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解放军在陆军的基础上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1955年又将防空部队和公安部队改称防空军、公安军，实行五军种体制。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是在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适应城市要地防空的需要，在陆军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北平、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解放后都成立了防空领导机构，到1949年10月前，防空部队共有8个高射炮团。

1949年底，发展至16个高炮团，分别部署于首都北京和沈阳、鞍山、抚顺、上海、南京、戚墅堰、武汉、长沙等重工业城市 。1950年3月至5月，先后组建了3个高炮师。这期间，还组建扩充了雷达和探照灯部队。

防空部队高射炮兵

随着防空部队的不断壮大和国土防空任务的日益艰巨，1950年9月，为了统一对城市防空的领导，加强国土防空建设，并准备应付朝鲜战争日益扩大的局势，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国土防空部队领导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10月19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周士第为防空部队司令员，钟赤兵为防空部队政治委员。

防空部队司令员周士第

1950年10月23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防空司令部的通报

1950 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隶属中央军委领导。同日，中央军委任命谭家述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防空司令部成立时，所辖防空部队共有2个高射炮师（原高射炮第二师已改编为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16个高射炮团，1个探照灯团，2个雷达营。1个对空监视营。另辖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南4个军区防空司令部，西南军区防空处，安东、小丰满防空司令部，浙江、福建防空处。南京、天津、武汉、南昌防空指挥所等指挥机构。

军委防空司令部成立后，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土防空作战的需要，防空部队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53年7月抗美援朝结束时，防空部队拥有2个高射炮师，33个高射炮团，8个独立高射炮营，4个探照灯团，1个雷达团，8个雷达营，17个对空监视团，总兵力10万余人。1953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以驻广西桂林第二十四步兵学校为基础，在北京组建防空部队高级防空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高射炮兵、雷达、探照灯部队营以上指挥员和部分政治军官。此外，还相继建立了高射炮兵学校、防空学校、雷达学校、技术学校等4所学校。

建国初期，我军某对空监视哨营在探照灯配合下进行夜间观测。

这期间，防空部队的领导人也进行了调整和充实。1952年7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福建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十兵团副司令员成钧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华北军区及首都防空司令员；8月28日，免去钟赤兵防空部队政委职务（调任总后勤部营房管理部部长）；1953年1月6日，任命湖南军区司令员唐天际为防空部队政委；1954年2月28日，任命第十五军政治委员谷景生为防空部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免去唐天际政委职务（调任中央军委财务部副部长）；1955年3月28日，任命副总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为防空部队司令员，免去周士第防空部队司令员职务（调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

杨成武任防空部队司令员后，仍任副总参谋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当时身兼数职的高级将领不少，但是像杨成武这样同时兼两个大单位主官的人并不多见。

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需要保卫的目标很多，仿效苏联军队的体制，在防空部队建设达到一定规模，国土防空能力日益增强的情况下，1955年3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将防空部队的番号总称定名为防空军。1955年4月9日，国防部调陆军第九兵团机关充实加强防空军领导机关。

1955年5月4日，根据总部命令，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军区防空司令部分别更名为沈阳、北京、南京、广州军区防空军司令部。7月12日，根据福建地区防空作战的需要，国防部的命令，以原公安部队第十二师师部在福州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第一军，由方升普任军长，罗维道任政委。10月20日，该军正式担负防空作战值班任务。

同年8月11日，国防部颁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9月14日，防空部队正式改称防空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第四军种。原防空部队各级机关、部队和学校均将番号中的“防空部队”改为“防空军”，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高级防空学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高级防空学校”。

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上将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从9月下旬起，分批颁布授予军官军衔命令，防空军有29名高级军官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上将1人，中将3人，少将25人。其中，防空军干部部部长李贞少将是当时全军唯一的女将军。

毛主席授予李贞少将一级解放勋章

杨成武等15位在京防空军将官，参加了9月27日下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的授予在京将官军衔、勋章仪式。11月19日，防空军驻京部队举行校官授衔授勋仪式。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上将代表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授予防空军校官军衔。随后，各机关、部队、学校先后隆重地举行了校官、尉官和士兵的授衔典礼。有904人被授予校官军衔，23430人被授予尉官军衔（包括准尉4770人）。

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上将代表国防部部长授予校官军衔

1955年10月，防空军主要领导人为：

司令员 杨成武上将

副司令员 谭家述中将、成钧中将

副政治委员 谷景生少将

参谋长 成钧中将（兼） 副参谋长 刘秉彦少将、李继开少将

政治部主任 龙道权少将 副主任 吴建初大校

干部部部长 潘峰少将

战斗训练部部长 刘秉彦少将（兼）

后勤部部长 黎化南少将（代）

高射炮兵指挥部司令员 谭家述中将（兼）

1950年防空部队刚成立时，武器装备主要是缴获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战利品，包括日制、德制、美制等防空装备。1950年至1955年，防空部队主要从苏联进口武器装备。到1951年底，防空部队共装备苏制高射炮578门。此后又从苏联进口一批KC－19型100毫米高射炮系统和C—60型57毫米高射炮系统。1955年新中国仿制成功苏式37毫米高射炮，随即大量生产，并陆续装备防空部队。1950年10月，驻上海的防空部队接收了苏联来华协助防空的部队的72部探照灯和雷达装备。此后到1955年，又从苏联进口了数百部探照灯和一百多部雷达。50年代中期开始装备国产雷达兵器。

参加1955年国庆阅兵的探照灯兵

经过多次调整、充实和扩建，到1957年5月，防空军下辖沈阳、北京、南京、广州4个军区防空军领导机关，1个防空军军部，8所学校，和以高射炮兵、探照灯兵、对空情报兵等兵种组成的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防空部队，其中3个防空师师部，8个高射炮兵师师部，36个高炮团，17个对空情报兵团，8个雷达团，6个探照灯团，5个通信团，4个独立高炮营，3个独立探照灯；装备各型高炮1554门，探照灯723部，雷达349部，汽车3066辆；官兵总数近15万人。

防空部队和防空军成立后，在国土防空作战和抗美援朝对空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后期，由于人民解放军还是单一陆军，未能掌握制空权。国民党空军飞机不断对新解放的大中城市进行轰炸、侦察、骚扰，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兵部队担负起了城市要地的防空任务。1949年8月1日，驻武汉的高射炮某部击落一架国民党空军Ｂ－25型轰炸机，这是高射炮部队在城市要地防空作战中首次击落敌机。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10月29日至1952年底，高射炮第一团、第三团、第八团、第十三团、第五二一团、第五三二团等部，先后在江苏戚墅堰、浙江宁波、上海、福建汕头和厦门等地，击落击伤多架来犯的国民党空军飞机。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防空部队重点加强东南沿海地区的防空。当时国民党空军利用福建、粤东地区尚未进驻我军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的空隙，经常窜入大陆上空骚扰，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危害。驻守在这一地区的防空部队对空作战任务较为繁重。其中，驻厦门的高射炮第五二一团在1954年9月26天的战斗中，取得了一举击落敌机12架、击伤33架的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

1955年1月18日，浙东一江山岛解放后，国民党空军连续两次出动飞机24批96架，对福州、汕头等地进行了报复性轰炸。为加强东南沿海地区的防空力量，防空部队迅速扩编了2个高射炮师，并组建了防空军第一军军部，统一指挥福建地区的防空作战。另在汕头增加了高射炮兵部队，并建立了防空指挥所，从而使这一地区的防空作战形势日益好转。

至1957年5月，防空军在国内防空作战中，共击落入侵的美军和国民党空军飞机42架，击伤136架。

志愿军防空部队自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先后有21个高射炮团零10个高射炮营，5个探照灯营零两个连，2个对空监视团，1个雷达营零4个连，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

1952年，守卫在朝鲜万城至肃川之间铁路线上的志愿军高炮部队

志愿军防部队在朝鲜面对的是比国民党军队更为凶恶的敌人。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军出动大批战斗轰炸机猛轰鸭绿江上的桥梁。担负掩护江桥任务的志愿军高射炮第五Ｏ一团，集中火力，猛烈射击，一举击落击伤美机各2架，首战告捷。

1951年夏，侵朝美国空军对志愿军交通线实施“绞杀战”，企图切断志愿军的后方补给。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志愿军防空部队及时调整部署，增加了掩护铁路交通线的兵力，用5个高射炮团采取“重点保卫，高度机动”的作战方针，正确选择机动地域，采取隐真示假，迷惑敌人的办法，打了一系列漂亮仗。其中，高射炮第五一三团在54天的机动作战中，击落击伤敌机189架，志愿军司令部给予通令嘉奖。

志愿军防空部队在朝鲜不但担负着交通线和重要目标的防空任务，还参加了对朝鲜重要城市的防空作战。1952年8月底，美空军出动各型战斗轰炸机1700余架次，对朝鲜首都平壤实施所谓“联合国军全部航空兵力”的大规模轰炸。志愿军高射炮第五三三团与朝鲜人民军高射炮团一起，参加保卫平壤的防空作战。该团共击落击伤美机8架。

志愿军探照灯部队，不仅保障了志愿军高射炮部队和空军部队的夜间作战，还创造了用探照灯直接照落敌机的奇迹，受到志愿军司令部的通报表扬。1953年3月15日晚，美空军Ｆ－80C型战斗轰炸机1架，以4000米高度入侵朝鲜安州，企图袭击清川江桥。驻守该地的志愿军防空部队探照灯四二一团七连采取近战战法，待敌机临近至6公里时突然开灯照射，各个跟踪灯站迅速开等交叉照射和迎头照射，数支明亮的光柱紧紧跟着急速下降的敌机不放。美军驾驶员在强烈的光柱照射下，头晕目眩，惊慌失措，失去了控制，一头栽下去坠毁。七连首创探照灯部队照落敌机的战例。此后，志愿军探照灯部队又取得用探照灯直接照落敌机3架的胜利，在防空部队和整个志愿军部队中传为佳话。

探照灯兵防空作战

在整个抗美援朝作战期间，志愿军防空部队与美空军共作战10038次 ，击落（照落）美机413架，击伤1559架。从进行小规模战斗，逐步发展到能够抗击美空军大规模连续突击；从单一的高射炮部队作战，发展到高射炮与探照灯、航空兵协同作战，取得了防空作战的宝贵经验。

防空军自1950年10月组建至空防合并，8年中对空作战共10541次，击落敌机455架，击伤敌机1695架。防空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成为一支保卫祖国领空的重要力量。

1956年7月5日，贺龙元帅（前右1）、聂荣臻元帅（前右3）、李达上将（前右2）接见防空军战役训练班学员

防空部队和防空军组建后，经过几年的实践，由于防空军和空军的任务相近，逐渐暴露出机构重叠、指挥不便的弊端，有必要将它们合并起来。中央军委考虑当时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财力有限，航空兵部队及其装备就那么多，如果把空军的歼击航空兵部队分出一部分归防空军建制，势必削弱空军的力量。1956年11月，防空军刚刚建立一年多，中央军委就空防两军是否合并问题，征询有关方面的意见。

1957年2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出席防空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

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为贯彻中共八大关于压缩军费开支，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精神，作出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决定将全军员额裁减三分之一，并对军队组织编制进行了调整，把原来的陆、海、空、防空、公安5个军种改为陆、海、空3个军种。即防空军与空军合并，公安军撤销，公安军领导机构改为总参谋部警备部。2月21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了空军与防空军合并的决定。

2月28日和3月4日，防空军和空军两个军种的党委召开了两次联席会议，共同研究空防合一的有关事宜。防空军方面参加的有：司令员杨成武上将、副司令员成钧中将、副司令员谭家述中将、副政治委员谷景生少将、参谋长钟伟少将、政治部主任龙道权少将、副参谋长刘秉彦少将、李继开少将；空军方面参加的有：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政治委员吴法宪中将、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秉璋中将、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副参谋长何廷一少将。

会议确定，原防空军的高射炮兵、探照灯兵和雷达情报兵的指挥机构和部队予以保留，空军原有的雷达部队编入雷达情报兵，这三个兵种直接归合并后的空军司令部建制；防空军和空军的同类业务部门进行合并；防空军和空军的各级防空作战指挥所，合并成统一的防空作战指挥所；防空军的几所学校予以保留。空军与防空军的合并工作采取由上而下，先机关、后部队，先军种机关、后军级机关的步骤进行。同时决定，由防空军党委常委杨成武、成钧 、谭家述、谷景生、钟伟、龙道权、刘秉彦、李继开和空军党委常委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曹里怀、常乾坤、徐深吉、王辉球等15人组成“中国共产党空军、防空军合并工作委员会”，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任第一书记，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任第二书记。该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空、防合并的各项具体工作。

1957年5月17日，空军和防空军领导机关正式合署办公，军委一级空防合并圆满完成。随后，军区空军和军区防空军机关及其所属部队的合并工作也相继完成。7月15日，由福州军区代管的防空军第一军改称空军第一军，并划归南京军区建制。遵照国防部7月26日命令，防空军军种名称撤销后，原防空军所属各类部队、学校番号不变，只是在番号之前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字样，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第十五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级防空学校”等。

空防合并后的空军领导

上图前排左起为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中将、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政委吴法宪中将、副司令员刘震上将；后排左起为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副司令员曹里怀中将、副司令员谭家述中将、副政委王辉球中将、副司令员常乾坤中将。

空防合一后，原防空军的干部大部分合并到空军工作，一部分分配到国防科委工作。防空军主要领导除杨成武仍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外，其他人都安排了新的职务：防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任空军副司令员；防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任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军校部部长；防空军副政委谷景生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治委员；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钟伟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防空军政治部主任龙道权进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0年毕业后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防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李继开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沈阳军区防空军政委周彪任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司令员。

在防空军与空军进行合并的同时，公安军也于1957年3月开始了撤销和整编工作。同年9月1日，原公安军领导机构改编为总参警备部，公安军番号撤销。人民解放军又恢复了建国初期的陆海空三军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