气。因此何唐弢一上门，朱安就十分生气、情绪非常激动。
唐弢再次向朱安解释了许广平被捕以致汇款中断的情况，并告知海婴的近况，朱安脸上才渐渐露出笑意。
朱安的态度一变，出售藏书问题得到解决：朱安的生活费仍由上海家属负担，如有困难，朋友愿意凑起来代付。此后，许广平恢复了每月对朱安的汇款，朱安也不再出售鲁迅藏书。
鲁迅遗物不可随意出售，但是站在朱安的角度考虑，她也有自己的苦衷。在写给鲁迅生前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的信中，朱安说明了原委。
当时北平物价飞涨，朱安的债务累计到4000余元，无法周转。她服侍婆婆鲁瑞38年，鲁瑞于一年前去世，如今她已经66岁，“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饭饱，一点不敢有其他的奢望”。为了生计，朱安求助内山完造能代为纾困，想想办法。
“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这种下策呢！”
朱安拟出售鲁迅遗物，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当时朱安的生活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几篇报道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那时她正患着病，咯血，是因为每天吃杂粮而营养不足的缘故。她很伤感地诉述着苦况，并且说“想死又死不掉！”这样凄惨的话。
朱安的生活境遇，也引起了很多的人关注和同情。鲁迅生前的好友，纷纷送来钱款，给予资助。但是朱安深明大义，为了“顾念鲁迅名誉起见”，除鲁迅生前旧交捐赠的以外，一概辞谢不受，并表示“宁自苦，不愿苟取”。
唯一的例外是1946年春节，蒋介石派人送来法币十万元，朱安“辞不敢受”，来人劝道：“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的。”朱安只好收下，并写信告知上海家属许广平。
1946年10月24日，许广平重回北平。距离她离开西三条21号院，已经过去了20年，鲁迅也去世10年了，一切恍若隔世。
听见脚步声，朱安慌忙迎了上去，握住她的手。
一个新女性，一个旧式女子，两位“未亡人”，隔着二十年的人世沧桑、是非恩怨，再次相逢。
许广平与朱安短暂相处，让朱安感受到了难得的亲情温暖。
许广平在处理完事情后，返回上海。朱安在写给她的信中说：“你走后我心里很难受，要跟你说的话很多，只当时一句也想不起来，承你美意，叫我买点吃食，补补身体，我现在正在照你的话办。”
她们的关系似乎已经完全修复。
晚年朱安非常看重名分，她曾多次重复“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1947年春天，朱安病情日益加重，自感不久于人世，朱安留下遗嘱：
“自想若不能好，亦不欲住医院，身后所用寿材须好，亦无须在北平长留，至上海须与大先生合葬。”
1947年6月29日，朱安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在西三条21号院孤独地去世了，享年68岁。临终之际，她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朱安死后，她的遗愿自然不能实现。经宋琳与周家后人商议，朱安葬于西直门外保福寺周作人家的一处私地，连墓碑都没有。
逝世前，朱安还将两块衣料送给许广平作纪念。她说：“许先生待我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的一生是悲哀的，在她的生命里，从未得到了属于一个女人应有的幸福。她孤独地活着，活得艰难而沉默，如同一件器物。她的命运，就是一代旧式妇女的集合：卑微、隐忍，不被理解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