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的排版当中，开辟近代史的第一章历史是鸦片战争，而导致列强发动鸦片战争的最大原因，则是因为当时腐朽的清政府，由于多年的闭关锁国，已经无法形成对外面列强的威慑，也因此引来了外敌的觊觎和垂涎。

实际上，清政府的固步自封，早就引起了清朝不少内部大臣和学子民众们的关注，这当中，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曾经对其进行了评价，认为清末坚持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皇帝对于可能丧失皇权的恐惧。

实际上，这位敢于评价皇帝的文学家，在清末历史当中也留下了鼎鼎大名，而他就是梁启超。

说到梁启超，很多人都会想到他的另一个更加著名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和康有为一起主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尽管这场维新运动仅仅持续了一百天便不得不宣告结束，可是，梁启超的名字和他的能力，被就此写进了历史当中——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由于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士绅，梁家在当地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四岁起，梁启超就跟着祖父读书识字，在开蒙的过程当中，梁启超的祖父经常以史为典，用宋朝和明朝的灭国历史，给梁启超普及爱国思想，而这些历史和思想，也给梁启超的一生留下了深远影响。

童年时，梁启超用自己的“天才”，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九岁能成文，十七岁高中举人，之后不久，他开始跟随康有为学习，也因此接触到了更多有关批判清政府腐朽与昏聩的思想。

其实，比起政治，梁启超在文学上的成就更加耀眼。

光绪二十一年，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正遇上《马关条约》的签订，学子们群情激奋，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带领下发起了“公车上书”运动；

同年6月，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梁启超成为了报纸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在报纸上痛陈利害，呼吁民众们革新变法，寻求一条新的出路，很快就引起了民众和舆论的关注。

几个月的时间里，梁启超和《万国公报》成为了舆论的中心，在后来的记载当中，“报开两月，而舆论渐明”，那些学子和士大夫们，也在梁启超的文章里“渐知新法之益”，梁启超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入京举子，一跃成为了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

《万国公报》的热销，让更多的学子士绅们找到了一条救国的出路。在这之后不久，上海也开办了《时务报》，梁启超再度应邀为《时务报》供稿，也在这张报纸上留下了一系列流芳百世的文章，其中尤以《变法通议》和《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两篇文章引人关注：

《变法通议》当中，梁启超慷慨陈词，犀利地指出当时“法何以必变”的问题；

而在《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中，梁启超又提到：“防弊之心乌乎起？曰：起于自私。”其中的话题直指当时愚昧的清政府，认为清政府为什么“防弊”，正是皇帝和慈禧太后“自私”地想要永久地握住“皇权”，才导致了如今的局面。

由于梁启超文笔上乘、情感浓郁，所以，在梁启超加入《时务报》后，时务报的销量大增，很多人都奔着看梁启超的文章而来，这自然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派的人们的愤怒和嫉恨，其中就有当时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

在张之洞等人的打压下，梁启超被迫来到了湖南，在长沙的一所学堂当中担任总教习的职务。尽管远离了报纸，可是梁启超却并没有放弃对维新思想的宣传，一有机会，他就为学生们讲述新思想的改变，更是不断在教学中“借题发挥”，告诉学生们，如果想改变清政府落后羸弱的现状，就必须要“维新”，从西方思想当中，学习到更多更优秀的制度。

其实，早在“公车上书”前后，梁启超就逐渐意识到，想要救亡图存，想要不再和外国人签订种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就必须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此，他还曾经在自己的文章当中强烈批判所谓的“皇权天授”，认为“君权日益尊而民权日益衰，乃中国至弱之根源”，并且呼吁“君主立宪”，“设议院”以“伸民权”，这样才能改变现状。

可惜的是，当时的清政府由慈禧太后掌权，她坚决否认维新派的想法，双方之间的矛盾逐步累积，终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一场变法在北京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实际上，早在鸦片战争以后，当时的清廷朝堂中就开始逐渐出现两种派别，一种是以年轻的、锐意维新改革的光绪帝为领袖的“皇帝派”，另一种则是以守旧掌权为主要目的的、以慈禧为领袖的“太后派”；

这当中，作为双方的“领袖人物”，慈禧太后对于日渐成长起来的光绪帝可谓是又爱又恨。爱的自然是她对于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小皇帝”，有着浓厚的“舐犊之情”，而恨的也是这个“小皇帝”，在翅膀硬了以后，就试图开始从她手里夺走权力，而品尝过大权独掌的慈禧，当然已经不愿意再就此将皇权“双手奉上”；

再加上一辈子固本守旧的慈禧，压根不愿意接受西方外来事务对于皇权的“指指点点”，所以，慈禧对于维新派的所谓“君主立宪”的想法深恶痛绝。

反观光绪帝，一方面，他确实希望在自己在位时，能为当时已经垂暮老矣的清政府注入一针“鸡血”，重新带回到堪比康乾的盛世年代，而锐意改革，看起来就像是那能让清政府重新“焕发活力”的“鸡血”；

而另一方面，维新派的革命和变法，也可以帮助他从慈禧手里夺回皇权——至于后面如何慢慢地回收到自己的手里，作为皇帝，光绪帝或许认为自己“有的是办法”。

在这样的前提下，光绪帝会选择支持维新派，似乎也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在皇帝的默许甚至于支持的态度之下，尽管有洋务派的大臣们在四处弹劾打压，可是，维新派还是在国内“遍地开花”：

在光绪二十一年前后，全国已经有各种鼓吹改革的组织大大小小将近三百余个，各式出版报刊更是高达三十多种，尤其是在《马关条约》的签订后，各地学子们群情激奋，维新变法，似乎已经势在必行。

光绪二十三年底，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作为领袖人物之一的康有为赶回北京，带领当地年轻学子们积极组织各种抗日救亡的行动；

次年三月，梁启超也返回北京，很快加入了康有为的种种行动当中。由于文采斐然，梁启超在各处撰文演说，更是不断地给清廷上书，反复强调如果想要拯救国家和民族，就必须要尽快进行维新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光绪帝力扛慈禧的威压，颁布诏书，宣布自即日起推行君主立宪制度，并广开言路，发展资本主义企业，奖励科学发明；

不仅如此，光绪帝还宣布要重用各种维新派的领袖人才，其中包括了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才，并罢免了不少当年“太后派”里的守旧老人。

种种措施一经发出，如同一颗巨石，很快激起层层涟漪，而光绪帝的种种政策，也彻底激怒了慈禧——据传，当时的光绪帝甚至收到了在紫禁城围杀慈禧以便夺权的计划，然而因为消息提前泄露，加上光绪帝始终狠不下心，才最终导致了计划的“流产”。

不过，这样的“犹豫”，也让慈禧和她的“太后派”最终取得了上风。仅仅在三个月后，慈禧便找到机会囚禁了光绪帝，重掌皇权，大臣们开始四处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被迫远逃海外，维新变法宣告失败。

在中国的农历当中，这一年是戊戌年，而也是因此，在后世人的记载当中，这一场轰轰烈烈、连皇帝都参与其中的变法，被称之为“戊戌变法”。

读到这里，或许有人在思考，当年如果“戊戌变法”真的成功了，或者开放国界，洋务革新，那么清政府是否能够多活几年、甚至于十几年，中国的近代史是否会因此而改变，中国人的苦难是否也会因此缩短几年——

清末的中国，真的能再次“雄起”吗？

令人可惜的是，答案是否定的。

实际上，早在康熙年间，清朝就已经开始自行“闭关锁国”，而康熙当年拒绝传教士，也在历史当中有所记载；

直到18世纪末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结束后，拥有了蒸汽机等一系列先进设备的英国派遣船只和使者远渡重洋，来到了古老的东方古国，想要寻找海外的市场和资源；

可是，由于当时工业革命的“风”并没有吹到亚洲，而在位的乾隆皇帝还处在“四方来朝”“大国天子”的骄傲当中，面对金发碧眼的英国人，乾隆不仅对于他们的先进科技嗤之以鼻，更是要求他们像周边的附属小国一样，对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一次对外接触也因此不欢而散。

对于乾隆来说，这或许只是他执政生涯中的小小“伏笔”；可是对于已经拥有工业实力的英国人来说，这一趟来华，让他们在见到清廷自负的一面以外，也彻底了解到当时清廷的落后军事实力，这也为后面的鸦片战争留下了一个悲剧的伏笔。

可是，对于当时的乾隆来说，几十年后的事情，他又如何能够预料到呢？所以，在当时，无论是乾隆皇帝还是大臣们，都以为自己只是拒绝了一个小国的邦交请求，甚至于在英国使者们离开了以后，他们在私下里对这群外国人进行了嘲笑也说不定。

而正是这样的骄傲、自负，和对于自己的绝对信任，让清朝早早地就开始闭关锁国，也就此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最佳时间。一步错，步步错，在这之后，清廷开始落入腐朽和故步自封，最终走向了不可挽回的结局。

另一方面，在当年梁启超所撰写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当中，也曾经提到过清朝皇帝们对于皇权的高度重视，而这也是在中国这片泱泱大地上多年君主制的深重弊端：

由于每一个朝代的更迭，都伴随着血雨腥风，所以，在登上皇位后，皇帝们对于集权和固权也就更为关注。尤其是皇权能够为各代皇帝们带来的无上尊荣，更是让无数人为之趋之若鹜，而“丧失皇权”，也成为了他们最为恐惧的一点——

毕竟，失去权力，就意味着失去了尊荣，最可怕的是，在没有了皇权加身后，连生命恐怕都无法再得到保障，这样的结局，焉能让人不为之恐惧、害怕，乃至于拼命固守呢？

所以，在种种原因下，闭关锁国，成为了当时清廷的唯一选择。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随后，中国走向了破碎和危亡的时刻，那段屈辱的历史，也成为了每一个国人无法磨灭的记忆。如今，国际上风云变幻，而国内却仍然和平、安宁，这是老一辈人用鲜血换来的新中国，也是每一代人不忘历史、砥砺前行所守护的新中国；

而作为中国新一代的主人，我们更应当以史为鉴，在飞速变化的现在，勇敢地拥抱新鲜事物，去芜取精，从中提炼出精华为我们所用。唯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高、更远，飞向更为广阔的舞台！

《政治家的故事》