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绝大多数寻常人家一样，毛主席对子女的婚姻也同样很忧心。

大女儿李敏是1949年在姨妈的带领下来到北平，同父亲毛主席见面，对于这个从小就没在身边的女儿，毛主席更是投入了很多关爱，到1958年，李敏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毛主席听说女儿在和一个叫“小孔”的年轻人谈恋爱，连忙把女儿叫到了身边询问：

“这个小孔的父亲是哪个，在那个单位工作啊？”

李敏被问的一头雾水，两人认识了很多年，自己还从来没问过男友的家世。不过面对父亲的问题，李敏显得很不以为然：

“我们都是八一学校的同学，我想他的父亲应该是军队干部吧！再说，我是跟他交朋友，了解他父母干吗？”

“两家结亲嘛，还是要问一问的。”

毛主席耐心的解释了一遍。

对父亲的话，李敏很重视，不久之后专程跑去问了一趟。

李敏的男友“小孔”，开国中将孔从洲将军的儿子孔令华。

孔从洲将军是一个起义将军，原来是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的部下，因西安事变的关系，蒋介石对杨虎城将军十七路军改编来的38军很嫉恨，不断的派人来分化、瓦解38军。

忍无可忍之下，原38军副军长孔从洲将军率领部分38军于1946年5月15日在河南巩县起义，所部被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38军。

因为父亲的缘故，孔令华从小就吃了很多苦。

孔从洲将军与夫人钱俭有8个子女，但活到解放后的就只有孔令华、孔淑静一儿一女，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后，孔令华被安排进华北石家庄荣臻子弟学校读书，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荣臻子弟小学迁到了北平，更名为八一学校。

当时，李敏从苏联回来不久，也被安排到了八一学校读书。

尽管这对儿夫妻当时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但彼此交集不多，孔令华比李敏大一岁，在八一学校却比李敏大两届，那时孔令华很优秀，不仅学习出众，还担任着学生会主席。

李敏的性子也很活跃，几次参加过学校的表演，孔令华也因此而注意到了李敏。

渐渐地，两人相处逐渐增多。

不过有意思的是，两人一开始谁也没有问彼此的家庭情况如何。

一直到后来考上了大学，毛主席偶然知道了女儿在谈恋爱，这才主动问了一句，后来听女儿说起，小孔的父亲就是孔从洲，毛主席很满意。

“那您是同意吗？”

毛主席干脆一锤定音：

“好，什么时候领小孔来见一见？”

一直到上门，孔令华才知道，李敏是毛主席的女儿，回到家以后，他把这件事情对父母说了一遍，孔从洲将军夫妇也吃了一惊，没想到儿子的女友竟然是毛主席的女儿。

“一定要好好对李敏，如果有时间，带回家里来看看。”

孔从洲将军见过的大风大浪很多，尽管吃惊，却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只有夫人钱俭很是忐忑，毕竟李敏不是一般人家的女孩儿，那可是毛主席的女儿。

一天，钱俭正在家里忙活，儿子孔令华突然带回一个陌生女孩儿，她立马意识到，眼前这个姑娘就是李敏，慌忙擦了擦手，拉着儿子小声问了一句：

“儿子，这就是毛主席的……”

李敏很是乖巧，立马上前有礼貌的打了声招呼：

“阿姨，您好，我是李敏。”

钱俭上前拉住李敏，紧张地说道：

“我知道你是李敏，快快进来，你真的来我家了。”

当天，孔淑静也在家，一听屋外的动静，也连忙走出来招呼，她之前就见过李敏，1957年，孔淑静到北京治疗贫血病，因父亲工作忙碌无暇照顾，都是孔令华和李敏在身边，即便有时候孔令华不来，李敏也会跟着去，两人的关系很好。

在孔淑静的心里，是很认可李敏这个嫂子的。

中午时分，孔从洲将军下班回家，一看家里来了个陌生姑娘，早就知道情况的他也高兴的上前打招呼。

尽管大家宾主之间其乐融融，可钱俭仍然很忐忑，趁着一个空档，她悄悄拉过李敏，小声问她：

“孩子，你真的愿意嫁到我们家？”

“你是毛主席的大闺女，令华攀上你有些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钱俭絮絮叨叨的说了很多：“沈阳这个地方（孔从洲将军于1955年出任沈阳高级炮校校长，任期5年），你要住得惯就多住几天，住不惯想走就走，你能来俺家，俺能见上毛主席的闺女，多大的荣光啊！俺可不敢委屈你。”

“阿姨！”李敏笑了笑回答道：“我是一心一意的，您放心吧！”

尽管李敏与孔令华之间的感情水到渠成的发展着，但两人一开始并没有打算着急结婚。毕竟他们那时还有学业，因此他们决定先把学习和工作放在首位。

贺子珍也曾劝过女儿，不要太早结婚：

“你同小孔相爱，打算结婚，我是赞同的。但是我希望你们的婚期能拖后一年，等到你高中毕业后再结婚。我是这样考虑的，结婚之前多读点书，不然结婚后琐碎的事情太多，你向读书就难了。”

一开始，孔从洲的成绩还出现了下滑，李敏为此很是自责，担心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影响了他的学习，还特意嘱咐：如果你成绩上不去，那么我们就减少来往，一切等学习成绩上去了再说。

毛主席有段时间没见孔令华，还好奇的问了一句：

“你们俩是吵架了吗？”

李敏摇摇头：

“他正忙着学习呢！”

毛主席点点头：

“年轻人，要懂得劳逸结合嘛。”

1959年，李敏与孔令华商定在暑假举行婚礼，不巧的是，这年7月2日至8月16日，毛主席要出席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了能赶上女儿的婚礼，毛主席几次打电话给女儿，还写了封信回去，希望能推迟婚礼，好等他回去。

一直到8月下旬，庐山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急匆匆回到北京，开始筹备女儿的婚事。

孔从洲夫妇也出席了女儿的婚事，并同毛主席攀谈，毛主席见了亲家，心情也很好，不住的对出席的宾客介绍，还对一旁的王季范说：

“他(指孔从洲)是个老实人。他教育子女很严的哟！孔令华很好嘛，今后两个孩子婚后一定是会处好的，学得好，工作会干得好的哟！咱们当老人的，唉，人家成家立业了，可以自主了。”

一直到婚宴结束，毛主席把孔从洲夫妇送出门口，仍然不停的说：

“你是个老实人。”

孔令华与李敏结婚后，一直生活的很幸福，孔从洲夫妇也对李敏很好。

李敏后来在《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还特意提到了孔从洲、钱俭夫妇：

“两位老人像待亲女儿一样疼我，关爱我。”

在婚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孔令华李敏夫妇仍然住在中南海。

1962年初，李敏怀孕后，毛主席显得很高兴，毕竟这个未出生的孩子，是第三代中的首个孩子，也是毛主席的第一个外孙儿。

这年8月，毛主席携女儿李敏、李讷一起到北戴河，因为孔令华是唯一的一个男性，所以自然而然就同女眷分开了，那时李敏身边有王海容陪伴着。王海容的祖父是王季范，而王季范又是毛主席的表兄，所以从辈分关系上，李敏还要比王海容大一辈儿。

王海容陪着李敏在海滩散布，累了就坐在藤椅上休息，看着李敏日渐隆起的肚子，王海容情不自禁的上前抚摸着李敏的肚子，笑着问道：

“小老表什么时候和我们见面呀？”

“再有两个月吧！”

李敏笑容满面的回答道。

“表姑就要做妈妈了，不害怕吗？”

“以前有些怕，现在不怕了。”

这下轮到王海容疑惑了：

“为什么呀？”

李敏轻轻地抚摸肚子，温和的说：

“做妈妈是神圣、伟大的，没做过妈妈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对李敏肚子里的这个小宝宝，外公毛主席也很关注，当时李敏大学还没有毕业，假期很快就结束，李敏正担心学业被耽误，是毛主席亲自出面拍板决定：

“娇娃，你向学校请假在家待产吧。”

“那耽误的功课怎么办？”

李敏显得很忧虑。

“可以自学，可以让令华补课，也可以把老师请到家里来。”

对女儿，毛主席已经可以说是破例许多了。

1962年10月，李敏待产住院，生孩子的那天，毛主席因公务繁忙未能前往，在家里始终坐卧不安，后来特意让江青到医院，江青到医院时，李敏已经被推出了产房，江青又急匆匆赶回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这一喜讯。

当毛主席得知李敏平安生下孩子后，也高兴的合不拢嘴：

“母子平安就好……”

这一年正值毛主席70岁，看着前来报喜的孔令华，毛主席高兴地说：

“我70岁官升一级。”

对于这个刚出生的小外孙，毛主席显然很是高兴，李敏在《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一书中提到：

“父亲工作累了，顺脚就去看看小外孙，抱抱、亲亲、逗逗小家伙。继宁长得虎头虎脑，不哭不闹，笑起来尤其可爱。父亲平时就喜欢孩子，现在更像所有老人一样——隔代亲，特别爱和继宁玩儿。”

李敏的孩子出生后，有段时间没取大名，一次趁着父亲来看望，李敏主动说：

“爸爸，您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娇娇，怎么可以胡闹呢！”毛主席乐呵呵地说：“起名字应该是孔家的事儿，怎么能让我来。”

李敏摇摇头告诉父亲：

“是孩子的爷爷要外公取名。”

原来就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孔令华就给在沈阳的孔从洲夫妇报了喜，当时在电话里，孔从洲就对儿子说，孩子的大名由毛主席决定。

“哦，亲家这么信任我。”

毛主席沉思了一阵：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孩子的爷爷在起名上有没有什么要求？”

李敏摇了摇头：

“一切由爸爸定夺。”

在给外孙取名字一事上，毛主席费了不少脑筋，他不赞同女儿从自己名字里用字的想法，也不愿意用虎、豹这样的字眼，考虑再三，他对女儿说：

“娃是国家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是来接我们班的嘛。接班就要继承事业，跟着我们走嘛，列宁的‘宁’字有宁静、安宁之意，比较符合中国人起名的习惯，孩子长大后也要继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叫继宁吧。”

不过很遗憾，孔继宁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也没多长。

一年后，孔令华、李敏申请搬出中南海，毛主席对此情况心知肚明，却也无可奈何，很感慨的说道：

“手心和手背，都是手上的肉啊！我也知道你们在这里的日子不好过，离开了也好。”

孔令华与李敏商量后，一开始搬到了中南海一处偏僻的房子里，毛主席那时还时不时的去探望，到1964年，孔令华夫妇彻底搬出了中南海，来到了兵马司胡同的一处普通院落里。

从这天开始，李敏再难见到父亲，甚至就连出入中南海的证件也被收了回去。

离开了中南海以后，生活上的很多事情都要李敏去上手，一开始李敏连生炉子也不会，不知道该如何点木柴，做饭不知道水该放多少，一直到隔了一段时间后，才慢慢适应下来。

不过，因为夫妻两人都要忙于工作，很难去照顾孩子，孔继宁差不多在6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到了上海，在外婆贺子珍身边。

从这天开始，孔继宁便开始了北京——上海两头跑的日子。

与外公比起来，孔继宁其实更熟悉外婆，虽然小的时候，母亲也带他到过中南海，见过毛主席，可因为年纪太小，基本没什么印象。

自从有了这个小外孙以后，贺子珍脸上的笑容增多了不少，她亲自带着孩子洗澡、玩耍，贺子珍把无尽的关爱都给了他。

当时在贺子珍身边有一个工作人员和孔继宁同岁，每次两家孩子在一起，贺子珍都要称一称孩子的体重。如果称重下来是孔继宁稍重，贺子珍才会略感轻松，如果体重稍微轻了那么一点，贺子珍就会觉得，是自己没照顾好孩子，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让孩子好好吃饭，以便下次再比体重时，能够超过对方。

随着年龄的增长，孔继宁也知道外婆身体不是很好，懂事的他也会尽量让外婆少操心，还会想方设法的逗外婆开心。

一次，孔继宁注意到外婆闷闷不乐，就从柜子里翻出来外婆在苏联时穿的西装，还把一条红色的天鹅绒带子系在脖子上当领带，学着电视里西哈努克亲王的样子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贺子珍猛地看见，也被逗得哈哈大笑……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孔继宁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外公是毛主席。

襁褓中的孔继宁一开始对外公的宠爱一无所知，一直到年龄稍长才明白，许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起同外公在一起的日子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外祖父（毛主席）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之后的人生道路也深受影响。”

毛主席也始终心心念念着这个小外孙。

只是很遗憾，祖孙两人相处的时间太短。

孔继宁后来也注意到，父母不大常带他去看外公了，大概七八岁的时候，他跟家里哭闹要去看外公，并且还同母亲约定：

“如果我戴上了红领巾，就带我去看外公。”

据说在过去，不是所有上了小学都能戴红领巾，必须是学习特别优异，表现良好的学生才可以。

为了能见外公一面，孔继宁始终为此努力着，后来上了小学一年级，他果真戴上了心心念念的红领巾，回到家以后，便央求父母：

“我戴上红领巾了，该带我去见外公了吧。”

孔令华、李敏夫妇也没办法，只好带着儿子到了中南海，恰好赶上毛主席开会，会议结束后，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

孔继宁很聪明，小的时候他就知道，毛主席外孙这重身份是不能够轻易告诉别人的：

“如果泄露出去，我就交不到朋友了，”

这重身份给了孔继宁很多压力，也给了他很多动力：

“我不能给我的家庭抹黑。”

因此在许多人心目中，孔继宁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哪怕是有朋友来家里做客，也发现不了他隐藏的“秘密”。

一直到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孔继宁“无故”请了半个月假，他的这重身份才算是被揭开了。

尽管如此，也还是有熟悉的人不知道，许多年以后，当他们了解到孔继宁的身份以后，也表现的很惊讶：

“我们原以为你会高人一等。”

孔继宁也只是很平静的回答道：

“我本来就是在老百姓当中长大的。”

军人家庭出身的孔继宁如愿以偿的成为一名军人，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毕业后曾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

到1997年，因母亲身边无人照顾，孔继宁这才转业回到了北京。

时至今日，孔继宁一如既往的低调，虽然偶尔接受媒体采访，但频率并不是很高，他始终在默默的做着一件事，那就是有计划的宣传外祖父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

“我后半辈子的主要工作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承毛泽东精神。”

这也将会是孔继宁永远会做下去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