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重庆歌乐山附近的一位农民在劳作时,从一座废弃的碉堡遗址中挖出了一具戴着手铐的hai gu。
这一发现,震惊了当地村民,也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悲壮历史。
经过法医鉴定以及相关人员的口供等多方查证,最终确认她的身份,竟是朱德元帅曾赞誉的“最伟大的军阀叛女”——杨汉秀。
杨汉秀,何许人也?又为何会被朱德元帅这般称呼呢?
初触革命,奔赴延安杨汉秀,1912年出生于四川广安一个显赫的军阀家庭。
她的伯父是四川大军阀杨森,父亲杨懋修也曾担任川军旅长、师长等要职。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杨汉秀本可以过着衣食无忧、奢华尊贵的大小姐生活。
然而,她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投身革命,为底层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终身。
杨汉秀自幼目睹了军阀割据下百姓的悲惨生活:繁重的赋税、残酷的剥削、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这些都让她对家族的特权和军阀的暴行产生了深深的厌恶。
尤其是1926年发生的“九五惨案”,英国军舰炮轰万县,造成大量无辜百姓伤亡,城市满目疮痍,这一惨烈场景深深刺痛了她的心,也让她彻底觉醒,意识到必须反抗这种不公,寻求改变。
1926年,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受党组织委托来到杨森的部队从事兵运工作。
由于工作关系,朱德经常到杨汉秀家做客。在与朱德的接触中,杨汉秀被他所秉持的革命理念和真挚的爱国情怀深深打动。
她开始主动了解革命知识,参与反帝群众运动,迈出了革命道路上的第一步。
朱德对这位充满灵气的小姑娘也十分喜爱,甚至开玩笑说要收她为干女儿。
在与杨森的交谈中,朱德与杨森常常因为政治见解不同而发生冲突,这些场景都被杨汉秀看在眼里,也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
随着年龄的增长,杨汉秀对革命的热情愈发高涨。
在家庭教师朱挹清(地下党工作者)的引导下,她结识了更多共产党人士,进一步接触到了先进的革命思想,并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拯救中国和受苦受难的百姓。
然而,杨汉秀追求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她首先面临的是来自家庭的重重阻碍,尤其是包办婚姻的束缚。
但杨汉秀性格坚毅,坚决抗争到底。
她先是拒绝了旧式婚约,而后嫁给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中学教师赵致和,以此表达自己对自由和革命理想的坚持。
赵致和病故后,杨汉秀独自抚养孩子,生活艰难,但她对革命的向往从未熄灭。
当得知朱德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消息后,她毅然决定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事业。
从四川广安到延安,路途遥远且充满危险,何况她还带着年幼的孩子。
为了全身心投入革命,杨汉秀忍痛将孩子托付给婆婆,孤身一人踏上了这条充满艰辛的道路。
一路上,她遭遇了重重困难:国民党的关卡盘查、荒僻小路的风餐露宿、敌人的追捕……但她从未想过放弃。
最终,在历经千辛万苦后,杨汉秀终于抵达了延安。
延安深造,周旋家族到达延安后,杨汉秀做出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决定: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吴铭”,寓意着与军阀家族彻底决裂,从此要做一个无名小卒,默默为革命奉献一切,毫无保留。
她先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和鲁迅艺术学院深造学习。这两所院校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为杨汉秀提供了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宝贵机会。
在抗大,杨汉秀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她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在鲁迅艺术学院,她则接触到了丰富的文艺作品和艺术表现形式,这不仅丰富了她的精神世界,也为她日后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奠定了基础。
除了理论学习,杨汉秀还积极参与到各种实践活动中。她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农村、工厂,向群众宣传抗日思想,动员他们加入抗日队伍。她还参与了文艺演出,用歌声、舞蹈等形式鼓舞士气,激励战士们奋勇杀敌。
在延安,杨汉秀不仅在思想上得到了升华,在能力上也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她学会了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如何与群众打成一片,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开展工作。
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和成长,杨汉秀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革命意志更加顽强。1942年,她凭借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优秀的表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合格且优秀的革命战士。
抗战结束后,国内局势依旧复杂,统战工作变得尤为重要。杨汉秀受中央指派,肩负起了返回四川开展统战工作的重任。而她特殊的身份——军阀杨森的侄女,成为了她开展工作的一个特殊切入点。
回到四川后,杨汉秀周旋在家族之中,这其中的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一方面,她要应对家族里那些传统观念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家族里很多人对于她投身革命这件事,要么不理解,要么持反对态度。但杨汉秀心里清楚自己的使命,她巧妙地利用各种机会,努力争取把原本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弄到手。
例如,她先是回到家中,凭借合理的理由,让父亲以为她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从而顺利拿到了一笔钱。拿到钱后,杨汉秀谨慎又机智地将这些资金逐步转移给中共四川省委,为党组织购买枪支、药品等急需的军用物资贡献力量。
此外,杨汉秀还以修建舞厅、做生产等看似合理的名义,变卖家产,源源不断地为革命事业提供物资支持。她还住进了杨森住宅的对面,以便能有更多机会接近杨森,相机劝说他。
在面对杨森的试探时,杨汉秀总是抓住机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向杨森讲述我党的光明磊落、言而有信,试图劝说他弃暗投明,为革命事业增添一份助力。
三次被捕,英勇就义在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杨汉秀三次被捕,历经磨难,始终坚贞不屈。
第一次是1947年5月,杨汉秀在延安接受革命教育后,回到四川开展地下工作。她积极组织青年人练武,秘密发展革命队伍,为武装斗争积蓄力量。然而,她的行动引起了当地县长的怀疑,认为她与延安方面有联系,会对自身不利。于是,杨汉秀在渠县被县长逮捕,关进了成都将军衙门的省特会监狱。
在狱中,杨汉秀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她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党组织的信息。由于查无实据,敌人最终不得不将她释放。
出狱后的杨汉秀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
第二次是1948年夏天,她回到渠县参与武装起义,却因起义失败再次被捕。这次逮捕她的是重庆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杨汉秀被押往重庆,关进了老街监狱。
在狱中,杨汉秀不仅忍受着敌人的严刑拷打,还时刻关心着难友们的安危。她得知难友左绍英在狱中生下的小女儿寄养在地下党员袁尊一家中,而袁也被捕入狱,孩子处境十分危险。
杨汉秀对左绍英说:“你放心,如果我能出去,就一定设法找到你的女儿,把她养起来,然后再交给你。”
1949年4月,杨汉秀因病被杨森接出渣滓洞监狱“保外就医”,软禁在重庆金汤街市民医院的特等病房里。在医院里,她依然没有忘记对左绍英的承诺。
杨汉秀偷偷回到广安,找到了左绍英的女儿王凯。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踪迫害,她谎称王凯是捡来的孩子,为她改名叫李凯,并请农民李自才照料。
然而,杨汉秀却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儿女。她的儿子和大女儿从小就在外婆那里,而小女儿出生不足两个月时,就被她寄养在别人家中,请奶妈给喂奶。直到她牺牲时,也没能再见到她的小女儿。
第三次是1949年,重庆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九·二”火灾。杨汉秀目睹了这场惨剧,异常愤怒。为了揭露真相,她不顾自身安危,在公开场合怒斥伯父杨森是这场火灾的制造者。
杨森得知后恼羞成怒,于9月17日派人将杨汉秀秘密逮捕,囚禁在石灰市。面对敌人的再次劝降,杨汉秀不为所动,反而劝那些人弃暗投明,不要执迷不悟,还大骂杨森冥顽不化。
杨森见杨汉秀软硬不吃,怒不可遏,于11月23日下令将她处死。
这一天,年仅37岁的杨汉秀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埋在重庆西郊金刚坡附近的一座碉堡旁。
终得归处,英魂不朽四川解放后,全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可党中央却始终牵挂着杨汉秀的下落。
杨汉秀的革命引路人、视她如女儿的朱德元帅,更是挂念这位“最伟大的军阀叛女”,多次给邓小平和刘伯承捎去口信,拜托他们帮忙寻找杨汉秀,西南军政委员会也收到了党中央发来的多封电报,要求派人多方寻找。
因为大家都知道杨汉秀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深入虎穴,肩负着统战重任,在那样复杂危险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如今却下落不明,怎能不让人揪心呢。
1975年8月,重庆歌乐山附近的一位农民在劳作时,意外挖出了一具戴着手铐的hai gu。经过烈士陵园派人调查核实,并请专家进行鉴定,最终确定身份就是杨汉秀。
原来,杨汉秀被杀害后,就被特务们埋在了一座废弃碉堡的地层土里。多年过去,碉堡早已废弃,而杨汉秀的遗体却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直到被偶然发现。
杨汉秀在延安时曾改名为“吴铭”,寓意着与军阀家族彻底决裂。在寻找烈士遗骸的过程中,有关部门从杨汉秀的儿子那里发现了一张过去不曾注意的藏得很秘密的“介绍信”,那是王维舟介绍吴铭见周总理的信件,上有周总理的亲笔批示。
有关部门找到周总理当年的秘书龙潜核实情况,证实杨汉秀就是吴铭。
当这个消息被确认后,无数人都感到痛心和惋惜,同时也对杨汉秀的英勇事迹更加肃然起敬。
后来,杨汉秀被安葬在重庆革命烈士陵园,她的英魂也得以安息,与那些同样为了革命事业牺牲的先烈们一起,永远被人们铭记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